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时代的政治交往

( 尤根·哈贝马斯 )

广播中的学术讨论

《纽约时报》2月17日的社论观察表达了对英国广播公司两套学术节目的敬重之情：“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从纳粹德国移居至美国，成为美国文化阴郁的批评者。有几位定居在南加州，他们在那里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这些天生抑郁的人专注于包围他们的失望和金钱主义。阿多诺抱怨说，它可能是天堂，但它不过是加州。BBC四台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我们的时代’，在1月14日讨论了这批阴郁的德国人。”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通过免费播客收听这一节目。很难想象美国的主流电台会用一整期节目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可是对“我们的时代”这一节目来说，这只算是一道点心。最近，这一节目连做了4期皇家学会，该学会正在庆祝其成立350周年。

“我们的时代”对法兰克福学派这期的介绍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开始研究为什么他们的祖国没有发生一场革命。虽然在1918年签订停战协议之后，德国全境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为了找出德国工人没有涌向红旗下的原因，阿多诺、霍克海默尔、本雅明等人聚集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开始把他们批判的注意力不是投向经济，而是投向文化，探寻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和行动。

“在纳粹兴起之后，他们在40年代流亡至加州。在那里，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失望加上他们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悲观主义的世界观。纳粹主义失败之后，他们回到德国，努力弄清楚他们的祖国步入黑暗的路线。在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部分文化帮助其受众顺从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影响力激增。今天，它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梅尔文·布莱格 )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关于观念史的节目。每周，该节目主持人梅尔文·布莱格邀请一组通常是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专家参与节目，嘉宾通常拥有哲学副教授、高级研究员之类的头衔。他们谈论历史、文学、科学和哲学等高深话题，有时也会提及弗洛伊德的“通过疾病获得”理论——有些人变得神经质是因为那样对他们有用。

布莱格精心准备的问题和风趣使他的节目能够吸引本来不会关心这些话题的听众。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那期节目中，布莱格问嘉宾，弗利克斯·韦尔为何出资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社会研究所？社会研究所相对于法兰克福大学是否具有独立性？既然它被称作一个学派，其成员共同持有何种观点，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对于第三个问题，嘉宾的回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都认为，哲学思考很有必要，但哲学不能只玩形而上学的把戏，陈述普遍真理，而应该以社会现实和人类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主要被用于开发自然、为资本主义体系赚钱和控制海外社会，而不是用于推进人类的解放。

法兰克福学派把他们的理论称作批判理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敢说自己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理论都要对某种特定的利益负责，但哲学应该是批判性的，批判理论的基础是当前的将来的利益，传统理论的基础是顺从当前。他们赞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交换、被替代的，没有内在价值。批判理论的任务是破除商品拜物教，关注物品本身而非其可交换性，这也是艺术的任务之一。

BBC四台还有一档节目叫“思无疆”，关注的是关于社会如何运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主持人劳里·泰勒采访教授和作者，讨论最新的、通常显得异想天开的课题。曾有几期节目讨论的是介于陌生人和朋友之间的熟人，及一种被称作“高等教育中的男孩气”的现象——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学生能够适应大学的环境，而工人阶级家庭的男生适应起来非常吃力，倾向于倒退到男孩般的行为。

节目中的讨论经常涉及对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思考，尤其注意社会阶层的作用。有一次，对驾车行为社会学的讨论提出，当两对中产阶级的夫妇驾车时，车主往往坐在前排，另一对夫妇坐在后排；当两对工人阶级的夫妇驾车时，男人往往坐在前排，女人坐在后排。

网络中的商谈元素

《卫报》报道说，1月29日下午17点38分，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写下一条微博：“网络重新激活了作家和读者组成的平等主义的公共领域中的草根。”17点40分，他又写道：“网络还制衡了广播客观和不对称的特点。”17点41分，“网络把商谈的元素重新引入了交往”。17点44分，“但是全世界几百万零碎的讨论的兴起倾向于把零碎的受众变成与世隔绝的公众”。

哈贝马斯这位80岁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长老真的开微博了吗？还是Jhabermas这个用户只是某个本应该在写关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论文的人在恶搞？后一种情形令人情何以堪：即使他是假冒的，也很快便有7000多人关注他，比一般人获得的关注都多。

人们在争辩这个用户名发布的微博是不是像他说的话，或他的德语是否地道。对微博上的哈贝马斯的真实性更有力的质疑是，他发布的微博都是他2006年一篇论文《媒体社会的政治交往：民主是否仍具有认知维度？》的脚注。哈贝马斯干吗要复制、粘贴他自己的论文？而且，现在很流行注册一个假冒的微博账户，颠覆或讽刺某一位明星。

有人很期盼哈贝马斯真的开始写微博，那样就不用去读他两卷本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了，可以去看他如何以不到140字概述他的思想。但最终，记者乔纳森·斯特雷2月1日披露说，他通过法兰克福大学找到了哈贝马斯，并成功地打通了哈贝马斯在施特恩堡家中的电话，询问他是否在写微博。哈贝马斯说：“没有，没有。那是别的人，是对我的名字不正当的使用。”假冒哈贝马斯的人在向关注者致歉后注销了账户。

斯特雷说：“根据他以前几次提到网络的情形，好像这位公共领域之父对网络没有什么认知。对此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有人认为哈贝马斯写微博，是对将来所有说微博愚蠢的文章的回应。但即使哈贝马斯不写微博，微博也一样重要，不过这个问题要由下一代理论家来决定。”

哈贝马斯强调公共讨论——作为私人的人们聚集在公共领域中自由地运用其理性、围绕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重要性。一方面，这种讨论介于日常生活世界和专家文化领域之间，从而既不像日常交往过程中那样是直接为了制定某个行动计划，也不像专家文化领域中的讨论那样局限于专家之内，并且把行动的压力完全悬隔起来。另一方面，这种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把各个专家文化领域沟通起来，对同样的问题，不同领域的专家们都尽可能使用彼此能够理解、也能够为公众理解的日常语言进行讨论。公共领域的讨论可以起到一种感受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共振板、形成公共意见和公共意志的作用。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说，任何人作为学者在读者界的全部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理性，是对自己理想的公共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或岗位上所能进行的对自己的理性的运用，是对理性私下的运用。康德谈论的读者界是指在资产阶级阶层中正在崛起的进行争辩的阅读公众。哈贝马斯解释说，那是一个文人的世界，也是一个沙龙的世界，在沙龙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参加批判性的讨论。“公共领域在资产阶级的家里被建立起来。卧室和沙龙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边的私人性与另一边的公共性相互依赖，密切相关。恰恰是在狭小的私人领域，在夫妇家庭中，培育了交往理性能力。”

哈贝马斯说，网络把商谈的元素重新引入了交往。但讽刺的是，当事实表明那些微博并非出自哈贝马斯本人后，有人感到非常生气，这证明权威和地位非常重要，微博并不是那么平等。最终，权威使得微博很像广播。很多人转发Jhabermas发布的微博，并不是因为他说的话很有趣，对了解哈贝马斯的人来说，那些内容很陈旧。他们转发不是出于赞同、反驳或商谈。他们那么做只是因为对哈贝马斯写微博感到震惊。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看来，Jhabermas是谁并不重要。如果读者和作家的公共领域真的如哈贝马斯所说是平等的，谁发布了那些微博并没有区别。■

（文 / 薛巍） 交往政治哈贝马斯时代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