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与他们之间

( 迪拜的一处建筑工地，巴基斯坦建筑工人在空闲时玩起了板球 )

到迪拜来

迪拜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向你呈现它的国际化。从机场出来，打计程车，司机是阿曼人，他说，他父亲曾在迪拜军队当过兵，自己也在迪拜生活多年，现在他每晚开车一个多小时回阿曼。“阿曼也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我为什么要成为迪拜人？”他说。阿曼是阿联酋的邻国，享受石油财富的较富裕阿拉伯国家，阿曼司机是等级高的司机，专跑机场线，机场的士起价12迪拉姆（1迪拉姆约为人民币2元），比市场价3迪拉姆起价高，属垄断价。而在市内打车，你会遇到从伊斯兰堡、白沙瓦、也门、孟加拉国等地来的司机，他们的祖国还处于不富裕甚至贫困中。一位也门司机说，他住在迪拜外的沙迦，“迪拜一张床位至少每月350迪拉姆，沙迦只要250迪拉姆”。对他来说，这100迪拉姆也很珍贵。一位巴基斯坦司机则说，“我一年前是货车司机，拉建材和石料”。

从迪拜东部老城区戴拉(Deira)商业城出发，沿横贯迪拜城东西部的主干道谢赫·扎伊德路径直向西，一路是延绵不断的建筑群，其中到处有裹着脚手架、正向高空攀升的未完工程，塔式起重机与清真寺穹顶共同构成迪拜城市天际线。迪拜总值达3000亿美元的在建项目，集中了约3万台建筑起重机，也就是说，目前全球近1/5的起重机在迪拜运转。这些项目还曾吸引了25万名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建筑工人。

如果不是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迪拜在沙漠上不可思议的繁荣神话将更让人叹为观止。但房地产只是迪拜故事的一部分。迪拜是海湾地区和更广阔的中东地区崛起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海湾国家有超过2100个在建及已批准的大型建筑项目，其总价值达1.2兆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设备、建筑车辆及机械市场。自1971年阿联酋国家建立以来，迪拜向国际自由贸易港、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的努力构成了它在30多年中增长的长周期动力。

21年前，欧杜兹·瓦法达随父亲从伊朗德黑兰来到迪拜，定居在迪拜。她住在迪拜老城区戴拉的一栋房子里，是四室一厅的宽敞公寓。进入欧杜兹家的客厅，精美的波斯地毯、古朴的木质家具、墙上色彩华丽的波斯装饰画，还有从波斯波利斯城带回的一枚古老的石雕像，一切都是伊朗风格的。“所有这些都是父亲从伊朗搬来的。”她告诉我，“我们20年来一直舍不得搬家。”

( 迪拜海豚馆位于迪拜海洋公园内，是中东地区第一个装有空调的室内海豚馆 )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父亲从德黑兰来到迪拜。他最初开了一个小小的手机店，卖手机，后来生意慢慢做大，进口和出口所有能够赚钱的东西，比如服装、电子监控仪器等。深圳发展起来后，父亲曾雇用了20多个人，让他们去那里，他付他们机票钱、旅店费，仅仅让他们在深圳购物，每个人都带回来成箱成箱的好东西，然后从迪拜卖到伊朗。因为在伊朗，进口管得很严，很多东西都无法进口，国内市场货物比较紧缺，所以他的东西在伊朗总是很走俏。现在他和我哥哥在深圳开设了一家公司，在伊朗的几个城市开设了商店，把迪拜作为联结两地的总部和枢纽。”

对欧杜兹父亲这样的传统贸易商人来说，老区商业城常常是他们的驻扎地。在这个区域，开公司必须要找一个当地合伙人，合伙人分文不出，占股份的51%。听起来是个苛刻的条件，但欧杜兹说：“虽然在合同上写明，在形式上，当地人占有51%的股权，但迪拜公司的所有权事实上仍然是爸爸的。每个月或者每年，父亲要给迪拜当地的保人一笔钱，有时保人也会上门来说缺钱，父亲也会给。即使这样，低关税、低税收保证了父亲的生意仍然赚钱。”

( 阿里·莫斯塔法 )

作为从小在迪拜长大的第二代移民，欧杜兹在迪拜的澳大利亚渥伦恭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位，说一口非常地道的英语。在她的卧室里，有一张照片，是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迪之子向她颁发的学位证书。“迪拜不同大学的毕业典礼会邀请不同的王室成员。”欧杜兹告诉我。渥伦恭大学在1993年成立时，迪拜还没有几所现代教育机构。欧杜兹的哥哥继承了父亲的生意，而她毕业后进入迪拜的苏格兰皇家银行，负责合伙人关系。遍布迪拜的本地银行，以及来自阿联酋、海湾地区、中东和欧美地区的金融机构，为迪拜提供了广大的中高收入阶层。

欧杜兹家庭在迪拜的生活是惬意的。欧杜兹告诉我，迪拜的周末是周五和周六：“周五早上，很多人都会去餐厅吃有鸡蛋、熏肉的早餐，因为平日的早晨我们没有时间吃早饭。然后我们去海岸晒太阳，下午十七八点钟回到家里。如果我的父母不在，晚上我会去酒吧和朋友们喝点什么。周六我通常收拾收拾，做完未完成的工作，做做头发、修修指甲，如果天气好，我们会开车去沙漠里露营，搭个帐篷，点起篝火，吃顿晚餐，喝点饮料和酒。我们一般晚上八九点钟去，第二天一早八九点回到市里，这样就能避开酷热的太阳。我们也去Sheesha（吸雪），也就是抽水烟，这是阿拉伯国家登台面的抽烟方式，最初起源于印度的传统休闲方式，你能找到不同的味道，比如用水果做成烟叶，浸在水里，外面用纸包上，手持烟斗，烟雾经过水过滤，进入口中，这是这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常常一起去，可以去咖啡馆，也可以去考究的咖啡厅。”

希尔凡是荷兰富通银行在迪拜的业务主管，对于新兴产业，比如金融业，迪拜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欧杜兹父亲所面临的规范，这就是“自由区”。希尔凡告诉我：“在当地法律中，如果你想开公司，你必须找到当地的合伙人，他要占51%的股份。但是对一些国际化的大银行和大公司，特别是像IBM、微软这样的公司，他们没有意愿与当地合伙人分享自己的产业。因此当地的监管者对原来的法律做了限制，设立了更加重商主义的政策，也就是‘自由区’。‘自由区'最初设在迪拜西部的杰贝阿里(Jebel Ali)人工港，现在，自由区的政策也扩大到一些产业，比如媒体、网络、金融和海洋产业等，按产业部门划分，一共有18个自由区。最后，我们选择DIFC作为符合商业逻辑的落脚地。地方政府的效率很高，3个月后我们就获得了许可证，拥有100%所有权，50年免税，也没有收入税。但你必须在这里租办公室，办公室是稀缺资源，因此价格很高。”

希尔凡说：“海湾和中东地区有很多发展的优势。我们的生意是以海湾地区为背景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们业务，但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却很有限，因为后者主要在地产。我们的业务和地产关系不大，主要是做能源、贸易和交通融资。你需要独立看待迪拜现在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源于在房地产上的过度投资和管理不善，但这只是一部分，海湾地区的整体增长是不可忽略的。”

位于迪拜媒体城的美国迪拜大学校园里，走动着许多蒙着黑色面纱的女学生和穿白长袍的男学生，但也有不少穿着时尚的年轻人，阿拉伯男孩以传统方式修剪得很漂亮的胡子使他们的身份在现代服装的人群中仍然清晰可辨。约翰·亚历山大·史密斯教授正陪同一位非洲学生去教务处换课，他需要在换课单上签个名。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10年前他受到刚成立不久的美国迪拜大学邀请，在这里创立了建筑与室内设计系。他的家就在校园旁，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住在有着宽大客厅与书房、4间独立卧室的公寓里，阳台上可以眺望媒体城这一带的摩天大厦群，这里还坐落着路透社和CNN的新闻大厦。菲律宾女佣端来中国茶和伊朗甜点。

约翰告诉我：“大学总共有3000多人，不大，其中20%～30%的学生来自伊朗，10%～20%来自阿联酋各酋长国，其余的来自世界各地。获得欧美签证相对比较困难，迪拜因此成为他们一些人的选择，另一部分是迪拜移民的子女。”10多年前，阿联酋的一位前教育部长在参观了伦敦的大学后，决定建立迪拜美国大学，当时约翰正参与一项迪拜海滨休闲建筑项目，他受到了邀请。“那个时候，我在迪拜开车，看不到尽头的公路一直延伸到远方，路边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偶尔看到零星的房子。”约翰回忆说，“迪拜沿海岸向西扩张开始于21世纪初，政府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在海岸边建设了包括阿拉伯塔、人工棕榈岛、阿联酋大厦、帆船酒店等一系列地标建筑。但在地图上，你会看到，迪拜和阿联酋的扩张路径是从北部海洋向南部广阔沙漠延伸的。迪拜在海岸修建了杰贝阿里港，附近的工业区以此为中心向南扩张；在海岸修建了尤美拉居住区，由此向南发散出更多的居住区；从在迪拜湾向南，发展出老城保护区、高档休闲娱乐区和居民区。这种由海洋向沙漠纵深分区发展的模式，在阿联酋国家很普遍，这种规划会在区与区之间留下一些空地，比如主干道南部就有一些。在分区的规划下，还有一些‘城中之城’，比如体育城、媒体城、商业城等。”

下午17点刚过，约翰开着他的奔驰，去接他在尤美拉(Jumeirah)中学读书的儿子，这所中学位于濒海的尤美拉高档别墅区，除了当地人外，还居住着来自欧美、印巴和阿联酋的中高收入阶层，他们大多携家人子女来到迪拜，随着第二代移民人口的增长，教育正逐渐成为迪拜未来的战略产业，另一个战略产业是医疗保健。约翰说：“迪拜未来的持续增长，需要创造一个内部市场和内需，这意味着恒定的人口。目前的中高收入阶层构成了迪拜的消费主体。”

身份困惑

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主干道谢赫·扎伊德路南侧，与迪拜塔临街相望。阿里·莫斯塔法透过落地窗望着塔对我说：“作为迪拜人，我对迪拜塔的建成感到很自豪。你看，这条谢赫·扎伊德大道，在我小时候还是条两车道的小路，而且全是沙。这条街上，还有我做建筑师的父亲设计的大楼，那是迪拜第一座带希腊式柱子的建筑，大家都戏称它为‘白宫’。”阿里的莫斯塔法家族是在迪拜定居的最老的家族之一，大家族有1000多个成员，其中70%在迪拜，30%在巴林。“当巴林被称为‘海湾的巴黎’时，迪拜所有的不过是迪拜湾和湾边的帐篷。”阿里对儿时印象最深的景象，是与小朋友们在沙漠里嬉戏玩沙。他在迪拜上小学中学的时候，男孩和女孩还是分班教学。在伦敦读完大学后，他回到迪拜，成立了电影公司，成为阿联酋国家的第一位电影导演。

在迪拜12月的电影节上，阿里关于迪拜的第一部阿联酋地区的电影上映，影片叫《迪拜之城》，讲的是绝望的印度司机、单纯的罗马尼亚空姐和一个叫费萨尔的迪拜贵族后代之间的故事。“迪拜已经是个文化多元的大都市了，各种国籍的人、西方与东方的文化都在这里相遇。阿联酋是一个新生不久的小国，而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状态，有点像《星球大战》里的荒漠小星球塔图因，突然之间，各个星球的生物都集中在这儿了。”阿里看到，迪拜市中心的林荫道酒吧里，印度人靠扮演他人为生，而巴基斯坦来的服务生总是以超人的记忆力和超音速的英语背唱出名字稀奇古怪的饮料单。

影片中的人物费萨尔是阿里朋友圈里各种人物故事的糅合。他说：“有一句台词真实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富起来的第一代阿联酋人与‘富二代’的关系。费萨尔的父亲对费萨尔说，‘我靠双手创造了财富，而你却在毁掉它。我给你最好的衣食住行，我的成长不像你这么养尊处优。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吗？’”

阿里说，他还是有些怀念过去的迪拜。“那时候，每个人都相互认识，是一个共同体，而现在人们之间只是邂逅。”“迪拜有阿联酋最大最漂亮的清真寺，你每5分钟就会看到一座，祈祷召唤仍然每天5次。但你也能在清真寺旁看到印度教的寺庙，看到基督教堂，这是美妙的混合。但有些时候，我会感到生活有些虚伪，也许不应该叫虚伪——你刚刚在清真寺做完祷告，然后去放着情歌的酒吧聚会——可能用人格分裂表述更恰当些。”

在迪拜法院地下一层的办公区，由于政府机关的公职基本都由当地公民担任，这里聚集的基本是当地人。阿赫穆德·阿米里律师在审完案后，邀请我去办公区的一个角落，那里收藏和陈列着迪拜人过去的生活细节。法院里所有的当地人都相互认识，他们见到朋友，便把手放在胸前问候一声，表达阿拉伯穆斯林的兄弟情谊。“你看，这是我们过去搭帐篷的柳条，”他一一介绍说，“这里，是我们席地而坐的草垫子，小时候上学堂，是一个毛拉老先生讲《古兰经》，我们就坐在垫子上。这是我们储水的箱子，我们从井里打水，蓄在水箱里，我们用驴子把水运到家里，过去，一箱水要卖10派士（印度货币，1卢比等于100派士，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迪拜曾经使用过印度货币）。还有你们中国来的瓷器，这些金属器皿是盛阿拉伯咖啡的。骆驼，这是我们在沙漠里主要的交通工具。”他倒给我一杯热咖啡——有点像生姜水。阿米里的曾祖父从伊朗来到迪拜，这个家族就在迪拜定居下来。“祖父和父亲都是做烟草和咖啡生意的小商人，我们住在迪拜湾边，那时人们的职业还有渔业、珍珠和贸易。石油的发现很快改变了我们。科威特帮助我们建立了学校，阿联酋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警察局和法院，我们获得了公民身份。迪拜的发展速度很惊人，过去的生活方式早已荡然无存。我想，我的儿子一辈还能够通过我们的讲述知道一些，但孙子一辈的人会对这一切都没有记忆了。”阿米里说。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也改变了迪拜社会。据统计，迪拜总人口已接近200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迪拜人口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当地人（包括阿联酋公民）占人口总数不到20%，其他国籍的人占到80%以上，2008年，迪拜42.3%的人口为印度人，13.3%为巴基斯坦人，7.5%为孟加拉国人，9.1%为阿拉伯人，10.8%为其他种族。这让普遍富裕的迪拜和阿联酋公民与外籍公民的关系处在微妙的状态中。

阿赫穆德属于迪拜的普通老百姓，但阿联酋的公民身份赋予了他很多令人羡慕的权利。阿赫穆德告诉我：“1973年，我进警察局工作的时候，月薪是450迪拉姆；1999年退休的时候，是1.7万迪拉姆。现在这个职位的薪水在2.5万～3万迪拉姆左右，更高的官职能够拿到10万迪拉姆。从警察局退休后，我成为一个律师，处理一些犯罪案件、民事案件、家庭案件等。现在政府每个月给我2.5万迪拉姆，律师月薪平均4.5万迪拉姆。我最初的家在迪拜湾东边的伊提哈德路，那是老房子。后来迁到了戴拉区的霍尔阿兰兹，在警察局总部附近。我们有一片地，周围围起了墙，但里面只在角落里修了两间小屋子。现在我们迁到新的房子里，叫穆黑斯纳一区，这是迪拜新建的居住区之一，就像新建的尤美拉1～3区、拉斯阿霍尔1～3区（迪拜湾南端的居住社区）一样。在200英尺长、200英尺宽的土地上，我们建了一栋大别墅，两层高，上面有6间卧室，下面是厨房、客厅和餐厅。如今，过去的两处房子出租，每月共有1万迪拉姆的租金。”阿赫穆德家有3辆车，其中一辆是路虎，一辆是宝马。他有4个女儿和4个儿子，他们每个人的出生政府都有800～1000迪拉姆的月补助，待他们成人后，每个人都将从政府得到一块土地。这些地，过去都是沙漠，现在却在酋长的带领下眼睁睁地变成了值钱的财产。

按人头分配的土地和生育补助，正激励阿联酋公民多生多育。阿赫穆德心里很清楚这笔账：“阿联酋公民的富裕，很重要的原因是巨额财富在少量人口间的分配。但阿拉伯家庭的子女人数本来就比较多，随着公民人口的自然增长，土地没有可分配的了，政策可能就会有调整。”抓住“历史的”机会多生，是家庭的利益所在，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结果。

莫斯塔法对他的自豪感很坦诚：“我们是这个城市的少数群体，但我们并没有少数人的感觉，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恰好因为我们人口少，我们被政府照顾得很好。我们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我们的水电费都有折扣。你要到这里来做生意，还需要找当地的保人，虽然有人滥用了他们的保人权利，什么都不做，白拿保费。”“我承认，我们和其他国籍的人之间有隔阂，但这道沟壑不是有意的。阿拉伯人是好客的民族，只要你迈出一步，他会迈出七步，但西方人从不愿意主动迈出这一步。”

但莫斯塔法也许简单化了这种隔阂。这道隔阂，不仅存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而且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穆罕默德·尤内德来自印度的班加罗尔，从家乡的商学院硕士毕业。由于印度自古以来与迪拜的密切贸易关系，尤内德的父辈许多都曾来迪拜淘过金，而且相对于欧美国家这些印度人的重要移民目的地，海湾国家是印度穆斯林的更佳选择，他毫不意外地选择了到迪拜国家银行(NBD)工作。他坐在迪拜湾边，河对岸，逐渐衰落的古老巴扎和雷诺表、汇丰银行相互映衬，游船和货船在水里繁忙地来来往往。一个船夫正在小船上对着对岸的清真寺祷告。他久久凝望远方，然后把毯子铺开，跪在摊子上，用手撑着地板，把身体和头深深地埋下去。就这样，他站起来，俯下身，接连数次。

尤内德指着岸边的高楼对我说：“这就是我工作的迪拜国家银行大厦。”直到傍晚他才下班——迪拜国家银行和阿联酋银行在去年合并后，他拓展存款额度的压力更大，业务更加繁忙了。他点燃一支烟，“5年前我来到迪拜时24岁，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充满着欲望，无法抵御这里的奢华和诱惑”。那时候他的月薪是6000迪拉姆，但他的娱乐开支却不小，常去酒吧和娱乐场所，基本没有存款。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近30岁的他开始意识到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信仰也愈加虔诚。现在他一个月挣1.2万迪拉姆，租一个大开间，租金4000迪拉姆，债务危机后降到3500迪拉姆。他把自己每个月的开支控制在2000～3000迪拉姆，其他的全部寄回家里，让妈妈投资家乡的房产和资产、储蓄，以及投资于妹妹的教育。他说：“我的圈子里基本都是印度朋友，我和当地人没太多打交道，他们很难接近。在NBD，和我同等职位的当地人是我工资的2～3倍，而且他们没有我的学历高。”

在迪拜，不同国籍之间的同工不同酬是公开和可以谈论的“秘密”。海湾地区最大的报纸之一《海湾新闻》曾做过一个统计，同一岗位上，工资最高的是美国人，其次是英国人和英联邦国家的雇员；下一梯队是欧洲大陆国家的雇员，比如法国和德国；再下一梯队是南非人、阿联酋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排在之后。但为了鼓励拥有足够资产财富的迪拜人工作和融于社会，迪拜政府一方面要求所有国际公司给迪拜人就业配额，另一方面把他们的工资大大提高。伊朗人欧杜兹对这一点抱肯定态度，虽然她没有上完大学、没有工作经验的同事拿着她2～3倍的工资，“这是我敬佩阿联酋政府的地方，这个政府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公民”。来自突尼斯的斯敏玛夫妇对此也没有太多异议：“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不同国籍的人只要比在自己的国家挣得多得多，那每个人都能得到满足。”

然而，这种理解并不能消除更深层次的疏离感。希尔凡和斯敏玛都住在尤美拉别墅区，阿联酋国家修建的别墅构成特有的院落。斯敏玛带我到她的院落里，从她家客厅的落地窗出去，能看到20多户别墅人家，他们围合成用墙隔开的独立社群。院落里，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还有开派对的小亭子。对面，有一家人正在客厅外的露天餐厅上烤肉。但斯敏玛告诉我，她搬到这里以后，这20多户人家从来没有一起聚过，平日里也很少见面。

欧杜兹讲了一个她的故事：“迪拜警察是很有效的，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你，但这里的人际关系很微妙，警察也会转过来攻击你。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一个开宝马的当地人在后面追我的车（欧杜兹开的是奔驰）。我开车像个男孩，就和他飙起车来。我拉下车窗，他发现我是个女的，就要求我停车，问我的手机号。我不想在高速公路上停下来，我直接加速，他没跟上来。10分钟后，我父亲给我电话，说：‘警察局给我电话，说你违反交通规则了，叫你去一趟，他们要罚你的款。’我去了警察局，警官说不出来我犯了什么规，但要我交600迪拉姆销案。我明白过来，和我飙车的那个宝马，想要我的手机号，我没给他，于是他找到在CID（刑事调查局）的朋友，根据我的车牌号从系统里调出了手机号码，结果他打过去发现是我的父亲，于是给我立了案。我必须在给他手机号还是付600迪拉姆之间选择。”

“护照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要面对的挑战，特别当它意味着不同的待遇时。”欧杜兹说。她在迪拜生活了20年，仍然需要每3年换一次签证。“你在欧美国家住这么久，会有个绿卡，而你在这里住40～50年，你也许可以申请阿联酋护照，但你必须放弃你本国的护照，我不愿意放弃，我是伊朗人。”

希尔凡来自自由惯了的荷兰，在这里，他学会了“尊重”和“小心翼翼”。“经常会有一些权贵人物出现在街上或者你身边，他们或者是当地人，或者是海湾地区的人，所以我会采取一种更加小心翼翼的态度，因为你不知道和你打交道的人是谁。”“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和友谊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很不一样的。我有几个客户是阿联酋人。这些在沙漠里生活过多年的人，非常擅长精准的定位，指出问题所在，他们很多在英国、美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与欧美商界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不是很直接，他们不会直接说不，而是会绕着表明他们的态度，直到最后你知道他们的立场。我希望我能够说，我和他们建立了友谊，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关系只是生意关系。”

文化的差异也仍然存在。“我知道一位在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阿联酋人，他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回到这里，穿上白色长袍，在一家国际大公司工作。他需要挑战他的家庭，因为他的妈妈总是在下午14点打电话给他，问道：‘你在哪里？快回家来吧！’他说：‘我在公司工作，现在是办公室时间。’他妈妈会说：‘你告诉他们，你妈妈打过电话，他们会理解的。’”

希尔凡组建的金融团队里，许多是有“地区背景”的员工，他们来自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度、巴基斯坦。“虽然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人，但因为他们的工作签证和居住签证只有3年，而且不能成为当地公民，这对迪拜、阿联酋和海湾地区来说是一个挑战，即如何留住这些人才，如何保证公司里团队的稳定性。如果他们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你很难找到支付得起的员工，即那些在这里有资产、生活开支在普通水平的真正的中产阶级。如果你要雇用员工，你必须为他们支付房补、额外开支，你需要不停进行教育投资等等，这大大增加了人力成本。”“如果迪拜允许申请永久居住权，作为一个希望在这里长期发展事业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提出申请，但我不会放弃荷兰国籍，因为我是荷兰人。”

英国人史密斯在迪拜住了10年，而且打算继续长期住下去。当被问及“觉得在迪拜是客人还是主人”的时候，他沉默良久，然后回答：“是的，是客人。”他在英国仍然享受着公民的福利和待遇，他随时可以选择回到英国。

离开斯敏玛家的时候，她和丈夫正在法语频道和安格拉举行的非洲足球杯间来回换台。而临走时，自称把迪拜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杜兹，把她客厅里那枚波斯波利斯的古老石头作为纪念品送给了我。■（文 / 蒲实） 公民权利之间他们迪拜帆船酒店迪拜酋长国酋长迪拜大厦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