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的挑战

( 2009年12月，在迪拜的一群印度工人忙完一天的工作后，乘坐小船回到驻地 )

人口红利的迪拜式修复

元永佳说，一个企业主要在迪拜开门营业至少需要租赁一个仓库、一个住房和一间店面。“现在这三样加起来就要将近40万迪拉姆的费用，再加上水电费和通讯费。”元永佳说，“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贸易额冲不上100万元人民币，你就是赔本赚哟喝。”这不仅将一些小企业主拒之门外，还让一些实力更为雄厚的企业在进入迪拜前也要深思熟虑。“虽然，中国商人仍然是排队想进入这个市场，但说实话，有很多不了解情况的试水者。现在迪拜经商的利润已经大不如前，风险增加了很多。”

另外一些迪拜希望留住的白领人士也遇到了相似问题。迪拜的“工资免税”曾被视为提高了外籍白领人士积累财富的机遇，而如今，迪拜生活费用的发展趋势正在销毁这一福利。“我上世纪90年代刚来迪拜的时候，上医院是免费的，基本药品也是免费的，但现在，就诊要收100迪拉姆的挂号费，而且医生通常会开个药方，让你自己到市场上去买药。以前挂急诊不用花钱，几个月前，这也是自费了。”元永佳说，医疗福利的削减，可能是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的体现，“加上其他生活成本上涨，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一项在迪拜开支的大头是教育。我们从迪拜工商会了解到的数据显示，随着食品和住房的价格上涨，不断飙升的学费也成为在迪拜的外籍人士送子女上学必须面临的另一个困境。统计表明，酋长国教育子女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2008年第三季度学费平均上涨16.6%。中学学费上涨最为突出。而恰恰要为此支付成本的，正是那些在迪拜购买了房产，组建家庭的外籍移民中的中产阶层。

房屋租金是学费上涨环节中的一个方面，“教育服务部门纷纷提升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学校因此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把上涨的费用转嫁到接受学校服务的用户（家长）头上”。更重要的原因，是迪拜原来的公共服务这一块根本就还没有考虑到教育资源。“政府的财政都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了，政府的想法是当外籍人士自己形成需求后，由他们自己来办学校。这样，一开始，教育资源肯定是供不应求的。”Lucy说，他的两个孩子从瑞士转学到这儿，都要提前一个月报名，更多家庭要等待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随着最近一轮学费的增加，更多的侨民将被迫无奈送他们的子女返回自己的国家学习。据迪拜工商业统计，中学收费上涨了25.2%。2005年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每人大约在3万～4.6万迪拉姆；2008年学费上限猛增至每人5.8万迪拉姆。在高等教育方面，2005年大多数学校三年制课程总学费大约在5万～12.5万迪拉姆左右；3年以后，学费攀升至6万～14万迪拉姆。

越来越多的移民家庭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不堪忍受的迪拜教育经费上涨的现实，并送他们十几岁的孩子回国接受高等教育，迪拜商会的报告称。当然，去或者留的抉择困扰着许多外籍人士并且给迪拜劳动力市场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以至于我们到迪拜不久前，这里的教育部门刚刚规定了全国的学校学费最高上限，只能上涨10%～30%。

另一项更具实质性的措施旨在挽留流出人口，并继续迪拜人为创造人口红利的方式。迪拜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回暖过程中房屋租金的暴涨，未来几个月迪拜房地产公司（Drec）旗下资产管理部门Wasl将向迪拜房地产市场投放超过5000套新的住房。一名在Drec工作的英国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们已经管理有大约2万套住房。随着新楼盘的开发，我们产品组合的总的住房数量预计将超过2.5万套。”受去年经济衰退的影响，迪拜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永久性房产向租赁房产的转变，他说，随着市场住房供给的增加，这可能帮助抑制租金价格继续走强。“今年迪拜总的住房供应可能徘徊在2.7万～3万套住房左右，2007年迪拜市政府结合发展局和迪拜房地产部门的资产根据阿联酋第14号法律成功组建Drec。该法律明文规定Drec应该是开放的商业机构，隶属于迪拜执委会（Dubai Executive Council）管辖。Drec的活动范围包括拥有和管理土地储备，其中包括一个以迪拜政府名义登记注册的相当大的房地产数目以及其他房产。其职权延伸至建设、投资和使用商业和工业土地和房产。该公司还持有迪拜一大块土地储备。不过，这些土地还不打算进入永久性房地产市场。随着租赁市场的蓬勃发展，我们很荣幸拥有一大块受我们管理的租赁资产，这将有助于帮助我们平衡市场的供求。”

迪拜的新课题

移民们生活成本的激增和本地人的安然无事，正在制造这两个群体在这座城市里的隔阂。新增人口带来的新问题还在加深这一误解。

移民的流入，并不完全受迪拜的控制。那些因为公司关门而打道回府的企业白领至少会选择体面地离开。而因为“迪拜梦”的传播，和这里的低准入制度，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把大量的失业人口带到了这里。2008年，迪拜成为阿联酋人口最多的酋长国，这个地理面积和广州差不多大小的城市，聚集了160多万人。即使在经济萧条的2009年，人口还在增长，达到将近180万人。在其中，警方至少发现了2.5万名非法移民。

这个“小政府”特色的国家，过去不过只是要面对几十万人的管理。而现在，几乎全世界每个国家在这里都有“居民”，大量不受控制的移民正在挑战迪拜的管理经验。

“不同国籍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生活经验，尤其是一些底层移民，他们来之前对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常识毫无认知，完全按照自己的经验办事。”精通阿拉伯语的周玲是阿联酋唯一得到司法部认证的司法翻译，她对我们说，以刚刚进入迪拜的中国人为例，为了减少成本增加利润，他们通常会将在苜蓿巴扎盘下的店面一分为三，再转租给其他的中国人，因为经营内容的混乱，这增加了市场管理方的管理难度。“一些中国商人还把假冒伪劣商品和假名牌带进了迪拜，以至于迪拜工商部门后来在发放经营执照时，要专门针对华商发一个提示性的Note，上面写着‘勿在迪拜销售假货’。”

去年迪拜共发生37起贿赂案件，截至今年10月份已经公布了36宗贿赂案。今年的绝大多数贿赂案件都是向政府工作人员行贿。比如向一名港务人员赠送3根金条并非法进口一批货物。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私营公司的雇员在加油站交换他的办公室签发的燃油凭证来换取佣金。迪拜酋长国绝大多数贿赂的案件都涉及亚洲人，他们企图收买的对象是机场和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

“贿赂不仅局限于金钱交易。”迪拜警察局长Al Jalaf告诉我们，“有时，还以提供工作机会、财产和美色作为诱惑。”联邦法律第234条明文规定，凡是涉及贿赂案件的人员将被判以一个月的监禁和处罚1万～2万迪拉姆。

对迪拜政府来说，管理约束种种越轨行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恐怕只有罚款。而在生活成本已经居高不下的迪拜，罚款更是加重了新增人口的负担，也加深了外地人口对本地人的抵触。

按照李明的理解，这是因为迪拜LOCAL的人口膨胀，使得政府要从外地人头上加征来补贴本地人口。“当地人感觉到了危机，如果不在外国人身上捞足钱的话，他们担心以后会没机会了。”李明总结说，“这个城市税少，但是费多。”比如“迪拜政府在主要的马路干道上收取所谓的过路费。这些收费在金融危机之前，2004年和2005年就开始了，只是在金融危机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说，超速单的价格由原来的200迪拉姆涨到了600迪拉姆等，签证过期不及时延期的罚款也相应涨价”。

“4年前，因为租金猛涨，迪拜的房屋租赁纠纷开始增多。政府为此成立了‘房屋管理委员会’，每调节一个纠纷，按标的额收取5%以上的服务费。”李明把这也视为政府从外地人头上“雁过拔毛”之举。

王婷对政府的收费也深有感触。2009年一年，他们的仓库一共被罚款了8000多迪拉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罚款的理由有仓库堆的垃圾太多之类。“我们现在去仓库都偷偷摸摸的，不敢让管理的人看到，不然他们就会来查。”

这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移民之间的矛盾也正变得尖锐，帮派这几年正在暗中形成。在DEIRA老城区的主干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招租广告。比如在一栋陈旧的两层楼房外，我们看到一张告示：仅余一席床位，只给印度、巴基斯坦或者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每个月不到100迪拉姆。相邻不远的地铁口，贴着另一张广告：4个房间，两个浴室的房子，月租金才7800迪拉姆。王婷说，DEIRA区聚集了最穷和最富的人。从事贸易的老板和他们雇佣的工人，这两个最直接接触的阶层，成为这里贫富悬殊的矛盾缩影。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误解和冲突的原因。我们在和当地华人聊天时，听到好几起华人老板的雇员监守自盗的事情。而当地报纸的犯罪新闻版，雇员杀害自己的小业主老板的新闻也多起来，凶杀的原因有因为被拖欠工钱，或者对他们以及自己的家人不尊重。

王婷本人就对店里的一个阿富汗雇员感到很气愤。她说自己刚到这里的时候，也怀抱着与人为善的心理。店里的一个阿富汗雇员，经常向她讲他们国家和自己家庭的贫穷。“于是我买水或者别的吃的时，会经常也给他一份，但他一转身就告诉别的店的雇员，说我喜欢他。”王婷说到这里时候，愤怒地瞪大了眼睛，“我后来质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却理直气壮地问我：你不喜欢我，为什么送我东西？”

在王婷看来，这些雇员和贫穷共处的方式已经是一种羞耻而不能激起同情：“他们向我的丈夫借2000迪拉姆，但过两天又会伸手，说要借钱寄回家养孩子。我丈夫问他，前两天刚借给你的钱呢？他们会‘嘿嘿’。‘嘿嘿’的意思就是嫖了。”

早上9点，公司的印度翻译才来到店里，两个在狭小的空间里终日相对的工作搭档居然连“早上好”都不说。当这个印度人进店铺的时候，他的漠然和漫不经心让我们以为是一个随便进来逛逛的客人。“他欠我们家好多钱。他的工资是2500迪拉姆，在市场上普通的翻译只有2000迪拉姆，他因为做的时间长了，我们给他的薪水是2500迪拉姆。他会经常向我们借钱，每次借的数量不大，但如果你问他还，他们就会很愤怒地说，这么点钱，你们还要我还。我现在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他们不会因为你借钱给他觉得感恩。他们觉得我们比他赚得多得多，借钱是天经地义的。”王婷说。

更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当地一个刚被警察局逮捕的阿富汗人Rahmatallo。他偷渡进迪拜18次，在此期间一共实施了80多次盗窃。他不断被抓住，判刑，服刑，驱逐出境，然后又不断地重新回到这里。他告诉当地媒体：“迪拜是一个宜居和偷窃的好地方。”贫富悬殊正在削减着犯罪的羞耻感和不正当性。2009年，他又被抓住了，这次被判了3年。他入狱前给出的承诺是：“我一定会再回来这里。我喜欢偷富人的钱。”

“这只是一个人口不到200万的迪拜。如果真的有一天这里有5000万人呢？”李明问道。■（文 / 陈晓 朱文轶） 挑战王婷迪拜地铁迪拜迪拉姆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