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所理解的尼布尔

（文 / 薛巍）

( 尼布尔和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美国历史的反讽》 )

人类的有限性

12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的获奖感言被认为采纳了尼布尔的思想。《纽约客》的亨德里克·赫茨伯格说：“奥巴马是第四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其他三位要么是在第二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要么是在离开白宫之后很久（卡特）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只有奥巴马的获奖演说才会在未来被阅读和引用，他既受到了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政治形而上学的熏陶，也受到了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面对现实的自由主义，对偶然性、对历史的悲剧感、对人类不完美的意识的熏陶。”

历史学家威廉·李·米勒在听了奥巴马的演说后说：“我觉得好像我们从头到尾听到的是一位在职总统发表的尼布尔式的讲话，不仅在当他为有时正当地使用武力辩护时，还在他说到国家首脑的责任，他们相互之间的友爱、公正与和平时。我敢说写这篇演说稿的人——想来是奥巴马本人，不知他怎么会有空——正在读尼布尔的书。”

美国政治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出生于1892年，于1971年去世。《大西洋月刊》2007年的一篇文章说：“去世后，尼布尔成为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同义词，政治现实主义这一思想流派把国际利益置于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革计划之上。”

2005年，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纽约时报》上曾撰文说：“尼布尔的现实主义在嬉皮士的60、70年代和雅皮士的70、80年代不再风行，到了除魅的90年代又重新复兴。赋予他的活动以统一性和力量的是他对生命悲剧、历史的反讽和人类容易犯错误的感觉以及对责任的信念。”尼布尔认为，人类既有创造的冲动，也有破坏的冲动，对他人的关切会被对自己的过度关切、权力意志和个人在历史中扮演上帝的诱惑所超越。尼布尔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政治观点：“人类实现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人类非正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需。”

尼布尔思想的复兴表现在，对战争持相反立场的美国政治人物都把他奉为先驱。麦凯恩说他清晰地说明了正义战争的代价，奥巴马说尼布尔是他最喜爱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他阐明了世界上存在邪恶这一有说服力的观点。那么，到底谁对尼布尔的理解是准确的？

尼布尔坚持说他不是神学家，他专注于社会而非上帝或个人，使他更接近马克斯·韦伯而非乔纳森·爱德华兹。起初，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1916年，他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战争是“国家对个人犯下的罪行”，因为它要求年轻人为没有永恒价值的目标献出有永恒价值的生命。但到了30年代中期，他成了自由主义者。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他批评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天真、不作为和自信的改革而非使用武力对付邪恶。他根据他的人性观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他认为，人类是极端自利的，而道德的人可以通过良心、自律、爱和寻求自身利益的部落、国家等社会组织检讨其自私的天性。每个人的动机都是混合的，社会秩序的实现要通过武力威胁，所以社会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国家间的和平要通过武力实现，所以总是不安稳、不公正的。

历史中的智慧

尼布尔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195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的反讽》。他解释说，美国历史之反讽在于，美国人是善恶交织的。起初，美国的目的是在一个腐败的世界中建立一个新的开始。美国的繁荣使他们相信，美国是如此道德，只有怀有恶意者才会批评其行为。但外国人认为，美国人既天真又是残忍的帝国主义者，反讽的是，美国的力量破坏了其美德，使美国人过上舒适生活的技术也将他们置于世界事件悲剧性发展的中心。美国应该认识到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像原子弹这样的武器，赋予了美国前所未有的力量，但也给了他们可怕的负罪感。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建立共同体，当心其行为不可预期的后果，意识到当代人操纵历史的自负，以谦卑指导其外交活动。

1943年，尼布尔写下了由33个字组成的安详祷文：“祈求上天赐予我平静的心，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赐予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并赐予我分辨此二者的智慧。”这不仅是祷文，还是尼布尔对战后美国如何运用其力量的建议：要努力区分对力量勇敢的运用和愚蠢的运用，武力能够带来必须的改变，也能造成凶残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在哪里才能找到尼布尔所说的智慧？“不是在他说的警句和宣告之中，也不是在他签署的请愿书中，在他的历史感和关于人在历史中角色的阐述中。人们通过历史知道人性的脆弱和世俗力量的限度，战争的残酷，历史是对民族自豪感的约束。”

尼布尔在《光明和黑暗之子》中说：“建设一个世界社群的任务是人类终极的必需和可能，但也是人类终极的不可能。它是必需和可能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在自然过程中延伸人类自由的过程，至今达到其普遍性。它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虽然其自由不断增加，但是一个置身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有限的物种，不能建设任何缺乏特定时空基础的文化或文明结构。”

美国学者麦克拉肯·李指出，奥巴马演说中关于有时需要动用武力打击邪恶、拒斥非暴力、在终结暴力冲突上的反乌托邦立场确实很像尼布尔。但奥巴马的演说缺少尼布尔思想中一个关键的主题：对我们的动机深深的怀疑和对人类自欺能力的体察。

尼布尔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仅是说要认识到外在的邪恶，还关于对我们内在的邪恶保持警觉。尼布尔说，国家几乎总是必然追求自身利益，是靠利他主义的忠诚于国家的国民支撑的利己主义者。这种利己主义者不免要用伪善来呈现自己，尤其是当国家把自己说成是普遍价值的承担者时。他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写道：“也许国家最突出的道德特征是其伪善，我们已经指出自欺和伪善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恒久元素。这是道德向不道德的进贡，或者是少部分人得到大部分人奋不顾身地支持的手段，只有当他们伪装时理性的人才会同意。人们永远无法确定这种伪装是做给外界的观察者看的，还是欺骗自己。这种个人缺陷在不道德的国家自然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不道德的国家，不诚实会是必然的政治政策，如果国家要取得个人忠诚和献身，个人把国家看成他自己的特定的独一无二的群体，又把它看成体现普遍价值与理想的群体。忠诚和献身这两种要求，一个触动个人的感情，另一个说服他的心智，相互之间是不一致的，只有通过不诚实才能得到解决。这在战争期间尤其明显，在国家处于进攻或自卫（总是可以用后者来理解前者）时，国家的存在才变得如此明显，以致能够激发公民最强烈的激情和不加批判地献身。但这种时候，国家宣称自己的独特性也与其普遍价值的化身的印象冲突，这种冲突只有用欺骗来化解。”

奥巴马在演说中说，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麦克拉肯指出：“奥巴马这番话没有提到尼布尔反对的越南战争，没有提到柬埔寨、中美洲和其他美军不被感激的地区，他的做法正是尼布尔所描述的：把美国的利益等同于人类的普遍渴望。他也许比他的前任说得更加精致，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奥巴马不是错在说战争有时是正义的，而是错误地忽略了美国人的动机必须接受最严格的审查和怀疑，尤其是在经济精英对政策制定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康德说过，到底是一部分人还是全体国民决定是否发动战争，这影响着永久和平的前景，因为如果是共和体制，全体国民都将从战争中获益的话，打赢战争的收益平均到每个人非常少，就不会热衷于发动战争。如果领袖是国家的所有者，他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就能决定开战，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堂皇起见而对战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做着准备的外交使团去办理。■ 理解尼布尔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