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艺术

( 《选择的艺术》 )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要做出选择。不管是做什么工作，还是吃什么饭，我们都希望有所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社会心理学博士希纳·杨格尔说，实施控制会让我们感到舒服。选择的欲望和需求是非常先天的、普遍的，在我们还不能表达自己想选择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做选择。研究发现，婴儿不仅表示他们想听音乐，而且渴望选择听什么样的音乐。

“世界领导人的选择应该是以10%的直觉确定目标，以90%的理性去实现目标。”普通人做选择时非理性的成分更大。书中说，在投票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候选人的外貌跟他们的能力画等号。位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货架两端展示的商品比货架中间的商品卖得更多。在招聘面试中，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候选人会给面试官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雨的大小会影响人们是否叫外卖，如果开始下毛毛雨，许多人就会明显地想吃快餐，但是当雨下得更大时，人们就宁愿待在家里从冰箱里找吃的。

杨格尔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开始研究人们如何做选择。她研究选择对一群3岁孩子的影响，一半的孩子被允许玩房间里所有的玩具，另一半孩子被指定了几种玩具。刚开始她想当然地以为，能够自由选择的孩子会玩得更开心。结果表明，恰恰相反，被指定了玩具的孩子玩得很开心，能够自由选择玩具的孩子则不知所措、无精打采。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乔治·米勒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研究，他发现我们大部分人在做选择时，只能处理5到9件东西。当面临的选项太多的时候，做决定变得过于复杂，决定的过程就会延迟。

人们如何做决定跟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美国人特别注重自由选择，日本孩子在做选择时则更喜欢听从父母的指导。两国养育孩子的方式就不一样。在美国，当孩子学习说话时，家长训练他们回答“你想吃哪种麦片粥？”到他们5岁的时候，问他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家长告诉孩子，他们需要学习做选择。大部分美国孩子最先学会说的词不是“妈妈”或者“爸爸”，而是“不是”。她自己的儿子两岁时学会说第一个词“还要”。日本家长不会问小孩长大了想干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还回答不了这一问题。

刚从加拿大移居到美国时，让她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是，美国的医生会给病人提供很多治疗方案，让他们自己做选择。杨格尔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好事：“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需要让病人有一种操控感。他们至少要感到自己受到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到了考虑。但应该由医生给出建议，因为在生病时病人很难想清楚最佳治疗方案。让一个对癌症一无所知的人选择如何治疗会带来很多问题。”

杨格尔去买指甲油的时候，两位营业员分别推荐芭蕾舞鞋色和淡粉色，她们说，前者更优雅，后者更有魅力。她对这种主观的区分不满意，便在学生中间做实验。20名学生，一半的人可以选择芭蕾舞鞋色或者淡粉色，另一半只能在瓶子上看到A和B。结果第一组有7人选择了芭蕾舞鞋色，认为它颜色更深、更丰富，第二组有6人选了淡粉色，还有人认为A和B颜色上没有区别。结论是，瓶子上的品名使指甲油的颜色更好看，或至少制造了有差别的感觉。对失明的人来说，她只想有一个对颜色的客观描述。盲人关心颜色的视觉属性，而有视力的人却根据外包装来评价颜色。盲人不关心品名，而视力正常的人是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之下做选择，别人给产品取了名字，使它们尽可能有吸引力。

杨格尔说，选择的艺术跟做出限定有关。方法之一是使做选择成为一种人际互动，借助别人的支持和智慧，让他们提供直觉和知识。另一个方法是给选项加以分类，比如，在刷墙的时候，不是考虑无数种颜色，而是从蓝色、红色和淡素色中选。“就像爵士乐，爵士乐手温顿·马沙利斯说，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即兴演奏，但那不是爵士乐。也许我们要学习基本的作曲方法才能知道如何选择，这样才能创造出音乐，而不是噪音。”■（文 / 小贝） 选择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