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帖和帖学

（文 / 刘涛）

( 《淳化阁帖》卷六（安思远藏本） )

书法上常说的“帖”，施蛰存《金石丛话》“说帖”一节做过考证性梳理，所指几经变迁。古代无纸，字写在竹木简和布帛上，帛书上加贴一条标题叫做帖。这标题也是写在丝织物上，所以帖字从巾旁。此是帖的原始义。帖字在初唐演变为名人书迹的记数单位，例如唐朝褚遂良著录贞观内府的王羲之正书，注明“共四十帖”。盛唐以来，才将供人取法临摹的古代书家墨迹称为帖。

古人还将名家的小幅书迹摹刻到小型的横式石、木版上，称为刻帖。刻帖有保存名迹的功用，能像雕版印书一样大量复制拓本。制作刻帖的拓片，方法与拓碑相同：先在刻版上刷一层黏性的白芨水，然后将纸覆于刻版上，用软毛刷刷平，使纸紧贴版面，再用棕刷敲打，使字口清晰。晾干后上墨，用拓包蘸墨均匀棰拓，待到八成干，揭下来即是黑底白字的拓片。拓片装成册子，置于案头可供阅读欣赏，也是书家临池的范本。这种复制名迹的方法，比南齐宫廷名为“出装书”的临摹本、唐朝双钩廓填的“响（向）拓本”，快捷而省工时。衡量刻帖的价值，一看刻工拓手的技艺是否高明；二看纸墨精良与否；三看书迹，首先是真，其次是稀有。一部刻帖具备这三条，就是名帖，而名帖往往享受“被翻刻”的待遇。

现存的最早刻帖是北宋《淳化阁帖》，“淳化”是宋太宗的年号，刻帖的具体时间，每卷卷末的篆书题款标明“淳化三年壬辰岁（992）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上石是习惯说法，实是刻于木版。“阁”指皇宫藏书之所的“秘阁”。这部帖是太宗敕刻，每卷卷首标题都有“法帖”二字，所以又称“秘阁法帖”、“淳化官帖”、“官法帖”、“官帖”，或者简称“阁帖”和“法帖”，后人夸为“法帖之祖”。这个“法帖之祖”的名称，始见南宋能诗的词人周密《志雅堂杂钞》，是指南唐后主李煜“以所藏古今法书入之石”的《升元帖》。这部帖早已失传，真实性受到怀疑。如果南唐有《升元帖》，北宋黄伯思说唐朝有石刻本《十七帖》，则更早。

一般认为，宋朝刻帖是受刻碑的影响，其实未必确切。利用刻立石经碑保存经籍文献，始于东汉后期，立碑48块。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唐文宗所刻《开成石经》（837）仍然采用碑制，每碑高217厘米，宽97厘米，共114块，规模大于汉魏刻经。五代十国时期，西南的后蜀（934～965）开始雕版印制儒家经典，还有佛经和道家著作，以及《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文集。到宋朝，雕版印刷已是生产书籍的主流方法。《淳化阁帖》之刻，许多方面都与雕版印刷的做法类似：枣木刻版是横式，每版高尺许、宽2～3尺；整部刻帖的帖版184块，每版刻有卷次与版号。所刻都是历代名家的小幅书迹，刻成后要制成拓本，装为册子，供人阅览。应该说，刻帖是直接受到雕版印刷的启发。由于木版易裂易燃，后世刻帖多用石版。

《淳化阁帖》由宋太宗的翰林侍书王著“奉旨”编次刊刻，刻帖的底本多数是太宗向各地收罗来的秘阁藏品，少数墨迹借自驸马王贻永家。共收三代至唐朝102人的420帖，2287行，分为10卷，其中5卷是“二王”法书，有233帖。《淳化阁帖》刻成之初，宋太宗“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太宗时制作的拓本，纸取坚洁如玉、细薄光润的“澄心堂纸”，墨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李廷珪墨”。两者产于徽州地区，因南唐后主李煜的推崇而著名，成为御用品，也是宋朝皇家垄断的贡品。《阁帖》的初拓本，不但纸优墨佳，而且墨浓字瘦，拓本无裂纹，这些都是后人鉴别《阁帖》初拓宋本缺一不可的指标。帖版后来开裂，用束腰形的银锭加固帖版，拓本上出现银锭纹。大约在宋真宗时期，《阁帖》原版毁于一场火灾。

( 《淳化阁帖》卷七所见银锭纹 )

皇家刻帖都是大型丛帖，而多数刻帖出自历代官僚、书家、收藏家。北宋秦观（1049～1100）《法帖通解·序》说：“故丞相刘公沆守长沙日，以赐帖摹刻两本，一置郡帑，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为别本矣。”刘沆的翻刻本叫《长沙帖》，又名《潭帖》，刻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翻刻《阁帖》的《长沙帖》，后来又被翻刻多种。米芾晚年两次刻帖，只刻自藏的晋人书迹。所刻“三米兰亭”，底本是唐模本。他的镇室之宝是晋人真迹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因此自题“宝晋斋”因此而来。米芾54岁到无为军（安徽无为）做州官，在任两年间，将这三件晋人书迹各刻一石，时人称为《宝晋斋帖》。这三块帖版遭兵火而残损，葛祐之任职无为军时，依据米刻火前善本重刻，与米刻残石同置于无为军官舍。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无为军通判（同州官联署州事之官）曹之格再次摹刻，并增入家藏晋帖及米芾帖多种，彚为10卷，名为《宝晋斋法帖》。这部帖前8卷是王羲之与诸子献之、凝之、徽之、操之、涣之书迹，后2卷是米芾帖，贵为一代名帖。上海博物馆藏有一部宋拓《宝晋斋法帖》，曾经元朝赵孟，明朝顾从义、吴廷收藏，并有清朝帖学家王澍的题识，是现存唯一完整的曹刻全本。

宋仁宗庆历以来，历代传摹翻刻《淳化阁帖》不绝，版本滋繁，形成了以《阁帖》为“祖帖”的刻本系统。仲威《古墨新研》统计，宋明清三朝，属于传承《阁帖》的翻刻本有30余种。书后附录“历代翻刻《淳化阁帖》传承系统”一表，将《阁帖》翻刻本分为三类：一类是“修缮本”，如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敕刻的《大观帖》（10卷），对《阁帖》中标题失误、钩摹不精、误入右军名下者，均有改正，并且调整了少数书迹的次序；另一类是“增减本”，如宋仁宗皇祐、嘉祐间（1049～1063）潘师旦摹刻于绛州的《绛帖》（20卷），既重摹《阁帖》，又有增删；还有一类是“照摹本”，有宋刻有明刻，数量较多。

( 《淳化阁帖》卷四封面（安思远藏本） )

宋朝兴起的刻帖之风，元代归于沉寂，明朝得以复兴，极盛于清朝。容庚《丛帖目》（4册）这部集成性的帖学著作，著录刻帖340余种，其中清朝刻帖250余种，占73%。清人刻帖虽多，价值却不敌明刻宋刻。容庚把庞杂的刻帖分为历代、断代、个人、杂类、附录5类。历代类129种，以《阁帖》为首，后续之刻，例如明朝文徵明父子所刻《停云馆帖》，清朝乾隆御制《三希堂法帖》，增刻宋元明三朝名迹。断代类29种，此类刻帖肇端于南宋曾宏父用时7年刻成的《凤墅法帖》（20卷），专收宋贤书翰。个人类69种，只刻某家书迹，著名者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刘元刚刻《颜鲁公帖》（8卷）。杂类刻帖34种，包括图像、楹联、缩临等，书法价值不大。附录类81种，容庚说此类所收是“伪帖太多者，编纂零乱者”。宋朝以来，还有不少类似文章单行本的“单帖”，大多是历代著名书家的代表作，如钟繇《宣示表》、索靖《月仪帖》、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洛神赋》、智永《千字文》、孙过庭《书谱》等等。

《阁帖》盛行的宋朝，研究之风也随之兴起，清朝人称为“帖学”。这门学问以《淳化阁帖》为中心，鉴定帖本真伪优劣，考订刻本源流，分辨拓本先后，注解文字内容、著录帖目。

( 《淳化阁帖》每卷卷末的篆书题款 )

第一部完整的帖学著作是北宋后期的黄伯思《法帖刊误》（2卷），他考证伪作，兼用“鉴”（书法）、“考”（帖文）两种方法，对后世书法（绘画）鉴定产生了很大影响。秦观《法帖通解》（1卷）以刻入《阁帖》的墨迹与拓本比勘，考察两者差异。这种比勘难度不大，但是看不到秘阁藏品则无从措手。秦观经苏轼推荐，元祐年间（1086～1093）入朝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虽说官品不高，有机会见到秘阁的藏品。北宋以后，刻入《阁帖》的墨迹大多消失，以墨迹比勘刻本的研究未成气候。但是，后世帖学家、收藏家追寻一些刻本的来源，分辨拓本真伪以及先后，常用比勘之法。

随着《阁帖》传刻本渐多，梳理刻本系统的研究应运而生，开山之作是南宋曹士冕《法帖谱系》（2卷）。他清理了当时《阁帖》传刻本的源流关系，像建立族谱一样把传刻谱系记录下来。南宋人做这样的工作比今人容易，但收集各种刻本是少不了的作业，还须一番考察。后来的帖学家考察刻本，都有源流谱系的意识。

( 安思远藏《淳化阁帖》 )

《阁帖》是书家研习书艺的范本，法帖大多是古人随手写的草书尺牍，加上一些特殊的习惯，难以辨认。比如重叠字的写法，可以末笔引长表示叠字，在一行之中写的一“点”也属叠字。但是，写在帖末的“王羲之白”，那个“白”字也写成一“点”。这类实用的草书常识，由历代《阁帖》释文之类的著作积累起来，最早一部是北宋刘次庄《法帖释文》（10卷），后世很多《阁帖》释文都沿袭这部书。刘次庄藏有《阁帖》，元祐四年（1089）在临江翻刻一部，属于照摹本一类，称为《戏鱼堂帖》。过了两年，他取帖中草书作《释文》10卷，与《戏鱼堂帖》并行于世。

宋朝学者、诗人、书家、收藏家共同参与的刻帖研究，从各个角度相继展开，南宋已经形成一股研究《阁帖》的“帖学热”。后世帖学家继承了宋人研究刻帖的方法和成果，明朝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10卷）、清朝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证》（10卷）综汇前人研究，考证周详，都是帖学研究的名著。

历代还有大量关于《阁帖》的品评题跋，散见个人的文集、笔记中。最早一则出自苏轼，批评“今官本《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多到“真伪相半”（《东坡题跋·辨法帖》）。米芾也认为“伪帖太半”，一一指出伪迹，最离奇的是，王著把一段南朝《千字文》定为“汉章帝书”（《跋秘阁法帖》）。苏、米辨伪在黄伯思刊误法帖以前，可以说，帖学发端于辨伪。王著编次《阁帖》，所定各家书迹的标题也有不少错讹，文献学者水赉佑归纳，有书者人名错、书者朝代错、书者官爵错、书者顺序错，还有书者人名与官爵互错。但是，《阁帖》毕竟保存了大量稀有的古代名家书迹，尤其是书家视为书法极则的“二王”书帖，因为宋人极其重视，才指摘其中伪迹，公之于世，以防谬种流传，维护法书名迹的纯洁。

自宋以来，《淳化阁帖》滋养了一代代书家。米芾虽然指出《阁帖》杂糅伪迹，而且主张“石刻不可学”，但也坦承自己学书“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赵孟30多岁还在书铺里寻购《阁帖》祖本，两年间才配齐全书，遂临《阁帖》，书法大进。明朝书家研习“二王”书法，无不依据《阁帖》。在尚奇求异的晚明，学《阁帖》的邢侗、王铎特别典型。邢侗一些大幅草书条屏是《阁帖》中王羲之书帖的放大。他摹刻的《来禽馆帖》主要是王羲之书迹，也是著名刻帖。王铎一生勤奋临写《阁帖》，自称“一日临帖，一日应索请，以此相间，终身不易”。王铎的传世作品极多，常写巨幅大轴，也爱移写《阁帖》的“二王”尺牍。

<p "="">傅山《补镌宝贤堂帖跋》说：“古人法书至《淳化》大备。”赵孟《阁帖跋》说：“书法不丧，此帖之泽也。”这是历代书家的共识，也是书法史上的实情。 中国古代史淳化阁帖帖学王羲之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