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沉船盗捞案

（文 / 陈超）

( 定海村妈祖庙内，因弃渔转产多了许多闲散时光的村民们 )

沉船之后

2008年3月13日，从天津新港码头起运的“新杭州号”货轮经过浙江台州海域。“那天雾很大。”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徐岚对本刊记者回忆，天刚蒙蒙亮，“新杭州号”行驶到大陈岛以东约20海里的地方，忽然发生机舱进水，船很快开始下沉。船员马上向当地海事局报告。早晨7点半左右，海警第一支队接到海事局报警，立刻出动搜救，“因为海上的浓雾，我们直到10点多才到达目标海域，那时，货船已经没入水面以下，所有船员已经在救生船上”。

“新杭州号”沉没，所有船员获救，这是一艘十几名舟山渔民合股购买的运输船，挂靠在天道酬勤海运公司，这家公司注册于巴拿马，船籍却又属塞拉利昂。这次承运的货物是9000多吨钢材，价值5000余万元。徐岚回忆：“货船沉没后，按照规定，海事局要对沉船海域进行监测，看是否有污染影响，船主就交给海事局30万元的监测费用。”然而，船主却在打捞问题上遇到一些困难，“船上有两种货物，分属不同货主，所投保的保险公司也不一样，因此就理赔和打捞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当时，船主已经找过几家打捞公司竞标，但是打捞价格在每吨2000～3000元，当时的钢材价格仅为5000元/吨，在价格问题上，船主一直犹豫不决，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2008年5月3日，海事局负责“新杭州号”沉船附近海洋环境监测的工作人员向海警报警，“有人盗捞沉船里的钢材”。徐岚说他当天马上派出两艘海警船赶到现场，结果一无所获，“之后我们就每天在附近巡逻”。5月7日，终于在沉船海面发现了“信宏168号”，当时船上的抓斗出现损坏，船员正在修理抓斗，被海警逮个正着。

“我们估计打捞的船不止一艘，晚上又返回原地。”徐岚说，当晚，一艘海警船悄悄守在大陈岛东侧。5月8日凌晨，雷达出现目标，一艘工程船正停在沉船海域，“海警船上立刻关灯，悄悄地靠近打捞船只。”海警靠近时，强光灯突然打开，打捞船吊臂控制的抓斗正在水中探摸，船号被渔网盖着，船员惊慌失措，“这更让我们断定他们正在盗窃”。

( 打捞是定海村村民转产的主要方式之一 )

打捞出来的“盗窃罪”

“我们是2008年2月出海的。”“康顺9号”的船员张金水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在船上负责拴缆绳，这种福建的工程船上有他们自己设计的抓斗，经常进行海上打捞、清淤工程。出海前，船东告诉他要去山东的港口做工程，可是到了山东青岛，却没有拿到那个项目，正在船上的船员以为这次出海将空手而归的时候，浙江台州沉船的消息给了他们希望。

( “康顺9号”船员张金水被判了缓刑 )

“沉船的位置是一个水鬼透露出去的。”徐岚说，“新杭州号”沉没后，船主委托海事局调查船只情况，是否出现侧倾或颠覆，当地就委托一名叫程灵江（绰号“光头灵”）的潜水员准备进行水下探摸，“可是他开价20万元，双方没有谈拢。光头灵知道沉船的具体经纬度，在一次喝酒时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台州当地的一个造船老板张明方”。张明方通过关系联系到“信宏168号”的船东。

当时“信宏168号”两名船东与张明方会面，“两名船东还产生了分歧，一个人说‘船刚沉了一个多月，不可能别人不要，这样打捞风险太大’，另一个人认为船主应该不会打捞了，两人回去后还专门开了一个股东大会”。两艘打捞船都来自福建连江县的定海村，也是由村民合股购买的。这次股东大会让“信宏168号”的船东达成一致，准备开始打捞。5月1日，他们与张明方签订合同，张明方提供作业的场所、费用，雇用潜水员打开舱盖，“信宏168号”则提供打捞所需的设备和人工，所得的利益双方各得50%。“康顺9号”也通过类似方式得知沉船的位置，他们也与台州人吴焕宝口头达成打捞协议，只不过双方分成比例是65%和35%。

( 石新建的母亲林莲莲一直盼着儿子回家 )

“信宏168号”先到，“他们还花了30万元购买潜水设备，潜水员下潜后将船体切割开，船上的吊臂控制抓斗捞上钢材”，徐岚说。5月4日，“康顺9号”也到达大陈海域。“打捞前，我们先确定经纬度，然后向4个方向抛锚，固定位置。用船上的渔测器测量深度，然后控制吊臂长度到水下抓。”船员张金水说。

“康顺9号”一共捞了3次，现场查获钢材199.13吨，合计价值94万多元，“信宏168号”被查获的钢材一共1387吨，合计价值662万元。今年6月11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就“康顺9号”一审开庭，7月15日，一审判决船员的盗窃罪成立。

“这个案子完全符合盗窃罪的几个要素。”检察官李婉贞对本刊记者说，两艘打捞船上的船东和船员存在主观故意，船上的股东事先开过会，对这次打捞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知道这是一艘新近的沉船，在船主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秘密窃取的方式获得他人合法财产。李婉贞强调：“沉船仅发生了一个多月，船主对船上的货物依然拥有所有权，这是《物权法》明确规定的。”

“我们的询问笔录也显示，很多船员表示，‘这次捞上来的钢材不一样，还都是崭新的，船主应该还要’。这就充分说明了主观故意。”徐岚说。

辩护律师谢如程则坚持认为这样的打捞行为无罪，“船主对海上沉船里的货物拥有所有权无可否认，但这些沉船属于脱离控制和占有的状态。盗窃的前提是用非法手段破坏原有的控制和占有关系，而沉船里的货物已经脱离的船主的控制和占有，因此不能定义成盗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处于自沉没之日起一年以内没有打捞的，即丧失所有权。“因为沉船通常在航道上，在水深30米之上就会影响航行安全，因此我们通常在一年内强制打捞，但对一些沉没较深的船只也没有特别强调。”徐岚说。谢如程借此推论，沉船打捞是对航道有益的行为，也是受到法律鼓励的。而在一年之内，船主并没有申请打捞，也没有设置标志宣布自己仍然对货物实施占有和控制，“因此只能将船上的货物视为物权走向不明”。

“在这种情况下，判定是否为社会观念上的占有要基于社会的一般认识。”“康顺9号”案件的法官王普国对本刊记者说，“‘拿不回来’和‘不要了’性质完全不同。首先这艘船上的货物价值5000多万元，而且沉没水深只有50米，在打捞技术上并不是特别困难，船主也表示，沉没后他们已经进行了水下探摸，从社会常理判断，船主对沉没的货物仍然实施控制和占有。”

“考虑到海上盗窃的特殊性，在船员得知自己从事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并不能像陆地上一样立即停止并离开，所以我们也在提起公诉的时候考虑到从轻。”李婉贞告诉记者。而法院的一审判决也在认定盗窃罪的前提下，采用了从轻原则，王普国说：“海上渔民对于盗窃的意识不一样，他们可能在这方面不认为自己犯了盗窃罪，而且两艘船都来自一个渔村，都是渔民借钱集资购买的，考虑到社会稳定，我们也以从轻的态度量刑。”一审中，“康顺9号”的大股东黄祥健和船老大石新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12年，船上其他船东和船员分别被判4～5年或缓刑。

转型的渔民

定海村，一个典型的传统渔村，两艘船上41个被告人中有30人来自这里，两条工程船也是村民集资合股购买的，用于海洋打捞、清淤的工程船，成为渔民转产的主要出路之一。

定海村分为老村和新村，老村依山而建，山脚下是一圈古城墙，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过去城墙之外都是滩涂，涨潮的时候全是海水”。上世纪90年代，城里的开发商将这些滩涂垫高，开发了定海新村。在山上的老村，大多是青石建造的两层老屋，而到山下的新村，全是整齐的单元房，均价大约在10万元一套。从老村搬到新村成为当地渔民的一个理想。“康顺9号”和“信宏168号”两艘船上的船东和船员，大多住在山上的老村里。

石新建是“康顺9号”的船老大，他的家就在老村的妈祖庙的旁边。与簇新的妈祖庙相比，石新建的房子显得格外寒碜，仍然是青石的墙壁，堂屋很小，散落着炊具和几个凳子。石新建年逾八旬的母亲林莲莲从里屋走出来，像祥林嫂一样用本地的土话念叨，“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啊”。“他（石新建）17岁就开始下海捕鱼。”石新建的姑姑对本刊记者说，在她的记忆中，这座老屋还是石新建的祖父留下的，多年来始终没有翻修，只是前几年石新建用红砖在二层扩出一个几平方米的小阁楼。

“他是个到处想办法赚钱的人。”90年代，石新建花了一两万元，与其他人合股买了一艘小渔船，成为船东，“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脑子很好，眼力也准，靠自己的记忆就能在海上准确地定位”。“3年前，他开始给别人打工开大船。我爸就把渔船卖掉，专心开大船。”儿子石世进说。到2007年，黄祥健组织村民合股购买工程船，首先想到的就是石新建。黄祥健、石新建联合了30多个村民入股，一艘工程船的价格达到千万元左右，按照这个价格，每股的金额超过40万元。

“康顺9号”中，石新建占一股，他的母亲和儿子都不知道这笔钱从何而来，以他的经济实力最多只能拿出几万元，从信用社贷款最高限额只有3万元，剩下的钱只能求助于民间标会。

标会是一种福建民间古老的融资方式，“从前更多是民间互助，谁家盖房子、得了大病急需用钱，就会组织标会”，定海村的总支书记黄祥连告诉本刊记者。通常村民100人到200人组织一个标会，有一名固定会长，会员入会相对自由，谁需要用钱，就组织标会，所有的会员各出一部分钱，标到这次会款的会员按照一定比例每月归还标会资金，直到连本带利还清为止。标会的利息由每次开会时决定，与银行贷款利率大致相当。这种民间标会的存在，给船上的股东提供了极大的资金支持，几乎所有船东都要依靠标会融资。

“信宏168号”船老大吴祥杰大部分股本也来自标会。“他（吴祥杰）以前也是赶小海的。”妻子黄凤英告诉本刊记者，赶小海指的是近海捕鱼，这在定海村是最常见的职业，每天晚出早归。“2003年开始，村里号召渔民转产，他觉得反正渔民不挣钱，就承包了一片海，从捕鱼回来的人手里买一些小鱼苗养石斑鱼，可是第一年就赶上台风，赔得一分不剩。”

赔本后的吴祥杰，只能靠在大船上打工，同样在2007年，几个渔民筹备购买“信宏168号”，当时他参的是暗股，借给别人钱以那人的名义参股，“可是这样就不能上船干活，就要支付船员的工资”。一年后，吴祥杰正式入股，以股东身份在船上做一些管理的事务。他的股份只有半股，股本也达到20多万元，“跟银行贷款3万元，还向标会标了13万元，从渔民转产这么长时间，结果现在欠了这么多钱还不上。”黄凤英说。

渔村之变

定海村位于福建连江县东北，从连江县出发到村里要经过50公里沿海公路，村子紧靠大海，三面环山。出海向东8海里就是台湾的马祖列岛，天气好的时候，站在村里就能看到马祖岛。

“我们村是典型的渔村，有800年历史。”村总支书黄祥连告诉本刊记者，全村人口达到7630人，2100户，“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规模，全村有2000多人从事捕捞，基本上维持着传统的渔业方式，每家男丁出海捕鱼，女人在家里做家务或打些零工”。黄祥连也承认，近年来，能捕到的海洋鱼类数量越来越少，渔民的小船只能近海捕捞，远洋渔船的成本不是一个渔村能支付的。“定海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筱埕镇负责渔业的副镇长汤国登说，东边是马祖岛，也意味着渔民的捕捞范围就在这8海里范围内，有限的渔业区域与定海村密集的人口形成巨大压力。

2004年的一次打捞让汤国登看到了转机。“我们连江县是闽江出海口，一艘货船在出海的时候沉没，当时的技术只能雇水鬼潜水打捞，成本高、速度慢。”恰好当地有渔民在自己的船上安装了一个小型抓斗，连江县当时雇用这样的渔船组织打捞，结果比水鬼的效率大大提高，“海洋打捞就成为我们转产的主要方向之一”。

这次打捞事件也让沿海的渔民看到了利润空间。“2005年，我们村的陈登杰就组织合股购买了第一艘工程船。”黄祥连说，当时还没有固定图纸，需要自己购买工程船、吊臂，然后请人组装，耗资200万元，花了近一年时间，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下海，“主要承揽一些港口疏浚、施工清淤的工程，这些工程期都比较长，一两年才能看到效益”。除了清淤和疏浚工程，这些设计独特的工程船的主要工作是在沿海打捞沉船，作为自古以来的重要航道，福建沿海散落着大量沉船，即使在海洋沉船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出台后，许多近现代的沉船也为这些打捞船提供了丰厚的回报。“到2007年，早期合股工程船的股东一年分红能达到十几万元。”因此到2007年，定海村的海上打捞船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至今已经有14艘功能相似的海洋工程船，其中就包括这次出事的“康顺9号”和“信宏168号”。

靠着这种新兴行业的推动，定海村的渔船从2003年的160多艘减少到如今的100多艘。“这样的海上工程船解决了1/4的转产渔民数量。”黄祥连告诉本刊记者，“而且按照工程船的分红数量，利润比捕捞高出好多，转产做工程打捞船是自然的事。”

“这种打捞船也是特定条件下的产品。”汤国登告诉本刊记者，在渔民转产的过程中，开始兴起一种捞贝类的渔船，就是将传统的渔船改装，加上吊臂、抓斗、探测器等等，这种捕捞贝类的船就是打捞船的原型，但是浅海的贝类在两年内几乎被捕捞殆尽，黄祥连说：“恰好国家在渔业转产给拥有渔船的渔民一定的补贴，加上他们将渔船拆卸后出售，渔民手里有一定的资金，这些资金加上打捞贝类的技术，就产生了这样的打捞船。”

“打捞这种新兴行业不仅解决了渔民的就业，更重要的是使民间的资金找到出口，通过民间标会的融资，仅这两艘打捞船就涉及200户渔民的投资，这种生产方式也给渔民的资金增值提供了保障。”汤国登说，“过去标会都是几万元的规模，这种行业的兴起使标会的资金规模成倍增长，一个行业牵涉了几乎全村的经济。”

因此，连江县政法委也曾出面协调此事件，去年7月，连江县政法委向椒江区政法委发了一份《关于恳请宽大处理我县定海村两艘海上施工工程船35名渔船员的特急函》，提出：“由于我县定海村属于纯渔业村，两艘工程船船员迫于近年渔业资源日益枯竭，目前涉案人员35人中100%都是举债投产转业，每个人背后都有亲戚朋友零散的投资，涉及面达百户群众，影响巨大。……鉴于以上原因，我委特具函恳请贵委出面协调相关部门，宽大处理我涉案工程船及船员，建议予以放回被扣工程船，对涉案人员予以从宽处理并恳求取保候审，帮助我县保持安定稳定的社会秩序。”黄祥连也感到很无奈，他说，村里还有12艘正在从事打捞、清淤的工程船，“有一次一个渔民对我说‘你让我们转产都转到监狱里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盗捞案渔民码头沉船渔民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