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与孩子们

（文 / 李鸿谷）

( 谷牧全家福 )

“我们家的孩子，都特佩服我爸爸！”

“为什么呢？”

“他会武术啊！会翻跟斗。他60多岁的时候还能倒立，70岁80岁的时候，一弯腰，双手手掌可以轻松地拍到地面。柔韧性多好！”在谷牧灵堂的西侧房，说起父亲，谷家老二刘会远面对本刊记者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开头。找到这个起点后，一切开始变得顺畅：“后来，为了写他的传记，我还去采访过那些人。海军上将李耀文，是我爸爸的小学同学，跟我说起来也是：他读小学时就开始练武术了……”

刘会远在家里被妹妹称为“书呆子”，他那一拨百万庄的同学，都热爱文学，他也不例外。“诗人郭路生、电影编剧李平分都是我发小……”刘会远的青春记忆跟父亲相关的是各种书籍，“当时我爸爸每个月在家庭开支中固定有50块钱的文化费，基本上他都买书了。当时有内部的黄皮书、灰皮书，出一本他买一本，一本也不漏。这些书，我就跟着看”。后来，刘会远在“文革”结束后，是那出十分轰动的话剧《绝对信号》的编剧之一，那部戏当时在北京人艺和铁路文工团连演的场次都在100场以上。现在的刘会远，果然按着他曾经的喜好，成了一个大学老师。

当时，在妹妹刘燕远的记忆里，这个“书呆子”哥哥却是跟一场“打架”有关。这场架是谷家孩子共同的记忆。

( 谷牧长子刘念远 )

“文革”期间，一天晚上下雨，刘会远和弟弟刘宪远两人披着黄色的雨衣回来，这件黄雨衣是谷牧经常用的，一进门，过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打门，说是造反派要来抓谷牧。刘会远和弟弟当然说父亲不在，谷牧当时也真的不在家。造反派不信，要冲进来。刘会远跟他们讲道理：“你们知不知道《七·三布告》？你们知不知道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正因为这样，刘燕远跟本刊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来，才说这个哥哥是“书呆子”。造反派哪里听这个，用大煤块砸破了谷家大门与玻璃，弟弟刘宪远火了，操起家里挂窗帘的铁棍就往外面刺，双方不相让，谁也不敢冲进来。谷家最小的是女儿刘燕远，她和老奶奶住的屋正对着大门。“我当时听见咣咣砸门，就推开门看。我刚一推开门，就听见我四哥喊，‘关上！’我就赶紧关上，一个大煤块就砸在门上了。我小哥哥刘宪远特别勇敢，用灭火器滋他们，才把他们挡在了门外。”造反派也是一群年轻人，他们翻墙从后院爬上二楼，抓住了谷牧的夫人牟锋，把她押下楼。这样在母亲的命令下，谷家兄弟才放下武器。造反派坚决说谷牧在家，结果找不着。一会儿，外面有人大喊：“抓着了，抓着了！”造反派在院子里葡萄架下抓出了一个老人，以为他就是谷牧。结果抓的是谷牧家的炊事员——这次未能抓住谷牧，造反派于是勒令炊事员离开谷家，回机关。被周恩来总理保护，住在中南海的谷牧，因为家里没有炊事员了，只能自己到食堂里打饭吃。

这个时候，谷家老大刘念远从西藏回来探亲。

( 谷牧三儿子刘历远 )

在西藏当了5年兵后，1967年，刘念远第一次回北京深亲。高考前6天，刘念远放弃高考，去当了兵——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周总理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说蒋介石要窜犯大陆，印度也欺负我们受灾。我没有儿子，我送我的侄子当兵，我号召所有的干部都送自己的孩子到前线去锻炼一下。我父亲站起来说，我的儿子高中毕业，我送去！”这样，刘念远就成了军人。谷牧的这一选择，谷家老三刘历远说：“周总理在国务院的会上表扬说，所有的部长要向谷牧和万里同志学习，谷牧把他的儿子送到了前线，送到西藏军区。万里鼓励自己的大儿子万伯翱带头下乡。”

刘念远回到北京，结果却是找不着爸爸。“我妈妈找到余秋里。余秋里说：你叫老大，就说是搞外调的，我叫我秘书接他进来。5年没见了，怎么能不见呢。”刘念远回忆说，“当时中南海规定不准和子女私自见面，不准通风报信。我当时坐公交车去的，我在传达室说，我和余主任约好的，西藏军区派来的。我带个介绍信，他秘书把我接进去了。”

余秋里告诉刘念远：孩子，有好多东西你爸爸不方便跟你说，你要相信你的父亲，他绝对不会是叛徒，绝对不会是特务。他负过重伤，为人民出生入死。

刘念远自然留下来跟父亲还有余秋里一道吃食堂。“正在我们三人吃饭的时候，李先念进来了。我们三人都站起来了，余秋里说，报告李副总理，是我让谷牧的儿子来的，违反了纪律。李先念说，这是什么世道，父亲见儿子也违反了纪律，岂有此理。当了5年兵，为什么不能见你父亲。孩子，你在西藏是好样的！”

父子相见，最重要的当然是了解彼此情况。刘念远记忆中的那一时刻，“我哭了。但是，我爸爸还是控制住了”。回西藏后，刘念远又在西藏的部队待了10年，1977年调回北京进了总参，后来以少将的身份退休。

1967年1月30日，谷牧从西南检查大三线建设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被建委造反派绑架。随行秘书李灏当然马上报告周总理，第二天总理派人把谷牧营救出来。之后，就被周总理“藏”进中南海。当时，谷牧被打成了“二月逆流”小爬虫。“后来被保护在中南海的时候，我爸爸和余秋里同样是周总理左膀右臂。我父亲写过‘三只胳膊’，因为余秋里是独臂。当时就帮着周总理干活，其他的人全都打倒了。”谷家老三刘历远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叛徒。这个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我父亲当地下党的时候曾经化名叫‘刘曼生’，造反派在国民党的特务档案里，翻出一个叫刘曼生的，是天津情报站的站长。解放以后被共产党判了刑，他们就说那个人就是我父亲。”

住进了中南海，无法跟家人见面，谷牧后来告诉孩子们：当时他最惦记的就是几个孩子。老大刘念远去西藏当兵去了，没问题。女儿最小，也没问题。但老二刘会远高中、老三刘历远初中，老四刘宪远才小学六年级，这几个最让人担心。

孩子们的出路何在？刘会远后来下了乡。刘历远也报名去当兵。“去的是保定的38军，是我们国家的精锐部队，到了部队没两天，造反派就发函、来人，说我爸爸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部队肯定容不下我啊，政治上就不过关。但这个部队又是我爸爸在山东滨海军区当政委的老部队，我所在的团是滨海军区的老四团。领导就跟我说呢，你先回北京等你爸爸的叛徒和历史帽子摘了，你再回来。我们给你留着军籍，留着军装，牙膏、牙具什么的。果然，两年之后我回来时都给我留着呢。”刘历远说。

虽然很不情愿，刘历远也只能回到北京。当时刘历远初中毕业没多久，找不着爸爸，也找不着妈妈，没人能够帮助，结果也被抓了，被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北京市少管所。

从这个少管所，到后来西城分局的学习班、北京市公安局办的学习班——“黑帮子弟学习班”，刘历远被整整关了两年。他回忆：“不光我一个，叶剑英家的叶选平、叶楚梅和邹家华；贺龙家的两个，贺鹏飞和贺黎明，还有亲侄子贺新州；薄家三个儿子，薄熙勇、薄熙来、薄熙成；郑天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家的三个儿子，郑京生、郑小虎、郑小武；陆定一家的陆德；彭真家傅亮；谭震林家谭小六；李井泉家的李新桅、张华川；林峰的儿子林炎志……一共是56个‘黑帮子弟’，其中（父亲职务）部队最小的是少将，地方最小的是副部长。关我们的目的是每天让我们写材料，揭发我们的父亲，他们怎么把我们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的。”

刘历远在少管所及学习班的前一年是不许探视的，后来才允许父母探视了。刘历远告诉本刊记者：“就在我快放出来之前，有一天我母亲又来了。我母亲每个周末都来看我，那天，她趴在我耳朵上说：你爸爸来了，他在三道电网外边，你站得高点。我就站在那个碾玉米的碾子上，站在上面看。看我爸爸穿着黑呢子大衣，戴着个帽子，围着个围巾，在冰天雪地里来回走路。当时，我爸爸走到少管所门口，少管所的队长拿着个名单念‘68号！’我是68号，我妈妈喊：‘到！’就放你进去。那我爸爸就犹豫了一下，说‘我不进去了。如果我的儿子是犯人，我就跟他断绝关系了。如果不是犯人，早晚有一天他会放出来’。这个监狱的门我不能迈进去。当时我站在那个石碾子上掉眼泪，拿着帽子对着我爸爸挥，我爸爸拿着鸭舌帽跟我挥。我就说……哎呀，我一想起，就难受。虽然我爸爸那么严厉对我们，但是他有亲情。关心和爱护我们。他到监狱去看我，去监狱是一种耻辱啊！”

愁苦之外，刘历远的青春记忆也未必全是灰色。“我们在里头其实也挺开心，贺鹏飞啊，都是好朋友，互相照顾。有一次我们和犯人踢足球。他们都是18岁以下的送到了少管所，18岁以上的就送到监狱判刑了。我们这边也是十几岁，我在监狱里面过的18岁，最大的也就是叶选平他们，当时是40多岁。那天我一共进了9个球。我们这边关的女生，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女儿，廖汉生的女儿，还有好多女孩子，她们就说，谁进一个足球，就给谁一个窝头。那天晚上她们拿一个竹竿挑着一个塑料袋，说‘给刘历远！’给了我9个窝头。我们在里头很团结。这个少管所的信箱叫789信箱，我们简称是789学习班。前几年有一个作家还专门写了本书《789集中营》。”

在刘历远的印象里：“父亲不太喜欢跟我们说话，他就是在饭桌上让我们讲讲在外面听到了什么，或者来了客人让人家讲一讲外边的新闻。很有兴趣地听，但是他不表态，或者笑一笑，我们从他的表情里看他是赞同，还是欣赏，还是反对，能看出来。但是他是特别谨慎，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如果家里来了客人，老同志啊，首长啊，点名要见孩子。握完手就让我们出去，不许听他们谈话，饭桌也不准我们上。他谈话有时是机密，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连我母亲都这样，不准上饭桌。”因为这个原因，谷家孩子并不太知道父亲的工作及贡献，很多传奇还都是从父亲的回忆录里才了解。

刘历远的经历特别，有趣的故事不少：“有回叶选平来我们家，他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了，来我们家谈工作。他来了点名要见我。我叫‘选平大哥’，跟我拥抱啊握手。我爸爸说，你怎么叫人家大哥啊，我说他弟弟妹妹跟我是同班同学啊，叶帅大儿子小儿子年龄差很大的。我们在监狱里还关一个屋，不叫大哥叫什么啊，我爸爸没法说什么了。选平说，就叫大哥。”

刘历远从少管所放出来，谷牧正好在家里：“我给他鞠了个躬，我说感谢政府的改造，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爸爸一拍桌子：‘什么政府！你是革命的后代！’犯人说接受政府的改造，每天吃饭前都要感谢政府，所以我从监狱里出来说的那些个话啊，我爸爸听着多难受啊，才会说‘你是革命的后代，你是共产党的后代，什么感谢政府！’”

“刘曼生特务”的那个帽子，周恩来按造反派所指，派人重新调查，结果后来还真找着了刘曼生的小老婆。她告诉调查组：“我先生如果还活着已经100多岁了。”这样，谷牧的特务之名洗清。历时两年，谷牧的历史问题、特务问题终于全部弄清楚，恢复了组织生活。这个时候，在妈妈的上访努力下，刘历远才从监狱里出来。

接着刘历远也经历过一段下乡生活。当母亲听到部队还给他留着名额时，对刘历远说，“你还是到部队当兵吧”。这样，刘历远又回到了38军。后来，刘历远一直在38军、武警部队工作。最后从公安部边防军大校的职位上退下来。

刘历远回到部队，谷牧也去了部队，他到了基建工程兵。稍后，谷牧给儿子寄了一张军装照，在照片背后写了一首诗：“二十年前老行伍，五十五岁重当兵，不是刚愎逞豪壮，再学再练心更红。”1974年，谷牧恢复原职，回到国家建委，他去38军看过刘历远一次。几个孩子里，谷牧去部队看过的只有他一个，这自然让他快乐无比。“可能因为我为了他的事倒霉，在北京坐了两年牢吧。”这次见面，虽然父子俩甚至都没一起吃顿饭，但儿子刘历远还是知道了爸爸的这段军旅生涯：“他在基建工程兵蹲点，在四川江油。后来我在部队里去江油出差，在江油的一个基建的小工厂，那些工人说你爸爸在这砸钉子，改造。军代表传达的是蹲点改造，周总理交代的是蹲点总结经验。反正我爸爸是历史问题查清了，但是还没得到重用，在那砸钉子，干活，把弯了的钉子砸直。他后来下到基建工程兵下到连队，让他住连部，紧急集合连长偷偷不叫他，他还跟着一起跑，一起爬山。他岁数太大，55岁，动作慢嘛，就没打算让他去。他还是咬着牙，带着个警卫员，就去了。他到部队看我的时候跟我讲：我身体不错，在部队锻炼得很好，连紧急集合都参加了。”

就在刘历远茫然地从部队回到北京之际，他妈妈带着女儿刘燕远去到江西五七干校；稍后，1969年，最小的弟弟，当时只有15岁的刘宪远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在家里是乖乖女，在校是好学生的刘燕远记得她有一次看爸爸的日记，有一篇记着：“今天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只有小燕都是5分。”记日记是谷牧一直保持的习惯。刘燕远回忆说：“他一辈子每天都写。他的日记全是线装本，蝇头小楷，竖着写。战争年代，敌人追击，没法带走，十几本日记让警卫战士放在水缸里埋起来了，后来这些战士都牺牲了，就再也找不到埋的地方。特别遗憾。当时是在大青山，山东沂蒙那一带。他老说，哎呀，什么时候会不会谁挖到了，以为是什么文物呢！”

父亲与哥哥们的关系状态，从最小的孩子刘燕远看来“很严肃”：“再热的天，他们也不敢光着脊梁吃饭。成人以后也不敢当着爸爸的面抽烟，看见我爸进来了，要么就掐了，要么就自己出去抽。我三个哥哥当时都在八一中学或者小学上学，其实爸爸派个车把他们三个一块接回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但爸爸坚决不同意。八一中学当时是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到了周末，校门外边一片小汽车。可我家是每星期发给他们一人两毛钱，从百万庄我们家到八一中学，要倒一次车，车票是五分钱，来回正好两毛，要是三个哥哥结伴回来想买冰棍了，那就得自己走一段了。”

和妈妈待在江西清江县五七干校时，刘燕远在镇上的中学上学。1969年11月，谷牧的问题调查清楚后，在机关做检查获得了群众通过，后来又到干校向群众做检查。在干校他专程去镇上看了小女儿。刘燕远对本刊记者回忆：“那天中午爸爸带我出去吃了一顿江西的米线，吃饭的时候问了我许多学习生活的情况，吃完以后把我送回学校。告别时我哭了，那时候离开北京那么久了，好不容易看见爸爸了，就特别不舍得他走。他走出去很远，回头跟我招手，我就一直站着，流着泪。后来爸爸给我写的信说，小燕你长大了，懂事了。我心里觉得爸爸真好。”

在刘燕远的印象里，那顿江西米线，“实在太好吃了”。“当时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分钱一个菜，都是辣椒，我只好买半个菜，两分钱。但还是把我辣得受不了，就把辣椒都挑出来扔了，当地的贫下中农子弟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浪费，后来我们就练着不敢吐了，再辣也得给咽下去。”

在那种情形下，刘燕远也非常好强。“当时我在干校表现也挺好的，挑担子别人挑一筐，我能挑两筐，晃悠晃悠的。那些干部都说，这孩子表现还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当时都算是‘黑帮子女’，如果你表现好才能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在干校表现不错就入团了。”上高中的时候，刘燕远和妈妈终于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110中学上高中的刘燕远，当时也很积极努力，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我记得有一次团支部发展新团员，我很晚都没有回家，大概有22点多了。爸爸就找到学校来了，我都不知道他黑咕隆咚地怎么找到的学校，他就是担心我没吃饭。可是当时传达室的老头也不认识他，他刚恢复工作没多久。他白天辅助总理恢复经济工作也很忙，晚上看我很晚没回来还跑到学校来找我。后来传达室老头就把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叫下来。他就问：‘你吃饭了吗？’团委书记说吃了。‘你知不知道你的学生还没吃饭吗？’团委书记就很尴尬，赶紧问，‘你找谁？’‘我找刘燕远。’团委书记赶快叫人把我从楼上叫下来。当时我觉得特别丢人！我在那组织团支部发展大会，本来是一个特别庄重的事，他那样，好像我一个特别落后的父亲来叫我吃饭，叫我也很尴尬，我非常生气，就说：‘你回去吧，我不用你管！’当时我爸根本就没能进学校门，隔着铁栏杆，就让我把他给训斥回去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悔的，当时真是不懂事，不理解父亲的爱！”

曾经做过编辑出版工作的刘燕远对父亲的回忆录出版颇有“意见”：“他的回忆录早就成稿了，他就是不出。2005年他的老部下、老同事都动员他出自传。他当时也动心了，还请宋平叔叔给他写了序。但后来他又不想出了，一个原因是他还想再充实书稿，但除了严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愿意张扬自己。我说他，爸爸你都写好了不出干嘛用呀！他说，那我就束之高阁，留给后人。他不愿意宣传自己。”

然而退休后的谷牧，留给后辈们更多的是有趣的回忆。“他特别爱喝酒。除了早餐不喝之外，中餐和晚餐，一顿饭要喝三杯酒。他每次都会为这点酒斤斤计较。”刘燕远回忆说。刘燕远的女儿张若虚是这一辈孩子里最小的，从她还没桌子高的时候，就负责每天踮着脚给爷爷倒酒。张若虚跟本刊说起她的角色，很好玩。“因为姥姥还有我妈就规定他三小杯，他就老要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跟我说，再加半杯！他老说，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酒。每天为这个酒的事啊，要跟我们打半天。‘我刚才那三杯不够，你们倒太少了，再高一点，再高一点。’有时候耍赖，‘就两杯，你们记错了，还有一杯呢！’他藏酒，把没喝完的酒瓶子藏在沙发后头，晚上睡觉前偷偷拿出来再喝两口，跟小孩似的。早年比较爱喝茅台，但那个酒刺激性大，后来就喝威士忌什么的。其实医生给他酒里面兑了水，他后来就默认了。有时候人家请他出去吃饭，人家说谷老喝茅台！他会说：‘我有自带的酒。’就让警卫员拿出准备好的小酒壶。后来他出去打球都带着小酒壶，打了一半的球，就拿出来喝两口。出去吃饭就用自己的小酒壶自己倒酒，其实是掺了水的。他也特别爱运动，以前是打高尔夫，后来医生说岁数大了不安全，就去打那个台球。就在文津街俱乐部打。每天晚上都去打，只有星期五晚上人家休息，他不能去，他就把那天叫做‘黑色星期五’。”显然，在晚辈们看来，谷牧的乐观是天然的，长孙女刘诗源说：“我们从来没听他有过抱怨。晚上我们经常会说，给爷爷加一个下酒菜。”

让儿子们佩服的“会武术”的谷牧身体当然挺硬朗，但经常陪他去北戴河疗养的孙辈们，却未必这么看。穿上泳裤后，“能看见胸前好大一片疤”，张若虚说，“挺吓人的”。刘燕远解释说：“我爸爸是斑痕体质，子弹从前胸进去，从后面出去了，斑痕就长成一条了。他穿游泳裤时不就露出来了嘛，游泳上来的时候，小孩们不懂，就：‘哎呀，爷爷你身上怎么那么可怕呀！’”这是抗日战争时受的重伤。

显然，谷牧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想法，他的努力促成了日本政府对华的贷款。这其中当然有冲突，刘燕远说：“电视上就放我爸爸和日本人谈判的新闻，我老奶奶看着，坐在那就用拐杖直撞地，骂他：汉奸！她觉得日本人把我儿子都打伤了，日本人进村把我们房子都烧了，灶台都砸啦，怎么能跟日本人友好！老奶奶特生气。”

对于父亲，孩子们的评价超越了单纯的家庭与家族：“他们那一辈人了不起！”■

（本文部分图片由谷牧亲属陆晓斌提供） 孩子谷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