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与敬惜字纸

（文 / 刘涛）

( 仓颉图像 )

古人相信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黄帝时代的年限是公元前2550年到公元前2450年，这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一书的推测，并把黄帝以前的历史称为“传说时代”。

仓颉造字之说，战国时代已经盛行。《世本》那部史书说，“黄帝使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有“古者仓颉之作书”云云。《吕氏春秋·君守》追溯六类“事物”之源，除了奚仲作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也有“仓颉作书”。所谓“作书”，就是发明文字。

仓颉如何“作书”，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叙》中有一番遥想当年的合理想象：仓颉见到鸟兽留下的蹄爪痕迹，悟到分明别异之理，造出了文字。“仓颉造字”的概念配上这样的故事，古代史学家和文字学家不断的重复，成为深入人心的常识，而且派生“仓颉四目”、“四目电光”的神异之说。

神化仓颉的参与者，还有书法家和画家。“书契之兴，始自颉皇”，这是东汉草书家崔瑗《草书势》所说，尊仓颉为“颉皇”。北宋时，仓颉被政府衙门从事文字书写的书吏称为“仓王”，在每年秋天的赛神会上举行祭祀。古代画家绘出了仓颉的形象：头披长发，嘴唇上下留着长胡须，身披草衣，袒胸露腹，表示生活在远古。按“仓颉四目”的传说，让他多出一双眼睛。古人如此臆造，想来也有道理，许多人都见过鸟兽的蹄爪之迹，唯独仓颉知别异之理，造出文字，他的眼力当然不同于凡俗之辈。眼力属于智慧之类，要在人的相貌上表示出来，只能在“传神写照”的眼睛上用心思。

造字的仓颉，从远古的口头相传，而后进入文献，演绎加上神化，最终在图像上完成他的神异形象。中国文字发生史就这样累积起来。近世以来，随着科学的昌明，文字的产生才有了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如鲁迅所说，上古社会的人们，“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信，口口相传，文字就多了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文字出现的原因非常实际，只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出自众手，经过长时间的孕育，由少渐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而后“壹”于史官。一代代主掌文字记录的史官有多人，而又“壹”于一位有名的仓颉。如果“黄帝使仓颉作书”还有真实的成分，也许黄帝时代是文字的萌芽时期，史官担当了采集、选练文字的重要角色。

( “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图形 )

发明文字是人类最突出的成就，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古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公元前2世纪初，淮南王刘安《淮南子》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文字的出现惊动了天地鬼神，逼得“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此属“天人感应”的文字观。公元2世纪初的东汉，许慎对文字作用的认识转入理性，所谓“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现代的学者认为，文字是文明开端的标记，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叫“文明史”，此前的历史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载，称为“史前史”。

许慎编出我国的第一部字典，为了编字典，他把“文”和“字”做了区分。最初的造字方法是“依类象形”，那些与物（象）对应的象形字，谓之“文”，后人称为“初文”。在这些部件基础上用“形声相益”的方法繁衍的字，则谓之“字”。字是孳生繁衍的意思。许慎编的那部字典叫《说文解字》，他采用了以“文”率“字”的方法，“文”是部首，下列同一部首的“字”，开创了字典的“部首”编纂法，沿用至今。现在也有按汉语拼音排序的编纂法，以音查字，很实用，却割裂了文与字的关系。部首编纂法可以显示汉字的源流和字义的类属，使用者可以坐收举一反三之效。

( 殷商甲骨文 )

东汉学者把造字的方法总结为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名为“六书”。这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前四种才是造字法，后两种是用字法。依靠这些方法，古人不断地造出新字，单字量越来越大。殷商甲骨文的单字数量约4500个。汉朝《说文解字》所收单字9353个，数量翻倍。清朝《康熙字典》，正文收单字4.7万余个，连同补遗、备考的字，单字多达4.9万余个。但是，很多字有古今之别，有繁简之异，还有一字异体者，都属于“一字多形”，还有一些弃而不用的死字，所以后世的单字数量就多了。据统计，源于象形和指事的文字，不到汉字总量的10%，会意字和形声字占汉字总量90%以上。

对于考古发现的古文字，当今学者仍然采用汉朝人归纳的造字理论去释读。越古的文字越难释读，殷商的甲骨文，犹有上千字未能释出。更早的遗迹，是新石器时代器物上零星见到的符号，辨认这些符号类似猜谜，但是基本方法还是东汉人总结的“六书”理论。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莒县阳陵河出土的陶尊上，刻画着一种图形，上为“日”形，中为“火”形，下为“山”形，简者是上“日”下“山”。考古学者称为“天象刻文”，文字学家有的释为“热”，有的释为“旦”，但都是从“会意”的角度释读这个图形。“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2800年至前2500年间，和黄帝时代的上限相接。与“大汶口文化”大体并行的“仰韶文化”遗址，如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边上也刻画着一些原始符号，有的象形，有的是记数的抽象符号。这些早期刻画符号和刻文，郭沫若认为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说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 殷商《二祀其卣》族徽文字 )

迄今所见最早的汉字符号系统，是殷商甲骨文。殷商比黄帝时代晚1000多年，文字的形成也许就在这1000年间。殷商的文字，还见于青铜器上，叫“金文”，有装饰性，又是一类。那时的社会已经形成等级，文字被少数服务君王的史官、巫觋所垄断，文字不仅代表着权力，也是沟通神灵的媒介。殷商金文里，还有一种名为“族徽”之类的图文符号，所以文字的形式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力量”。

文字的“神性化”后世一直存在。不仅是文字的形式具有象征意义，文字承载的语义更使文字的威力如虎添翼。高山崖壁上镌刻的佛号，象征着佛的存在。家家供奉的祖宗牌位，上面书写的文字象征着祖先的存在。道教把古篆与草书化为符书箓文，造成人所不识的“天书”，人们相信这类文字有着驱鬼、招魂、禳灾的灵异功能，威力巨大。古代民间以诅咒文来惩罚仇敌，一直流传，也是深信文字具有神性。

( 民间集资刊刻的《文昌帝君惜字律》仓颉画像 )

前几年，我在报国寺文化市场买到一本民间集资刊刻的《文昌帝君惜字纸律》。“文昌”是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古代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后来民间和道教把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称为“文昌帝君”。这本薄薄的书，刻于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里面有多种惜字的律文，都是以道教神灵的名义发布。开卷序言就说到“仓颉造字”的功用：“有字则古人之意可见于今，远方之言可传于近，哑人能字则手可代口以为言，聋者识字则目可代耳以为听。”提到当时地方官“出示晓谕，敬惜字纸，倡募刊书立会”。

“惜字”有两种惜法。一是“下笔”之“惜”，共有12项，比如有关人的性命者，有关人的名节者，有关人的功名者，离间骨肉者，谋人自肥者，这类文字都要“惜”，劝人不要形诸文字。这是劝善。另一种是珍惜字纸，列有“十八戒”，比如卖废书与人，将字纸遗弃污秽中，脚下践踏字纸，拿字纸糊窗壁、覆缶、裱画、拭几砚、擦垢秽，烧字纸夜照、点火吸烟，以书做枕或者塞在墙壁孔内，等等。

“敬惜字纸”的观念，深入民间。赵珩《记忆中的收藏·字纸篓儿》中描写了他少年时代所见的一幕，那是上世纪50年代北京街头，收废纸的老头歇在街边，在地上把一堆纸团一一展平，带在身边的孩子无聊，看蚂蚁打架，累了坐到旧书报上，老头看见，掴了孩子一掌。赵珩不解，上前询问，老头回答：那上面有字，字是仓颉造的。做过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也曾有过类似那小孩的遭遇，留学定居欧洲之后，有年回台北，垫着报纸坐在路边歇息，一位老年人看见，指责她坐在字纸上。龙应台感慨，这就是文化。■ 汉朝考古仓颉造敬惜字纸惜字仓颉文化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