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单”阴影中的范后军与厦航

（文 / 魏一平）

( 1月6日庭审后， 范后军成为媒体采访的焦点 )

拒载

2008年8月6日，在离开福州一年半之后，范后军又回来了。除了要为刚刚满月的女儿办户口，他还要了却一桩心愿——顺顺利利乘坐一次厦航的飞机。这个愿望，对于曾经和老东家厦航闹得不可开交的范后军来说，并不轻松。2006年3月，双方在福州劳动仲裁委员会签署的协议中有一条补充条款：“禁止范后军在有子女之前乘坐厦航飞机。”

户口办理需要等待，8月7日，范后军出示女儿的出生证后，在厦航售票点买了一张第二天飞成都的机票，准备去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却在当天下午收到了售票点打来的退票电话。只能继续等待，8月26日，拿着刚刚办下来的户口本，他再次购买了一张去成都的机票，结果很快又接到了类似电话：“厦航不同意，只能退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带着女儿的户口本至少跑了5家售票点，得到的结果都是拒绝。

范后军被激怒了。“我感觉脑袋里冒火。”坐在本刊记者面前，说起一年多前的遭遇，范后军仍然掩饰不住激动与愤怒。看得出，范后军是那种急性子，说到动情处，他会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提高嗓门，青筋暴跳。

范后军不甘心就这么离开福州。他穿上以前工作时的制服，戴上工作证，拖着飞行行李箱，一大早专门跑到福建省委旁边的厦航售票点，因为那里的负责人是他以前的老邻居。结果，层层请示后，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拒绝。他的反应有些极端，强行关掉售票点的电脑、拉下电闸，甚至惊动了派出所民警。“他是那天的第一个顾客，他说如果不卖票给他，就不能卖给后面的顾客，结果，一整天，我都在拉着他聊天，毕竟以前是邻居，想着转移他的注意力。”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售票点负责人向本刊回忆，“当时是奥运会期间啊！所有航空公司都小心翼翼，谁敢冒这个风险？”

( 2008年9月16日，范后军展示为庭审准备的材料 )

不知是否巧合，范后军先后被厦航拒载7次，其中3次都发生在“敏感时期”。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范后军背着写有诉状的小黑板去民航总局上访，在福州机场被拒载。很快，厦航向各级售票点发出《商请不要售予范后军各航空公司的任何航班机票》函件，规定了拒载范后军的具体操作流程：在购票环节，范后军去各售票点购票时，计算机系统弹出对话框显示应征得厦航保卫部门的同意；如果售票点未经请示售出机票，厦航可以直接在公司系统中取消范后军所订机票，或者允许其登机，但加强内部警力。一纸通知，拒载正式浮出水面。

回到那个夏天，交涉无果。最后，范后军只能坐汽车回到合肥。第二天，他便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找到号称“中国航空官司第一人”的张起淮律师。9月11日，范后军去中旅大厦购买了一张厦航机票，带着张起淮来到首都机场。办理登机牌时遭拒，后经厦航北京航站副站长孙彬请示，“厦航老总特批，放行”。当然，范后军是为取证而来，他选择了拒绝登机，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孙彬是在与律师交换名片后请示的，我还是不能正常乘坐厦航班机。”

对此，厦航也有满肚子的委屈，福州分公司保卫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提醒本刊：“那可是9·11啊！全世界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日子，范后军与厦航的矛盾，我们能不担心吗？”果然，又是一个敏感日期。

官司

第二天，朝阳区法院正式立案。随着庭审的展开及媒体介入，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今年1月9日，第一次庭审后三天，范后军乘坐厦航班机从合肥飞抵黄山，落地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给张起淮打电话，难掩兴奋：“我终于坐上厦航的飞机了。”

但是，此后几次乘坐厦航班机，范后军仍然会受到“特殊关照”，要么在登机时需层层请示，要么由昔日的老同事伴飞，甚至连机场的安检员都熟知了这个名字：“范后军来了。”从二审到宣判，范后军在诉讼上的形势每况愈下。“说到底，在厦航眼中，我还是个危险分子。”

但是，法院与厦航方面并不认可“黑名单”一说。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晓东告诉本刊：“厦航在2005年3月6日给各机票代售点发的函件，只是针对范后军一个人，显然并不属于黑名单性质。”厦航的代理律师肖树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说：“一般意义上的拒载，都是针对社会上的普通乘客，之前和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联系。而范后军曾是公司的一名员工，之前与公司有过劳务纠纷，也有过激言行。这和国际国内的拒载事件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所谓“黑名单”并不是新鲜事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法方面的专家刘浩向本刊介绍：“以美国为例，一些人和恐怖活动密切相关，上了英文称之为No Fly List的禁飞名单，这是一种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名单由国家安全机关指定，再交给航空公司执行；另外各个航空公司有它的运输总条件，条件中会公布一些情形，如果乘客符合这些情形，航空公司有权对他拒绝卖票或者拒绝登机。”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就列出若干规定，如乘客在旅行过程中发生像性骚扰这样的不当行为，都会影响他下次乘机。

公众印象中航空公司的强势地位，也让厦航颇感无奈。厦航公司一位宣传负责人告诉本刊：“都说航空公司强势，可这个官司在北京打，我们丝毫没有什么优势。”接受本刊采访的厦航人士均表示：“公司对范后军已做到仁至义尽，在舆论面前，已经不想再做解释。”

航空公司的无奈，正是因为我国对拒载的立法空白，其授权、实施的主体及标准并不明朗。法官陈晓东也有些左右为难：“厦航对范后军本人限制乘机，主要是依据《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中的有关规定，但并不能判断出它对乘客的拒载是单次的，还是永久的。该名旅客对其他人构成潜在危险的标准是什么，也不明确。这就给厦航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解释空间。”

作为法院最后判决的一个重要参考，在刘浩看来，航空公司拒载旅客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中已有明确支持。公约附件《防止对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的保安手册》（后文简称《保安手册》）中规定：“必须授权经营人拒绝运输被认为对航空器存在潜在威胁的人。”案件审理中，朝阳区法院向中国民航局发函，民航局依据此条款认可了厦航的拒载行为。但有别于美国较为清晰的法律界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向本刊记者质疑说：“核心问题是授权。拒载得到谁的授权？授权的依据在哪里？是政府安全部门，还是民航总局？这种界定应该由一个权力机构来进行。航空公司本质是企业，不能单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做。”

根据11月10日朝阳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经法院审理查明，厦航称其在2005年2月底或3月初时，即因安全原因对原告范后军乘坐该公司所有航班进行了限制，并向民航总局公安局、福建省公安厅、福州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但上述部门未置可否。

因为界定不明，张起淮并不认可民航局对《保安手册》的引用。他告诉本刊：“民航局的回函仅引用4.2.5款，而故意隐去4.2.6款。该款规定，在经营人拒绝运输后，应把拒绝检查或其他原因被拒乘机的人交治安当局官员处理。而厦航既没有对原告进行筛查，也没有把原告交治安当局官员处理。并且，《保安手册》的4.4款对‘潜在威胁的旅客’做了详细的说明，明确提出包括被拘押人员、危险犯人、精神病人、被驱逐出境者共4种对象。该款才是4.2.5款的重要前提条件。”

那么，范后军到底有多危险？面对本刊的追问，厦航福州分公司保安部原负责人坦陈：“他算不上恐怖分子，估计也干不出劫机这种事儿来，但凭他的冲动以及与厦航之间的恩恩怨怨，在飞机上一旦闹起情绪，恶心我们一把，厦航怎么向旅客交代啊？”

缘起

“我对厦航充满感情，怎么会恶心公司呢？”范后军向本刊叙述时不以为然，但也不否认恩怨之说。矛盾的源头要追溯到2003年的空警转制考试，以此为分水岭，此前，范后军对厦航的确只有感恩没有怨恨，但此后，一切都变了。

“9·11”事件之后，组建专门的空中警察队伍很快被提上日程。2003年7月，因“非典”被推迟的空警转制考试在各航空公司举行。既然是考试，必然就有淘汰。现在回忆起来，不止是范后军一人，包括接受本刊采访的其他几位厦航空中安保人员也都承认：“那是一段人心惶惶的日子。”由航空公司聘用的空中安全员转为国家公务员性质的空中警察，虽然在工资待遇上没什么明显区别，但身份却不一样了。“合同工变成了铁饭碗”，这是范后军的认识。但是，这次转制牵扯方方面面，远没有一次考试那么简单。

根据厦航福州分公司保安部原负责人的回忆，当时民航总局的确有过“干满两年的空中安全员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这一说法。但是，厦航也有自己的难处。由于机场临近台湾，上世纪90年代初，在劫机至台湾的事件中厦航占到1/3，为此，公司逐年扩大空中安全员队伍。到2003年时，单是从警校招收的毕业生就多达100人左右。“人家都是正规警校毕业，很多人虽然没有干满两年，但也已经开始执行飞行任务，总不能不让人家参加考试吧？”上述厦航福州分公司原保安部负责人向本刊解释，“再说厦航是一家地方性航空公司，如果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地方上也不愿意啊。”结果，在厦航的争取下，民航总局最终同意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允许他们参加考试。

“听到这个说法，大家立刻炸了锅。”范后军所说的“大家”是指像他这样从部队退伍过来的专职安全员。在文化水平上，“我们肯定考不过大学生，但我们就是靠身体吃饭的，干到30多岁了，如果被淘汰，还能有什么退路呢？”那是一段充满焦躁与忐忑的日子。“没办法，只能死记硬背，每天晚上飞完之后回来看书到两三点。”与范后军同批的一个老同事向本刊回忆，在他印象中，“我们互相提问题的时候，范后军显得总是很有把握”。说起这些，范后军略有羞涩：“我的文化水平是不高。”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高嗓门，“可如果我都没转上的话，他们谁有资格转？”不可否认，他潜意识里看中的仍是“资格”。

其实，范后军后来的反应，在其上司眼中并不奇怪。2003年8月27日晚，厦航召开大会公布榜单。傍晚，范后军穿戴整整齐齐，开着那辆刚买不久的吉利车来到公司。“路上接到总部一个同事的电话，告诉我转上了，高兴得我是一路从大门跳到办公楼的。”范后军回忆着那天的兴奋之情。但是，此时已经知道结果的保安部负责人却“心里哭都来不及，范后军刚刚离婚，他肯定迈不过这道坎”。这位与范后军来自同一部队，并担任过参谋长的负责人向本刊回忆：“在部队带兵这么多年，我当然知道这时候该干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收缴他们所有的飞行证件和警械。”

不出所料，坐在会议室第一排座位上的范后军，直到名单念完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当时脑袋都要炸了，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这怎么可能！”范后军再次从沙发上站起来，两手紧紧捂着脑袋向本刊描述那天的震动。没等会议结束，他愤然离场：“我天生就是当警察的料，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结果，因为情绪不稳，范后军被停飞。

按小时计算的飞行补贴才是空中安全员的主要收入，“从天上到地上，一落千丈”，范后军当然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此后，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虽然也断断续续在福州分公司工会、厦航下属的房地产公司上过班，但始终未能安心，他的心结仍缠绕在转制失败上。追述那些极其琐碎的上访过程不免无趣，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找福州分公司领导、厦航总部领导，还是厦航的控股公司南航领导，甚至数次到民航总局找到当时的杨元元局长，所有的沟通过程并不理想，其间甚至有肢体冲突发生。在留给厦航领导的纸条中，出现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样的字眼，虽然于他而言只是一时气话，但对厦航来说，“我们能不紧张吗？”在昔日的上级与同事眼中，“范后军的名气越来越大，但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恩怨纠葛的结局，2004年8月，范后军在厦航工作了10年零4个月之后被解聘。一年半之后，2006年3月20日，范后军拿到了厦航19.3万元的补偿金。当然，作为“花钱买清净”的交换，他也付出了“在有子女之前不得乘坐厦航飞机”的代价。这为后面的拒载与官司埋下了伏笔。

落差

范后军一切情绪变化都写在脸上，用当兵时的连队指导员肖文贵的话说：“他是一个心中无鬼的直肠子，爱较真。”充满戏剧性的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范后军昔日上司与同事不下5位，给出的第一句评价几乎完全一致：“急性子、一根筋。”这些老同事全部要求本刊记者在文中隐去姓名，出乎意料的是，倒不是因为他们顾及厦航与自己的饭碗，而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范后军事件的报道中。“我们都是好战友、好兄弟，看他走到这一步我们也很痛心，但他的性格，我们的评价恐怕他是不会接受的。”

范后军的性格，共事多年的上司自然最清楚。“那时候基地宿舍的床都是软床，他习惯睡硬床，调换不成，就硬是找来一块木板铺在床垫上。”前述厦航福州分公司保安部负责人回忆。即便在与他接触时间不长的张起淮律师看来，范后军也是“典型的军人性格”，法庭上，当审判长喊道“原告范后军”时，他的回音也是标准的军人口气，一个字：“到！”

比范后军小7岁的弟弟现在是合肥一家医院的医生，在弟弟眼中，大哥是个“耿直的人”。一起坐公交车时，遇到有人抽烟，范后军会毫不犹豫地上前制止，当然不免有过因为态度生硬而起冲突的情况。“他说话从不绕弯子，不了解的人就一时不好接受。”

与范后军聊天后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范后军的妈妈。“如果他能像他弟弟妹妹那样灵活，就不会走到今天了。”范妈妈并不避讳谈论儿子的习性。出生在合肥郊区农村的范后军，初中毕业后，家里条件困难，他是家中长子，只好退学。19岁应征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侦察连指导员肖文贵到新兵连挑人，第一眼就看上了他，觉得他“身体好，能吃苦，性格直爽”。只有条件优秀的士兵才能进入侦察连，范后军从此开始成为家人眼中的骄傲。

部队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自然没有改变范后军“从小就直来直去”的性格。1993年退伍后，正值劫机猖狂时期，范后军所在的部队驻地在泉州，与厦航关系紧密，加之侦察兵出色的身体素质，自然进入了厦航招收空中安全员的序列。

“那时候，没人不羡慕我家，全村都没人坐过飞机，我儿子就天天在飞机上工作。”范妈妈说。除了身份上的荣光，家里经济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范后军自己讲述，进入厦航后第二个月就拿到了3000多元的飞行补贴，每小时23元，加上基本工资480元，他在1994年的月收入就达到了4000元。“相比那些开出租或者进政府机关的战友，我肯定是最好的。”当然，每次战友聚会，肯定是收入最高的范后军抢着买单。

范后军清楚，只有飞行，才能保证所有的这一切优越。但是，飞行的要求极其严苛，任何情绪起伏或身体不适，都会面临停飞。2000年，范后军在公司的体检中查出“单项转氨酶偏高”，公司担心其肝功能有问题，要求停飞，直到住院保肝一个多月后才复飞。这次小波折更加重了范后军的顾虑：“如果是聘用的安全员，随时会被公司剔除，但如果是正式的空中警察，即便有一天不能飞了，也还有国家公务员的保障。”范后军对后来空警转制的期望，并非一时之念。

结果，偏偏是转制的失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推倒了一切。结婚6年的妻子离开了他，本来还有希望复婚，也因为转制未成而不了了之。后来为了筹钱上访，在福州的房子也陆续卖掉。他说：“不飞就像成了个废人，在老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更没法向家人交代。”这种落差成了范妈妈的一块心病：“2006年他从福州回到老家，我们见了人都低头躲着走。人活一张脸，要的就是个名声，警察没当上，反倒成了危险分子。”

午饭时，范妈妈的情绪终于平缓下来，她念叨着常常在梦中出现的1997年。那一年夏天，范后军结婚，范妈妈成为村里第一个坐飞机的人，甚至为此专门补办了身份证，全村人都来给她送行。坐在旁边的范后军忍不住打断了妈妈的讲述，长长的沉默后，他道出了自己继续上诉的目标：“能够像普通人一样乘坐厦航的飞机。”可是，对于厦航来说，“范后军已经算不上普通乘客了”。■ 民用航空阴影张起淮福州机场黑名单范后厦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