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拍电影

（文 / 李东然）

( 崔健 )

“很多人听说老崔拍电影，还是《成都，我爱你》这么一个命题作文，肯定让太多人对不上号了！”刚落座，崔健远比本刊记者开门见山。

“2008年底，中博传媒的老板陈伟明打了一电话给我，说要找3位导演一起拍部感恩成都的电影，名叫《成都，我爱你》。我不喜欢命题作文，但我想拍电影，就说给我一个月时间，如果我能想出故事就拍。”

短短半年后，崔健的《川桑巴》出炉了，赶上了威尼斯电影节，甚至作为很有分量的电影节闭幕影片进行了首映，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说：“崔健是中国摇滚的灵魂人物，参加过多部电影的演出，这次首执导很让人期待，他有当导演这个能力。”

9月威尼斯电影节，10月釜山电影节，接下来就是马上开始的全国公映，崔健说起自己的电影谦逊得近乎羞涩，重复最多的一句是：“做导演，我的能力肯定还是不行。”

《成都，我爱你》是一部三部曲影片，分别由许秦豪、陈果、崔健3位导演各自拍摄的故事组成。崔健选择了未来部分，故事发生在2029年，说的是被人救起的女孩，长大后一心寻找救命恩人，却不想陷了入爱恨交融的情感泥潭。

( 电影《成都，我爱你》剧照 )

自从亮相威尼斯，围绕《川桑巴》而来的争议经久不息，拥护者大力称赞电影手法先锋试验，音乐部分震撼人心，但也有相当多人质疑电影里的大量旁白闪回，把叙事断得七零八落，何况故事本身琼瑶味道十足，这一票崔健玩得真不精彩。

崔健却向本刊记者表明，拍电影绝对不是玩票，第一次做导演，他做了所有导演该做的事情。“传说我在现场不说戏，只能给演员听音乐，实际上都是宣传没话找话的事，把一个容易让人去传的话拿出来去炒。实际上，我的电影里有音乐，现场为了调动演员的情绪去配合，给他们听听音乐是正常过程，并且也只有那么一小段情绪上比较爆发的戏这样处理了。我没有带着音乐人的姿态拍电影，是认认真真去做导演的。”

但崔健所谓的认真，不一定非得中规中矩，“既然是第一次，少不了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要是按照一般的路子去拍电影，那些叙事原则呀，调度技巧呀，再努力肯定还是弄得不如人家清楚。看我拍的电影，大家也不一定都指望这个，关键是千万不能放弃自己。对我来说，电影首先是用来看的，甚至你不需要明白电影里故事究竟是什么，比如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我开始就确实看不懂，可是那种节奏那种气氛太迷人了，我能一遍遍看，每一遍都找到我自己心里需要的东西。肯定有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但我想还是得试试自己的这个判断。后来很多电影圈里的朋友来嘱咐我，千万要这么改那么改的，但是我觉得哪有必要绕这么多花花肠子，我去遵照那种传统电影导演的讲故事方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卫•林奇、波兰斯基、姜文，谈起电影，崔健总要提起这样一些名字：“我崇拜那些大师的作品，太知道人家一般都是写非常小的事，让小事洞穿人心，没有人像我这样直接去写意义，也担心过自己这样的电影手法会招来很多的非议。比如大量的旁白，但我不自觉地就要把自己的感受堆积进去，这或许是做音乐落下的病根，憋不住。”

所以崔健把30分钟的《川桑巴》填得满满当当，音乐、舞蹈、武术，轮番上演，爱恨情仇的展开也意识流得湍急猛烈。

电影拍完，崔健给自己的表达打了60分，自觉把自己的想法传递了六成，忐忑也期待观众的反映。“我等着批评，我渴望人们去批评，不管结果怎样，对我来说，都已经圆了一个梦。”

崔健说自己的电影梦开始得很早：“那时候放的不过都是一些‘苍老电影’，但足以让我对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让人灵魂飞翔的途径。打小我看电影就有一毛病，得把自己掺和进去，有的电影看完就觉得让自己的小心灵得到了一次放飞，特满足；也有一些电影确实让人飞不起来，看完我就别扭，甚至仇恨起这‘破电影’。还有些外国电影确实讲了很好的故事，但因为和自己遥不可及，搞得自己要愁苦上好几天。长大后也没有改变，拍电影和写歌实际上一样，当觉得别人再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时候，就是创作的开始，看得多了自然也会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梦分享出去，尤其是对打动自己亲人（同胞）的幸福憧憬会成为坚定的动力。这种满足感和看外国电影因感动而来的满足，不可同日而语。”

崔健爱电影不是什么新闻，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主演张元的《北京杂种》，几乎搭上自己十几年演出所有的积蓄，后来为《鬼子来了》配乐，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客串，甚至手机短片都不放过试上一把，这回终于当导演。

这个导演当得很随和，崔健说：“既然在我选择合作伙伴和演员时候，已经坚持了原则，我就想多给别人空间去创作。但后来我发现，片场还是需要决断，所以我学着给别人拿主意。我不会使自己的权利，更不会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次拍片从剧本开始的每个环节都显得仓促，哪个时间必须拿出初稿，哪个时间必须开拍，没有足够的准备时间，甚至没有时间和服化道去讨论电影的细节。但我心里不想草草了事，比如男女主角的服装，就坚持了修改，但改了我才发现，原来修改就意味着别人要不能睡觉地赶工，自然就不敢要求太多了，人家也是人，又要把很多的遗憾留给自己。后来，我就索性做了很多超越导演的事情，别人不成我就自己上，我对于特技不满意，但是剧组公司的机器已经被后来的片子占了，没办法满足我的修改，那我就自己掏钱去找别的公司做特技上的调整，类似的事儿数数不少。”

崔健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做音乐的敌人是自己，自己对付自己是一回事，只要不伤害到别人，极端暴躁没人管。做电影的敌人是一群人，对付别人是另一回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拍这部电影绝对要我明白了，个体创作和集体创作之间存在着怎样巨大的差异，做音乐，80%的时间我保持着个人意识的完整性，但是在一部电影里，这种个人意识保留到五成就挺让人满足。电影有点像是强迫你妥协的过程，比如我的电影之前都是现场录音的，后来一些台词唯恐不妥，只好整条声音拿掉重新补录对白，这不成了假唱么？谁都知道我最恨这个，但你想不通也得接受，其实就是眼看自己不断地在放弃，亲手把完整的理想变成半成品。”

如此青涩的电影体验，在崔健的理解中，之所以不是玩票，是因为：“不管做音乐，还是做电影，艺术家的天职还是展示生命的自由、美好，娱乐背后一定也要有严肃的东西支撑，那就是种能量，不是用来给观众胳肢痒痒，也不是为了哄自己高兴，要有勇气去表达，哪怕粉身碎骨都是种意义所在！”

或许拍电影对于他算得上一种补益，他说：“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用如此的激情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一件事了。做音乐时，我给自己的要求永远是不真正想做就别做，结果反而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总是要去寻找刺激，寻找到自己想做的音乐并不容易，我也不接受复制自己，‘两块红布’？‘二无所有’？——谈不上激情。这就出现一个时时要面临的问题，逃脱不了那种找不到方向时的空虚感，我想也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吧，所以这个圈子有人吸毒，有人打牌，各种各样的自我放纵。当然也有比较积极的，开个酒吧，弄个饭馆，但我发现，就我来说，真正叫我心灵得到满足的还是创作，不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状态，而是往前走的创作，激情澎湃的挑战，拍电影恰让我找到了这种激情。电影是看得见的，看着自己的梦变成画面是不同于音乐的一种刺激。我自己拍电影的能力确实有限，但也绝对不会放弃，因为回过头继续我自己的音乐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