村庄里的高尔夫 ——新阶级斗争的非法与合法

( 村民抱怨在球场工作受到不公正待遇 )

699个

警察进入家门的时候，腾彩荣积攒了近半年的高尔夫球，堆在一个大编织袋里放在客厅的角落。那些是他时常进入高尔夫球场的“收获”。“那是我们村的地，这就像收庄稼一样。”他对本刊记者说，他从未觉得那些高尔夫球有什么问题，“别人都是有几个就卖，我从来都喜欢攒着，缺钱再卖”。2008年11月16日，腾彩荣在高尔夫球场内捡到了一个包，他说：“里面有两个手机和一个本本，我把两个手机拿回家，本本随手扔掉了。”手机事先被调成了震动模式，出门去的腾彩荣回来发现了十几个未接电话。“我不会开那个手机，就把卡换到我自己的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说，我捡到的是一个美籍华人的包，希望我把护照归还，很重要。我看了很担心，我没有拿护照，人家找我我会说不清楚。”他当晚没做反应，第二天警察来到腾家询问，腾彩荣就交出了两个手机。“他们问还有一个护照呢？我说没有拿，他们就到处看，我家的球就那样摆在那里。警察说，你算是搭错车了，让我们顺道破了个案。”直到开庭时腾才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词，“盗窃罪”。

699个球在腾彩荣看来，不过是800元左右。“我上次卖400个，段贵友给我600元。”他说。侦察定罪却以新球价格折旧后算出了1.5万元，正好够“以盗窃罪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期。三元村捡球超过10年，他们有自己的小批发商，比如段贵友，他再加价出卖给客人，因为收过腾彩荣的球，他被判了两年刑。他给记者拿出自己的工商登记证明，上面写着“经营高尔夫球具”。现在在三元村随便进入一户人家，都能在客厅、厨房或者阳台上看到一大桶有点脏了的高尔夫球，“把球泡在洗衣粉水里，然后再用漂白粉，球就干净了，晾干了就可以卖”。当然，腾彩荣出事后，还是有一点影响，比如问到这些球的来历，村民们都有了经验，说“这是从外省收来的二手球”。再继续问下去，他们就有点说不清到底是哪个省。于是承认捡球后另一个问题更有意思，“到底如何进入高尔夫球场内？”所有人都说，直接从大门走进去，保安从来不拦。但问得多了，他们会泄露出另外的几条线路，有的在背着水库的山上，有的在高速路边护栏网的空当里，各人根据自己熟悉的路线自由进入。三元村只有靠近公路正对着“高尔夫”的几栋房子，政府出资粉刷了白色外墙和蓝色斜顶，大部分隐藏在山林的房子依然破旧。随处可见二手球被装在塑料袋里，摊在地上论袋卖，好的200元，差的几十元。因为高尔夫球场本身没有围墙，只有树林水库这样天然的屏障，“就和自家后花园一样随便进”。

腾彩荣2009年被判3年有期徒刑时，并没有关于他如何进入高尔夫球场的描述，但二审时控方加入了对于他“私自翻越护栏网”之类的文字，腾彩荣非常不满，他说：“我是捡，不是偷。那里面有我们村的林地，我的岳父就是护林队的，我当然可以进去护林，看看他们有没有毁林了。”三元村一组组长段国祥，看似强势的保证，全村人进入高尔夫球场如入无人之境。他有一个“护林员”，皱巴巴的红袖标一直塞在口袋里，在进入高尔夫球场的路上，一路摘摘戴戴地摆弄那个袖标，到达高尔夫球场门口的时候，他很大声音地说，“进去看看！”但是门岗拦截住他，让本刊记者进入。“我要进去护林！”门岗依然是阻挡的姿态，面无表情地说：“今天是周五，打球的人太多你不能进去。”段国祥开始喊“北京电视台”以及其他字眼，5分钟后，他终于进入了球场。“只是看看，没别的。”他在与本刊记者前行几步后，立刻很小声和保安们商谈起来。

腾彩荣自家的土地现在就是高尔夫球场入口处的练习场，周围被花树围绕，一个父亲带5岁大的女儿一直在上面练球。作为1995年修文县重点引进的招商项目，高尔夫球场的自然景观确实不错，紧靠着一片湖水的山地上开出了几块平地，从湖的一边开球，就能看到小球飞过湖水落入对面的球道。当然也有很多球打进了密密的山中森林，这片林地正是三元村民的宝藏。村民们从“高尔夫”开业两年后就知道了球的价值。“球是会员打丢的，我也找了一些会员，他们说愿意给我作证，说球是不要的。”拨开灌木林踩在厚厚的落叶上，段国祥有些冒汗地登上了那座不高的小山，一边走一边捡了根木棍到处拨拉，本来他是为了指出山上哪些地方被“高尔夫”砍伐光了，但目光显然瞄到了那一闪的白光。“有球！”他捡起那个脏得有些发黄的球，露出了孩子一样的笑容。

( 因砍树盖别墅，村民和球场发生过激烈争执,段国祥在描述当时的情景 )

谁的林权

“当时县里和我们说这是搞旅游，我们谁也没见过高尔夫，连认识字的都很少，只知道搞旅游好，县里当时告诉我们‘路口卖个盐葵花都可以赚钱’。”1000多亩土地在1995年以极低的价格，由修文县政府出面，和“高尔夫”签下了70年使用权协议。这份协议将高尔夫带动经济、旅游和地方发展的作用抬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由县政府、国有林场、三元村当时的负责人共同签订。于是“高尔夫”以耕地每亩4000元、林地每亩2000元的价格对三元村一组村民做出补偿，县政府通过当时的村委，给每户办理了存折，直接将款项打入卡中，没有任何准备直接拿到钱的村民们一开始完全不知情。

( 在高尔夫球场门口摆摊卖球的村民 )

高尔夫当然不同于一般旅游项目。“这里的税收以前按娱乐产业，后来改成了体育产业，降低了。”高尔夫球场副总经理王茹告诉本刊记者。来打球的人们车来车往，都是高速路，飞奔回贵阳市区，不过半小时至40分钟，他们不仅不会下车买盐葵花，甚至连饭也不在这里吃，要不就是有送餐到球场，要不就是回市区。周末去打球的也有七八十位客人，然而高尔夫球场内的酒店和餐厅都了无一人，冷清至极。经历了一开始对好车的惊叹后，村民们发现了高尔夫的华而不实。此后两年，村民们坚持不懈地上访，请到了现任贵州省法院院长、当时还是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来打这个官司，1997年将补偿标准提到了6000元和4000元。即使如此，大多数人到现在提到这个数字仍咬牙切齿：“现在一亩耕地或林地的价钱是多少？最低也要几万元吧？”王茹却说：“1995年我们这里从审批项目到土地，全部是有证可查的，我们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她也承认，“这个价格现在说起来确实比较低，但是这是当时县政府和我们谈的优惠条件之一，我们只能说一切手续都合法。”然而，村民们指着“高尔夫”自我推介的大图纸，只会说，“这块毛栗坡是我们村的，那块罗家大岩也是我们村的，‘高尔夫’毁我们的林地，现在那里面还有113亩林地是我们的”。

对于这块100多亩林地的争议至今依然存在，王茹和三元村一组，都认为这块地明明白白地归自己所有。造成这种局面的决策都来自于修文县政府，高尔夫球场出示的是和政府以及当时的三元村一组代表人的协议和土地证，三元村一组出示的是两份行政裁定书和土地证，两方的互不相让已经进行了多年，县领导都已经换了几茬。组长段国祥说，“去年‘高尔夫’和我们谈的土地价格还在补偿30万元，今年涨到了40万元”。王茹说，“纯属无稽之谈！”“贵阳高尔夫”为了保持特色，留下了林地，王茹说，“政府也支持我们，这块地是为了后期的发展，盖别墅和扩大场地”。但段国祥说，“那100亩山林和别的地一样，一直是我们一组的，到了2005年，我们看到‘高尔夫’在砍林子盖别墅，就去告状，才发现修文县政府早已颁发了308号林权证，把这块林子换成了国有林场所有权，然后又划拨给‘高尔夫’了”。

( 在高尔夫球场巡逻的保安 )

林权官司打了两年多，2005年7月，贵阳市中院先是做出判决，撤销修文县给“高尔夫”的308号林权证，确认了三元村对于林权的41号和42号两个林权证。短暂的胜利变成了一场空欢喜。这块1955年经过土改，后来又变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却并没有真正回到村民手中，他们甚至没有进入林地的权利。2006年5月村民们和“高尔夫”发生了多次激烈争执，用村民的话说，“我们真的起义了”。他们常常堵住高尔夫球场的大门，或者阻拦在别墅区施工的队伍。2007年3月7日，高尔夫球场拿出了修文县政府的2007（5号）决定，“撤销41、42号山林权证，理由是对该块地已经进行了征用，并进行了补偿”。王茹说：“我只能说我们是和政府签的合同，没有违法。”但三元村老百姓很愤怒：“‘高尔夫’老板说，只和政府谈，不和我们谈。”他们依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胜利，“他们的是修文县的文件，我们却是贵阳市中院的判决”。

乡村青年作案实录

( 三元村村民聚在一起诉说高尔夫球场的种种作为 )

腾彩荣捡球案只不过是一场针对三元村“严打”的余波而已。从他捡手机向前推10天，全村23个青年刚被共同宣判完毕。“高尔夫”和三元村的矛盾决不仅止于纸上官司。2008年1月17日，村里来了“许多警车和好多警察”，带走了20多个年轻人，此后被全部判刑。这些案子大多是对“高尔夫”建材或设施的偷盗和毁坏，没有包含捡高尔夫球的内容。腾彩荣一审被判刑期为1年零6个月，但检察院认为“量刑极轻，要求发回重审”，结果被判3年。腾彩荣再次上诉，2009年9月开庭，法院宣判他无罪，但检察院依然认为“量刑不正确”。腾彩荣最终在2010年春节前回到了家里，一年多的牢狱之灾使他更瘦了，腿蹲不下去也不容易站起来，妻子杨景丽虽然含着笑容接受本刊采访，但还是不忍心看到丈夫的腿。“本来我不愿意认罪，是警察说认罪换缓刑的，我到现在都说我是捡不是偷。”同样被判刑又改判无罪的还有年轻的段贵友，他们算是三元村里最明确的曙光和希望。

拿着材料一直等待本刊记者的老人有好几位，他们的儿子都是至今还在监狱里，有的被处以重刑。最高刑期13年，11年和10年各一个，其他都在一两年左右。他们都希望借助腾彩荣的翻案，为自己的孩子“申冤”。2008年初的“严打”起因在于两起连续发生的案件，2007年12月23日，“高尔夫”举办的“圣诞杯邀请赛”被一群半夜进入球场的人破坏了，总共毁坏的果岭草皮有50多平方米。2008年1月13日，“高尔夫”的存包室被烧毁，会员的球杆衣物全部烧毁，价值50余万元。“我们这次报案引起了重视。”王茹说，此前的报案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 高尔夫球场内的别墅区 )

在父母们提供的材料中，明确了每个青年从内心出发点到作案过程的全部翔实记录。在这些直接矛盾中，针对“高尔夫”的反而不多。“高尔夫”的落户使原本没有贫富差距的村子也逐渐出现了分化。比如被判10年的纵火者杜国荣，他在“高尔夫”担任保安两年，已经当上了保安班长，却因为与新上任的保安部经理金贵伦不和，被金贵伦开除。金贵伦也是三元村一组人，在村民们眼中他是“公开的敌人”，“最早是代表村里和‘高尔夫’谈判的，结果临阵倒戈，成了‘高尔夫’的人”。金贵伦一开始曾经在2005年左右参与了三元村与“高尔夫”的林权对抗，与他一起的还有江氏兄弟，然而他们很快开始承包“高尔夫”的工程，现在金家已经买好建材，准备在村里建造第一座别墅。与那些相聚控诉“高尔夫”的人比，金贵伦完全忙碌于为“高尔夫”新造的别墅做收尾。“本村也有有管理能力的人，但是还没有出现能和村民好好沟通交流的人。”王茹说。与杜国容相同，很多曾经在“高尔夫”承包活计或者打工的人，都和金贵伦有一些恩怨，“原本‘高尔夫’的工程都是让村里做，金去了之后很多由他转包给了外人。翻看案卷时，除了少数从犯，大多数主使者都把对金贵伦的不平衡感宣泄出来了”。

另一种心态则是常见的游手好闲和玩世不恭。毁坏草皮的领头者赵侃，在起诉书中居然有29次盗窃，两次毁坏财物，总价值20万元左右。赵侃的供述颇为有趣：“外国有个加拿大，三元有个大家拿。”“三元村有‘高尔夫’这样的大企业，就是我们大家拿的对象。身上没钱就去‘高尔夫’拿，简直比从自家后院择菜还方便。”大多数青年，尤其是跟着他一起犯罪的人，都用“耿直”这个词形容他，说他“从不做活计，却一直有钱花，做事有霸气。给大家烟抽还给我们交手机费”。他们描述和他一起去偷别墅的钢筋，“有人看见我们，他不仅不跑，还说看什么？！所有保安他都搞定”。赵侃对钢筋等财物一直有偷盗，并且有多名同伙。他对警察说：“里面做工的大部分都是三元人，就算有外地的，若敢惹我就会遭到报复，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赵侃带着人犯案大多只能用偷鸡摸狗来形容，他们有时用铁桶做筏子，漂过几十米深的水库，去别墅偷玻璃，有时只是进浴室偷点毛巾和裸体画，要不就是下水道盖或一双皮鞋。最大的就是挖草皮了，也是为了向金贵伦泄愤，还在草皮上写下了“高尔夫三匹狼死”的字样。

原罪或共生

赵侃的母亲一进屋就受到大家瞩目，她对说法是：“这个‘高尔夫’！不是它，我们怎么会家破人亡！”于是有人附和也有人耳语，“没有叮叮哪来的包包”。她却更坚定：“我儿子多乖的娃儿，都是被‘高尔夫’给带坏了。”在很多村民看来，“高尔夫”确实代表着富裕、张扬、压迫和欺诈。高尔夫球场总共有300多名员工，160多个来自三元村，而一组大概有四五十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保洁、服务员、前台和维修工，薪水很低，只比当地最低工资高一点，650元。很多人都抱怨自己或家人在这里工作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保险，我母亲工作了10年，金融危机被辞退，只拿了几千元就回家了。”这也是普通村民捡球的原因，他们必须依靠其他方式营生，可是“高尔夫”的周边项目有哪些？王茹说：“我可没有义务去教他们这些，我只想让他们有笑脸，要求他们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就遇到集体辞职。”

进入贵阳高尔夫俱乐部，从门岗到前台再到服务员，确实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并不是很规范的管理和服务。服务员们都穿着自家衣服，没有制服或任何标志性的着装，表情和姿势都和村里没两样。“高尔夫”已经开了十几年，“为什么不穿制服？”王茹指着自己身上有个标志的漂亮黑风衣说，这就是制服，可是没有人要穿，也没法要求。“我们球道周围立着非打球人员禁止入内，但每天还是有村民去捡球。”王茹说，“球场的球、一草一木都属于球场。”当然，她也要盖起连绵的别墅区，“都指着别墅挣钱，高尔夫球场挣不来，会员费3万多元，每次打球消费400元左右，酒店餐饮可以说都在赔”。不过，她还是一再强调自己管理不善，并且提醒，“你们肯定看到了很多残破的丢脸的地方，比如道路墙壁和一些粗糙的装饰物，这也是当时的贵阳市政府发文件，要求高尔夫球场赶在龙洞堡机场完工的时候，一起开业，所以我们的初期工程现在已经不行了，总体上我们和南方或一线城市的球场没法比，我明年内就会全部换完”。

谈话过程中她又接到了客人的投诉。“服务质量又是。”王茹说，“我们的公司两个老板是粤港两地的房地产商，高尔夫是第一次涉猎。本来想在西部省会城市开个球场，独一份的，肯定特好，当时谈地皮的时候谈在这里，也因为修文县政府极力促成和给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在贵阳的三县一市中，无论从交通还是资源上，修文肯定是最差的，但当时我们觉得，高速路边上，离贵阳这么近，肯定有发展的。但是后来才意识到，在西部开高尔夫，和南方或者发达城市的感觉太不一样了。后来很多西部地区的球场老板和我交流，可以说没有一家能和当地老百姓把关系搞好的。”

她只有商业逻辑：“除了那些国有或大型单位，哪个乡村镇级企业能给全员都上保险？我这里只给长期工作又优秀的人上，工资只给最低的，但绩效工资高，球童一个月从3000元到一两万元不等。但是球童是要求学历年龄的，如果三元村的人合格的话，当然可以做，问题是一个保洁，或者上菜员，连推荐酒菜或者对客人笑脸相迎也不会，怎么拿到绩效呢？”高尔夫行业收入较高的球童，大多要求中专或高中毕业，因为周边只有一个三元村，离修文县和贵阳市是一样的路程，“高尔夫”招人也不容易，“商专的来了几十个，只有几个愿意留下，觉得这里条件艰苦，城里孩子还是娇气一些”。于是总共只有300多人的员工群，有160人左右来自三元村。尽管当地人抱怨在这儿受到压榨，却无法离开。“周围也有药厂等一些小厂子一个月能收入1000多元，都要年轻有学历的，我们这些又老又不识字的进不去。”然而占据村民脑中最根深蒂固的原因，是“土地”。三元村的人有一种强烈的观念：“我们全家老小都靠土地吃喝，你们占了我们的地就得负责任。”这种想法是理直气壮的。他们经常会换算，“当时给了我三四万，够吃几年？早就光了”。■

（文 / 葛维樱） 村庄三元非法阶级斗争高尔夫合法高尔夫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