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代的公民道德

( 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隆 )

政府和个人的责任

说到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很多美国人都会觉得，这是银行家的贪婪和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不力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讨论普通公民的道德问题？实情也许不尽如此。去年2月，《时代》周刊列举了“要对金融危机负责任的25个人”，前5位依次是1位银行家、3位政府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全体美国消费者——“40年来，美国人一直在借钱、借钱、借钱，房债占收入的比例从1982年的60%上升到2007年的130%。我们享受的生活超出了我们的收入，我们当然希望相信这种生活永无尽头。”

英国政府和公民也都有考虑道德问题的必要。“银行家们的奖金，内阁大臣们的滥用公款——近来的金融和政治危机显示出道德上的失败。道德目标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它将是各党如何清理金融危机和大臣们滥用公款的后果的核心要素。但公民道德也是对选民的挑战，他们要考虑幸福是由什么构成的，想象一个不只是追求自身利益和物质所得的人性的定义。凯恩斯称之为生活的艺术。”

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隆认为，人们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责任意识的缺乏部分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怎样做才是正确的？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往往不问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们问的是，我想干什么？社会中信任的崩溃核心是个人责任的崩溃。个人责任是道德社会的基础，没有它，我们就别想希望人们思考正确的问题。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个管制、目标、契约、监督和官僚制度的世界，他们内心的道德推理的声音已经沉寂了。我们可以从大臣们的支出危机中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是规则允许的，我们被告知可以这么做。没几个人问，那样花纳税人的钱对吗？还有很多别的例子，业绩很差的经理人接受巨额分红，因为他们的合同允许这么做。”

他进而提出了重建责任的方法——分配权力：“权力过于集中，当支配权力的人不负责任时，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因此需要大规模地重新将政治权力分配给个人和民权机构。家长不是被告知他们的孩子该上什么学校，他们应该能够聚到一起，要求建设新的学校。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是处在政府的支配之下，他们能够成立雇员所有的合作社。当一个地方酒吧或邮局关闭时，社区应该有权买下这些机构，自己运作。”

( 《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危机时代的公民道德”的论文集中，收有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与他儿子、牛津大学博士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的系列通信，他们集中讨论了经济增长从手段变成目标、人们无休止地忙于赚钱无暇享受生活这一现象，以及贫富差距问题。

(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

我们时而会听到有人说，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是穷人。关于贫富差距，卡梅隆说：“经济权力也不平衡，过去，保守党以为不断增长的经济浪潮能够抬高所有的船只，但显然对于梯子的最下端繁荣的希望破灭了。工党执政13年后，不平等扩大了，最穷的人变得更穷了。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富有，但是极端的不平等会败坏道德，因为它会损害我们是一个整体这种观念。”

爱德华在信中首先提到小时候他父亲罗伯特让他读的一篇文章——凯恩斯在30年代写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凯恩斯在文章中预言，100年后，生活水平将上升4到8倍，经济问题将得到解决，工作将成为有趣的消遣。爱德华说，很多思想家都有类似的想法：密尔希望未来“没有人是穷人，没人希望更有钱”；60年代，马尔库塞说，人们的物质需求都得到满足了，多余的精力应该用于玩耍而非工作。如今凯恩斯的预言既变成了现实，又没变成现实。我们确实比30年代富裕了4倍，但人们的工作时间又变长了，休闲只是工作周期的一个中断，派对是扩展人脉的机会，假期是充电。有人说近来的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创造财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但遭到攻击的只是资本主义的机制而非资本主义本身，经济增长仍然是政策的核心。凯恩斯和密尔认为经济增长是实现一个目的的过程，目的实现后，它就结束了，但我们的立场就像哲学家大卫·维金斯所说的猪倌，其唯一目标是购买更多的土地去种更多的庄稼、养更多的猪。

亚里士多德很清楚贪婪和受制于无限、无意义的积累财富的心理学。他在《政治学》中说：“所有获得财富的人都在无止境地扩大他们钱币的数目。”他比较了坏的、无限制的积累和家务管理的高贵艺术，后者的目的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只努力获得那些对幸福的生活来说是必需品的东西。

所有伟大的世界文明的生活理想都是简朴的、审美的，为什么现在这种观点消失了呢？罗伯特认为：“部分原因是社会学上的，过去持有这种幸福生活理想的是教会和贵族，这些机构现在已经失去了公共影响力。文化精英们变成了封闭的小集团，公众从选秀节目中获得生活理想，而参加这些节目的目标不是把事情做好，只是战胜其他参加者。在思想潮流上，现代主流哲学禁止人们认为某种生活方式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值得追求，使得所有的生活方式，只要是被自由地加以选择或不会妨碍别人的利益，都是同等的。这样就没有所谓幸福生活，只有一系列被容许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在经济学界根深蒂固，所以经济学家不愿意为富足设定标准，以免被指责有家长作风。”

罗伯特分析了凯恩斯的预言没有实现的原因。凯恩斯认为，由于著名的效用边际递减法则，增长肯定会终结。小孩子的第一只泰迪熊是纯粹的快乐，第二只带来的快乐就要少一些，第十只根本带不来任何快乐。这一很熟悉的场景可以被普遍化：任何物品，一个一个地拿来，带来的效用会逐渐减少。凯恩斯跟他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把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不仅用于个人获得的物品，也用于所有的物品。他推论说，这样的增长最终必定会结束，到了某一个时刻，当需求得到满足，我们更愿意将精力放在非经济目的上。今天经济学家们不再相信这种论证，把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用在某一时刻对现成物品的消费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用在生产机器制造出来的新的或不同的物品上时就无效了。这类产品的增加实际上是无限的，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就不会减少，没有理由设想欲望的彻底满足。“凯恩斯大大低估了技术的进步，也低估了广告创造需求的力量和广告主导经济的程度。”

增长会终止这种想法还存在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对此凯恩斯也暗示过。他在《经济的可能性》中指出，人类的需求有两种：绝对需求，不管别人如何我们都会感到的需求；相对需求，那种它带来的满足能使我们觉得自己比我们的伙伴更优越时我们才会感到的需求。他说：“绝对需求也许能够得到满足，但相对需求显然不会，因为它们会按照一般水平相应地增长。我想要一辆捷豹，不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一辆好车，而是因为占有它会让我领先于自己的同辈。这样，如果他们都有了捷豹，我就需要一辆劳斯莱斯。”凯恩斯对需求做了区分之后，就把这个问题摆在一边了。或许他认为，相对需求跟绝对需求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在现代西方，消费者的花费大部分是用在非绝对需求上，仅仅是为了使自己超越别人，哪怕是社会中最穷的人也感到需要追赶别人。我们就像被困在转轮里的老鼠。如果经济增长只是为了给这只轮子供应燃料，它还能有什么合理性？

爱德华由此对前景比较悲观，他认为个人使我们走出增长滚轮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幸福生活是一种跟他人一起分享的生活，它隐含着共同的制度、共同的习俗、共同的判断标准。当别人往上爬时，你很难往下溜。”

罗伯特则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他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让简单生活的理想起到引导作用。他说：“一个紧迫的目标是不平等，自1980年以来稳定地扩大，不平等是造成人们单纯关注增长的引擎。有钱人能够获得最好的东西——顶级的学校、住宅、度假地，人们努力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更加严厉的再分配税收政策应该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不平等作用，另一个有希望的措施是给予所有的成年人无条件的基本收入，让他们自己决定干多少工作，这会使兼职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而不那么戏剧性的措施包括重新实施奢侈法，对奢侈品征税，扩大对广告的限制等。”■

（文 / 薛巍） 公民道德时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