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周仰杰

（文 / 何潇）

交换名片的时候，周仰杰做了一个回撤的动作，他把原先准备好的那张名片放回口袋里，掏出另外一张来，递给我：“还是中文的吧，大家都是中国人。”名片正面，银底黑字地印着他的英文名——Jimmy Choo，以及Jimmy Choo Couture的Logo；背面只简单地写了一行中文：拿督  周仰杰 博士 OBE。

但凡有些探究癖的人，都能从这10个字符后面读出故事。OBE（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表明他是大英帝国官佐勋章获得者。这是在2003年，英国贸易与工业部长代表英国女王授予他的，作为其对英国皮鞋设计和时尚工业所做贡献的一种表彰；博士，指的是2004年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授予他的艺术（设计）专业荣誉博士学位；而“拿督”这个称谓，说明他在马来西亚是有身份的人——在马来西亚，“拿督”过去只是对行政官的叫法，后来也被马来西亚王室用做一个荣誉封衔，封给对国家有特别贡献的人，5年前，周仰杰在其家乡槟城被授予了这个头衔。

1961年，周仰杰出生在马来西亚，是做鞋人的儿子。年少时，他去伦敦康得威那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伦敦时装学院）求学，并在英国发展自己的事业，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周仰杰坚称自己是中国人，“我是马来西亚中国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所以我是中国人”。他的中文里带浓重的南方口音：“我是古老人，因为父亲是从广东过去的，很保守。”

我见到周仰杰，是在英国文化教育处的媒体见面会上。他的个子不高，相貌平和，皮肤里透着南洋人常见的那种黑黄色。像多数惯于与媒体打交道的人一样，他说话时带着笑，态度友善，没有大师的架子。

“你们记住，买鞋子的话，鞋跟一定要平，穿起来才不会摇。鞋头要翘起来，要可以放一个铅笔上去，平平的穿起来脚会痛，不会舒服。有些工厂为了省钱，不会选好的木头。买了鞋如果觉得穿得舒服，应该找回那个工厂继续买。”他一面教大家找到一双完美鞋子的方法，一面在纸上开始画出一个模型，“脚有大小，各不相同。做鞋的人能看到鞋模。木头的形状不好的话，鞋子穿起来就会不舒服。我从小跟父亲学做鞋，有二十几年的做鞋经验，所以我做鞋的时候会看到木头。做鞋就是我的爱情”。我留意了他脚上的鞋子，是一双黑色的浅帮系带皮鞋，在常见的穿衣指南里，通常会把它列为“衣橱必备单品之一，去任何正式场合都不会出错”。

“Jimmy Choo”如今已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名词。类型小说作家会给自己的书起名为《再见，Jimmy Choo》，以表明主角虽是两个小镇主妇，小说仍是个时尚故事。与莫罗·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一样，Jimmy Choo也是令女人着魔的“Killer Shoes”（杀人鞋履）。“Killer”的叫法，因为令人生畏的鞋跟高度，也因为鞋子对女人的致命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让《欲望都市》里的凯利恨不得“拿命换鞋”，也让千千万万的普通白领甘愿掏空一个月薪水，只为交换一双可以让自己产生幻觉的鞋子——踩着它走过办公大楼的玻璃门，就像是成了穿着Jimmy Choo的米歇尔·奥巴马，又或者，成了Jimmy Choo London品牌创始人之一塔玛拉·梅隆(Tamara Mellon)，正光芒四射地走下飞机。

然而，与Jimmy Choo相关的上述种种，与作为品牌设计师的周仰杰，早已没了实际的关系。现在，谈到过去这段合作关系，周仰杰仍只承认Jimmy Choo London最早的投资人汤米·耶尔代（Tommy Yeardye）。耶尔代是维达·沙宣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塔玛拉的父亲。

“她（塔玛拉·梅隆）父亲是我以前的合作伙伴，现在我跟他们没有来往了。公司卖了就卖了，好不好自己心里知道就可以。”当我向周仰杰问起塔玛拉·梅隆时，他说：“我是中国人，不会说别人的东西，我们觉得自己好，可以自己发展，像我现在可以训练学生，这也很好。那个店我再没进去过，既然卖掉了，就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1996年，周仰杰与时任《Vogue》英国版配饰编辑的塔玛拉·梅隆合作成立了Jimmy Choo成品鞋生产线，汤米·耶尔代是早期投资人。Jimmy Choo的鞋子很快知名起来，他们的客人里有社会名流，也有英国皇室。戴安娜是他们的明星客人，也是周仰杰最乐意谈论的服务对象：“我给戴安娜公主做了7年的鞋子，她穿的都是优雅的风格。她很固执，从不穿拖鞋，说自己的脚不漂亮。我给她做拖鞋，她从来都不穿。”

周仰杰与塔玛拉来自不同的世界。塔玛拉·梅隆出身富家，是标准的“富佬”（Jet Setter），并像其父一样懂得如何才能做好一桩买卖；而周仰杰是个白手起家的海外华裔，他的热情是做鞋子。尽管生意风生水起，但两人之间出现了矛盾。2001年，周仰杰将其在成品鞋业务中所持的股权出售给了Equinox Luxury控股有限公司，并授权他们继续推出Jimmy Choo品牌皮鞋。而周仰杰本人则将工作转移到了Jimmy Choo Couture上。

这段商业合作的破裂，同时影响了一段家庭关系。周仰杰太太的侄女，也是其得力助手蔡姗卓（Sandra Choi），最终选择了与塔玛拉·梅隆一起工作，现在她是Jimmy Choo London的创意总监。

“我们中国人说，要忍气，不要小气。有些东西，就要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没钱就吃公仔面，有钱就吃龙虾面。”再问及这段往事，周仰杰谈起了传统的做人哲学，“但我会感恩。以前我在英国念书，那里的人教我怎么做鞋子。做人要大量一点。现在如果看到塔玛拉，我会说‘你好’，我不会说人家的坏。风水轮流转，我的师傅是这样告诉我的。”

周仰杰信风水。父亲告诉他，周家在广东梅县的祖坟是一块风水宝地，他相信正是这块地为周家子孙带来了好运，并寻思着在今年找机会回去拜拜。周仰杰也信因果：“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能到今天，可以遇到很多贵人、得到很多奖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孝顺父母，爱我的家人，同时也懂得感恩，懂得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不怕外国人批评我，别人有别人的做法，我周仰杰有我周仰杰的做法。”

“有些人想要成功，但有些小小的懒惰。要成功，就要吃苦耐劳。”周仰杰说。

在后来的邮件里，周仰杰向我谈起了早年在英国的另一桩令他难忘的经历。那是在一次时装秀中，为了完成某个设计师需要用到的鞋子，他在自己的工作室睡了整整4天，其间一次也没回过家，终于完成了设计师交给的任务。我原本期待听到更离奇的故事，但说故事的人有着与听故事的人不一样的体会。“不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我的家庭，这都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工作。但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你就应该要有做这件事的决心。”周仰杰说。

( 周仰杰设计的鞋子，以手工精细和风格优雅见长  )

那时，有许多像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这样的大设计师，在时装秀期间向他定做鞋子，但周仰杰有着中国人的固执，坚持一定要写上“Shoes By Jimmy Choo”的字样，否则不做。他说：“有很多中国手工艺人不写名字也给他们做。但我从来不做人家不写我名字的鞋，我一定要推广自己的名字。给他们做鞋是很头痛的，有时他们会在最后一秒给你电话，说要改设计，所以要忍耐——就是这样子，忍气吞声。”

“忍”是他在谈话中使用得最多的一个字。“做一个好的设计师，礼貌是很重要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小时候，想买两张皮来做鞋子，人家不卖给我。说，你这么小，卖给你做什么呢？现在不同了，一打电话他们就给你。所以忍耐很重要。”

如今，周仰杰已经不再需要为这些操心了。除了Jimmy Choo Couture，他现在关心的，是如何能将制鞋的技艺传承下去。他像个老拳师一样谈论收徒授艺。“以前父亲叫我们学功夫，一定要找人格好的老师，找师傅学东西很需要注意。就像我父亲，学生只要报出他的名字，大家就知道这会是一个好学生。”他对自己成为一个好老师很有信心，这是因为他的“爱面子”。“学生如果不好，我不会给他毕业的。他带着我的名字，我会觉得很羞耻。我的学生知识、经验都要好过我，我周仰杰要面子嘛。”

在此之前，有媒体传出了周仰杰将要开办Jimmy Choo制鞋学校的消息。周仰杰说，这个计划他在去年就已经有了。“我希望可以自己做，而不是去一个地方，给个位置让我做。”

在这个尚未开张的学院背后，藏着一个马来西亚华裔设计师的梦想。“我希望在东南亚有一个制鞋学院，但不光是学院，还要有工厂。意大利做鞋很漂亮，因为他们有一代传一代的传统。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工厂。在我自己的国家，也要有学院、工厂，还要有原料供应，这三方面的条件都要能够满足。把全部工作一起带回自己的国家，人民就会有事做。我要把全部的荣誉带回我们国家。我的梦想就是这样。”■ 周仰杰中国人父亲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