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摩加迪沙

（文 / 蒲实）

( 满载武装人员的车辆在索马里摩加迪沙街头疾驰而过（摄于2008年） )

军阀割据

今天的摩加迪沙是无法进入的禁区。非洲24小时新闻频道(A24)的创办者萨林·阿民(Salim Amin)过去常派记者从肯尼亚去索马里做报道，他说：“现在情势危险，我们已有一段时间不再派任何人员去索马里，那里几乎不可能给外国人提供任何安全保障。如今摩加迪沙也没有NGO（非政府组织）或援助机构继续驻扎。”路透社编导帕特里克(Patrick Muiruri)发了封“警告信”：“很多外国人和记者被抢劫、绑架和杀害，去那里？就两个字：不，不！”

1991年1月，索马里作为一个国家从世界地理版图上消失了。这一年7月，胡塞恩·亚当(Hussein Adam)从美国回到离别5年的首都摩加迪沙，发现一切都变了模样。西亚德·巴雷总统被联合反对力量推翻，中央政府一垮台，马上陷入军阀混战。“摩加迪沙被分裂了。南城被穆罕默德·艾迪德将军控制，北城被另一军阀阿里·马赫蒂掌控。南北城用绿色的界线隔开，没有通行证，不能到另一边去。”胡塞恩告诉本刊记者。

这不是胡塞恩记忆中的摩加迪沙。1974年，当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到索马里国立大学任教时，原计划在摩加迪沙安家。“那时我的月薪只有140美元，但完全能够过丰衣足食的日子，因为物价不贵，大概6先令能兑换1美元。我教了80多个学生，唯一让他们操心的事是买不起教科书，只能复印来看。那时我的3个孩子出生了，在摩加迪沙上学，那是段美好的时光。”1986年，随着西亚德政府在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败退，国内隐藏着的宗族矛盾像火山一样喷发，胡塞恩被迫离开被高通胀、高失业率困扰的索马里，回到美国。

胡塞恩告诉本刊记者，1991年回摩加迪沙之前，他先回了趟西北老家。这时，索马里西北部的政治力量——索马里民族运动已经宣布独立，阿卜杜拉赫曼·艾哈迈德·阿里·图尔自称为“索马里兰共和国”总统。胡塞恩离家虽久，与宗族成员间的联系却丝毫未疏远，熟知索马里民族运动的许多人。“他们正要去摩加迪沙，邀我同往，我正好也去，就一起南下。”胡塞恩说。

( 距摩加迪沙65公里的下谢贝利地区，难民们在领取救济物资 )

民族运动代表此行，是去见穆罕默德·艾迪德将军和军阀阿里·马赫蒂。“艾迪德看上去情绪高昂，虽然被西亚德·巴雷囚禁多年，身体状况仍然不错。他穿件丝绸衬衫，很整洁。军人出身的艾迪德并不擅长言辞，他说话很犹豫，挑拣词语总需要思考一会儿。尽管说话中多次停顿，但他决意要当索马里总统的抱负仍然清晰地传达出来。”

这时，西亚德的军队向摩加迪沙发起了两三次反攻，艾迪德的军队将他们赶回边境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向我们讲他的战役。”胡塞恩向本刊记者回忆，“商人出身的阿里·马赫蒂随和得多，他很爱开玩笑，虽然也不是个好演说家。”当艾迪德和马赫蒂还在联合作战，共同推翻西亚德政权时，马赫蒂就宣布自己是临时代总统，两派力量立即分裂，反目成仇。

( 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 )

在一个下午，“艾迪德送我们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但当时摩加迪沙已无法出行，再不是胡塞恩记忆中那个“可以在深夜自由穿行”的城市。音乐、诗歌、戏剧曾是索马里人生活中太重要的一部分，胡塞恩说，“中国援建的这个剧院构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美好记忆”。那场演出，主要是“批判西亚德独裁，谴责旧体制”。旧的被推翻了，新的还没建立。胡塞恩以为“情势看上去会得到控制，某种程度的治理会建立起来”。但他没想到，直至今天，重建索马里国家仍然像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和平失败

( 索马里孩童在达达布难民营的临时学校上课 )

就在胡塞恩离开摩加迪沙后，艾迪德与马赫蒂势力发生武装冲突，此后军事冲突不断升级。1992年，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UNOSOM)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介入。

1992至1993年，戴维·什恩任美国索马里特遣部队副主任。早在1969年，他就曾到过索马里。“住在非洲之角农村里的索马里人，对不伤害他们的外来者是非常友好的。”戴维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气候很恶劣，生存是艰难的。尽管他们拥有甚少，却仍然愿意与来者分享。”他记忆里的摩加迪沙，“曾是一个充满独特魅力的城市，相对繁荣和平”。

而什恩到任时，面临的一项任务是“援助索马里饥荒”。当时索马里各派系敲诈劫持国际社会的援助，把食品援助当政治工具，以致饥荒失控蔓延。1992年底，美国布什政府决定军事介入。“国际社会成功控制了饥荒，但后来的维和行动失控了。”戴维说。美国的武力介入，导致索马里各派军阀再次联合起来，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对“索马里内政”的武装干涉，是“侵犯索马里主权”，由此反对联合国维和。1993年6月，艾迪德武装力量伏击了维和部队，造成24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美国由此认为，艾迪德领导的“索马里联合大会”在15个派系中军事实力最强，解决索马里问题，首先要武力解除艾迪德的武装。1993年，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出现在摩加迪沙上空，艾迪德的部队就用扩音器向索马里人广播：“出来为你的家园战斗吧！”索马里穆斯林于是手持AK47步枪和弯刀，从四面八方赶来与美国士兵对抗。不久，克林顿总统下令美军撤出索马里。

回顾与索马里人打交道的经历，戴维告诉本刊记者：“索马里人都与自己的部族、次部族、次次部族有很紧密的联系。虽然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纽带有所削弱，但他们是高度民族主义者，无论属于哪个部族，无论身在何方，在终极层面上，他们都把自己当做索马里人。”

然而，当团结一致对外取得胜利后，索马里内部再度陷入更深的分裂。1997年，当胡塞恩再度与几位调查索马里问题的同事回到摩加迪沙时，1993年时的15个军阀派系已经增加到27个。穆罕默德·艾迪德将军已在1996年阵亡，他儿子继承了领袖地位。

“就在我们踏上行程之前或同时，在外部力量推动下，曾召开了一系列的和平会议——1996年10月在内罗毕，1997年1月在埃塞俄比亚，1997年5月在也门，6月在开罗。这些派系领袖，穆罕默德·艾迪德、阿里·马赫蒂、阿里·阿托、阿卜杜拉·优素夫、穆罕默德·阿布什尔等等，穿梭飞行于这些城市之间，下榻在豪华的星级酒店，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关注。”胡塞恩说他再次见到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总是说这些和平会议与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问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大多引用动听的政治语言说：‘采取步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我们受到了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女性和宗族的压力。’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摩加迪沙将为时不远，一个联合地区的权力机构会建立起来’。”胡塞恩说他感到很失望，“他们热衷于给外人留下深刻印象，对索马里问题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考虑和远见”。

“每个军阀都想当总统。”胡塞恩说。戴维回忆起他最早得到的关于索马里人外交方式的建议是：“每个索马里人都把自己当成外交部长。”他说：“索马里人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这也许是对索马里悲剧的一个脚注。

无政府社会

“没有法庭，没有税收，没有人清理垃圾，没有邮局，没有公共学校和诊所，没有官方货币，没有办法解决未履行的商业合同”，这就是此行胡塞恩所看到的摩加迪沙。

然而，胡塞恩也发现：摩加迪沙的银行业全是最初级的本地小银行，却仍与大型海外金融机构保持着联系。索马里几个大城市里的私人电话网络系统是非洲最便宜和最好的。索马里的3家航空公司飞往摩加迪沙附近的3个机场，这3个机场分别在3支武装组织的控制下运营，几乎每天都有航班往返于内罗毕、吉布提与摩加迪沙。新开的航线还将博萨索（索马里中部邦特兰地区的中心城市）与吉布提和迪拜连接起来，航班基本准点。海关出入境章由航空公司各自刻制，武器生意十分火，几乎每个城镇都能买到自动武器和轻袭军械——“没有正式的国家权威来惩治犯罪，只有家庭和宗族联合起来维持不确定的平衡。”在摩加迪沙和博萨索，一些当地私人企业家建了加油站，个人运营的电站从晚18点一直供电到午夜。

摩加迪沙出现了一种跨越“绿色分界线”的无形力量，“南北城的教育工作者和医生开始合作，生意人也开始相互走动”。“我见到了巴纳德医院的院长，巴纳德是中国援建的妇幼医院，院长把它改成了综合医院，设了急诊科，南城北城的医务人员都来这里，南城北城的病人都能在这里得到治疗。”

胡塞恩还去了索马里中部实行自治的邦特兰州。“我们到集市上漫步了30分钟，除了随处可见的维稳民兵，还没看到有谁带枪。”他说。

邦特兰海岸边有很多渔村，也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富饶渔场之一。索马里的渔民一般只在近海从事捕鱼，因为几乎没人买得起远洋拖捞船。他们的小船走不了多远，进入不了公海。胡塞恩开车沿着海岸走走停停。“在与当地渔民的交谈中，他们向我抱怨，从日本和欧洲来的渔船在偷鱼。”胡塞恩说。这些外国渔船剪断当地渔民的渔网，抢夺他们的渔场。2005年，有3艘台湾地区的捕鱼船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发现其中一艘捕鱼船拿的是印着西亚德政府抬头的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1991年前，政府手里的公海捕捞许可证都卖给欧盟和亚洲国家。”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海盗问题专家彼得·里尔(Peter Lehr)告诉本刊记者，“索马里中央政府垮台后，仍有一些前政府官员手里拿着捕捞许可证，他们通过出售没有政府做后盾的许可证赚了钱。”这些许可证的出售，也引来了大量的非法捕鱼船。

与胡塞恩同行的人还发现，由于没有正式的警察实体来管，一些亚洲和欧洲的公司正在索马里海岸倾倒有毒垃圾。直到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海浪把一个个已经生锈的垃圾桶冲上邦特兰海岸，才以令人惊愕的确凿证据将倾倒垃圾的行为昭告于世。联合国环境署发言人尼克·纳托尔（Nick Nuttall）由此向媒体证实：“索马里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起到内战期间，一直被当做危险垃圾的倾倒场所。”“欧洲公司只需要花费2.5美元就能在这儿倒1吨垃圾，而在欧洲，垃圾处理的成本差不多1000美元1吨。”2008年，联合国索马里特使乌尔德-阿卜杜拉（Ahmedou Ould-Abdallah）证实：“索马里的海岸线已经遭到破坏。”“联合国有可靠消息，一些欧洲和亚洲公司私自在索马里海域倾倒有毒垃圾，包括核废料。”“这些公司花钱从索马里政府官员那里获得许可证或合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索马里海盗兴起的时期，邦特兰是发源地。“海盗行为最初夹杂着渔民自发组织起来维护海洋秩序和自卫的成分。”里尔告诉本刊记者。

胡塞恩发现，地区治理仍然是困难的。在博萨索，他去参观了一家新开的警官学校。“警校开设了培训课程，希望恢复原有的警察组织。但涉及执法问题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因为还没有正式制定的法律法规，法律只是西亚德政府留下的法律和伊斯兰教教法的混合体。一些警员说，他们实行的是伊斯兰教法，但拿不出确切的例子。”更大的困难是：“邦特兰没有足够的税收，所以拿不出钱来付这些警员的工资。这也是‘索马里兰共和国’的问题。”

失去的机会

1996到1999年，戴维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他察觉到索马里伊斯兰势力的活跃。他向本刊回忆：“有一支索马里的极端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团结组织(al-Ittihad al-Islami)，在埃塞俄比亚境内有几次袭击行动，包括试图暗杀埃塞俄比亚的交通部长阿巴巴，阿巴巴是索马里族。这些年，埃塞俄比亚军队偶尔过境，打击索马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这个时期，胡塞恩也察觉到宗教力量在索马里兴起。“遭受内战创伤的人们，希望通过宗教来获得安宁，人们便诉诸伊斯兰教。也有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出现了，但在城市中维持秩序的伊斯兰法庭联盟最初还不是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和谈并未给索马里带来和平，军阀和教派势力不断发生激战。2001年，胡塞恩不得不在“数名雇佣保镖的保护下进入摩加迪沙”。“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城市里天天搞袭击，人人自危，各种组织只能保护自己。”路透社的帕特里克说，“伊斯兰法庭联盟用宗教凝聚对军阀愤怒的索马里人。”

“9·11”后，美国担心索马里支持和保护恐怖分子，把索马里列为可能的反恐行动打击目标。伊斯兰法庭联盟成为政治势力后，美国把法庭联盟主席哈桑·达希尔·阿韦斯列入恐怖分子名单。为遏制“基地”组织势力在索马里的蔓延，美国与索马里军阀秘密谈判，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索马里一些军阀就在美国政府暗中支持下，与一些商人联手成立了“恢复和平与反恐联盟”，直接与伊斯兰法庭联盟宗教武装进行武力对抗。

2004年8月，当中国记者李新烽来到摩加迪沙时，这里已经经历了14年的战乱和割据。李新烽说他看到“大型建筑无一完整，不是屋顶被揭，就是门窗被挖，千疮百孔，弹痕累累。成片的民居破旧脏乱，一片衰败惨景。大街小巷脏、乱、差到难以复加的地步，大堆垃圾随处堆放，牛羊牲畜与人同行。乘车通过布满大坑小沟的街道，你会误以为是在翻山越岭”。他来到胡塞恩1991年曾去过的国家大剧院，看到“前墙壁上是炮弹击中的大洞，所有门窗被挖走”，“大厅里，全部的座椅不翼而飞”，只剩下钢筋腿，“高级剧院变成了露天剧场，唯有四周高墙”。他领教了“绝对的自由”，当地人告诉他，如果你想当总统，“只要给报社一点钱，明天报纸就会报道你是总统”，而且一本正经地说“我这可不是和你开玩笑”。

2004年12月，索马里内战各派在肯尼亚成立国际社会承认的“索马里过渡联合政府”。2006年，美国支持埃塞俄比亚军队进入索马里打击伊斯兰法庭联盟，法庭联盟向过渡政府所在地拜多阿发起猛烈攻击。埃塞俄比亚部队动用了坦克、导弹、米格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来攻击只装备了机枪和迫击炮的伊斯兰法庭联盟武装，双方激战迫使数万索马里居民逃离家园。10多年来，已经有至少50万人离开摩加迪沙，很多沦为难民。

伊斯兰法庭联盟被打败后，伊斯兰极端主义军事组织“青年党”(Al-Shabab)出现了，美国怀疑它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专家里尔告诉本刊：“具讽刺意味的是，现任过渡政府总统谢赫·谢里夫·艾哈迈德曾是伊斯兰法庭联盟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时候，西方不想与他对话，现在，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位温和的穆斯林，我们希望帮助他，但已经太迟了。青年党不再愿意接受任何对话，因为艾哈迈德得到西方支持，青年党将他视为傀儡。终止内战的机会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而失掉了。”

“索马里人不断根据眼前的利益变换着联盟，就像中国制造的摇头电风扇。”里尔说，“如今，青年党与伊斯兰党是联盟，但是当青年党触犯伊斯兰党的地盘时，冲突一触即发。如果一方失利，士兵可能会马上倒戈，为刚才的敌人而战。今天，许多军阀打伊斯兰法庭联盟，然而，如果法庭联盟有一天执政，也许军阀就会认为利益发生了变化，转而支持它。”里尔说。这也许是索马里悲剧的另一个注脚。■ 艾迪德乱世索马里青年党索马里总统摩加迪沙索马里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