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有的文化

（文 /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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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衰落的种种表现

《我们应有的文化》是美国文化史学家雅克·巴尔赞80年代撰写的12篇文章的合集。美国密歇根大学欧洲知识史教授斯蒂芬·汤森说：“巴赞出生于法国，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把法国式的清晰和巧妙的、非学术化的语句带到了美国学术界。他终生致力于研究当代的各种文化和道德问题，这部文集是他的能力和才华、他广泛的学术兴趣的索引。文集中每一篇启发性的论文都很有趣，也很重要。每一篇都是开放性的尝试，没有做出权威的断言，是在探究而非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这些论文都受到学术演讲习惯的影响，用50分钟的力量和魅力的持续爆发来讨论用一本书的篇幅才能解决的论题。”

这些文章批判了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文化研究的专业化使得文化被委托给了专家，文化不再是大众用来完善自己的精神财富；各种词典和知识便览书籍使知识沦为信息，人们专注于占有事实而不是领悟语境或者意义；很多历史著作只是搜集私人生活史方面令人好奇的事实而缺乏年代上的结构甚至叙事主线；艺术品供过于求，使人们变成了贪食者，人们暴饮暴食，但是并未消化。

这种种现象表明，“文化正在衰落”，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都没有很好地利用文化。专家对作品进行分析，而文化需要的是以整体形式供人们观照，以内心敏感性去理解。业余爱好者也变成了专家，变成炫耀知识的人。在职业领域和业余时间中受到某种爱好影响的民众，如观鸟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还有收集唱片并且模仿流行歌星和影星的年轻人，形形色色的拥趸和“粉丝”——棒球迷、歌剧迷、火车迷，还有首版图书或坠子收藏迷——只拥有知识，他们缺乏反思，缺乏对信息、对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他们根本不去超越他们所掌握的可怕的事实堆积以从中得到任何见解，他们不是使用知识丰富生活以获得智慧。巴尔赞本人喜欢棒球、歌剧，欣赏火车车厢，喜欢阅读侦探小说，对很多爱好者只顾炫耀相关知识感到痛心。

过去，阅读历史著作能够操练人们的想象力，解释不熟悉事物之中的熟悉事物的细微差别，激起人们本性中与可耻共存的英勇一面，通过显示已经出现的少数犯下大错的人，锻炼忠于事业的坚定之心。“历史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导入一种相对从容的态度。这种平静不应被视为玩世不恭的超然心态。这是一种充满精神的悲观情绪。”现在，人们的消遣活动表现出收藏热，表现出对古文物的喜好，表现出对过去的零碎东西的怀旧之情的培养。“这种做法与严格意义上的对历史的使用、与历史带来的愉悦毫不相干。”

他对年鉴学派的理念提出了强烈批评。“19世纪末，平民主义盛行，社会科学兴起，对以前的编史方式表现出厌倦情绪，这促成了年鉴派的研究计划。”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被认为精彩、新颖，富于启迪，但如普拉姆所说：“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错误和曲解比比皆是，这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他的方式、他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固有缺陷。其原因在于，在确定中期和长期模式及其周期时，他完全不顾事件和策略，不顾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类似的，牛津大学知名学者西奥多·泽尔丁所著《法国：1848～1945》有两大卷塞满了事实和评论，该书的章节标题是按社会范畴而不是时段划分的——“抱负”、“爱情”、“政治”、“婚姻”和“道德”。它根本算不上历史著作，因为它漠视时间和叙事连续性。

( 雅克·巴尔赞（左图）和他的作品《我们应有的文化》、《艺术的用途和滥用》 )

艺术的用途和滥用

《艺术的用途和滥用》是巴尔赞1973年在美国国家美术馆所做6场系列讲座的讲稿，巴尔赞对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音乐有着第一手的认识：“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巴黎长大的，不仅感受了那个世纪的新艺术氛围，而且身处其创作活动核心区域。我小时候住在父亲的房子里，身边有许多年轻诗人、画家、音乐家和雕塑家，他们画立体派作品，写图案式有形诗，创作无调音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瓦雷兹、阿波里奈尔、庞德、莱热、格莱兹、塞沃里尼、维龙、杜尚、洛朗森、科克托，还有许多其他人。对我来说，这些确实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住在我父亲房子里的熟人的名字。”

( 罗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形成了艺术狂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并且积累起来的幻灭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的痛苦使人相信，公共事务是卑鄙可耻的，唯一的文明的存在是精神领域的东西，并且在精神领域中，艺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福克纳说：“如果一名作家不得不抢劫自己的母亲，他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希腊古瓮颂》的价值超过任何数量的老太太。”但艺术也是危险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一切强有力的事物都是危险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艺术既能美化和提升给予其生命的文明，也能削弱和破坏文明。艺术家瞧不起贸易，瞧不起资产阶级，认为科学把世界变得无意义，他们想象无政府的天堂，这样自由精神就能以轻松的没有摩擦的自我生长方式在生活中遨游。这和贝尔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观点非常相像。

巴尔赞提出，艺术爱好者要避免对艺术的滥用。“我们应该记住古希腊人的做法，每年只在一天时间里观看三部悲剧和一部喜剧。高雅艺术只有在罕见的节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中，紧随期待出现的是高度兴奋，产生的结果是在宁静状态下的沉思和回忆。”

( 西奥多·泽尔丁 )

艺术家们则需要抵制科学对艺术的诱惑。上世纪60年代上演了一部名叫《拯救》的英国戏剧，这部戏中有一个场景，一个小孩被几个成年无赖用石头砸死了。该剧作者解释说：“显然，在伦敦的公园里用石头砸死孩子的行为是英语中典型的保守陈述。与对德国城镇的战略轰炸相比，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暴行，与对大多数孩子实施的文化剥夺或情感剥夺相比，它的后果也是微不足道的。”巴尔赞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位作者犯了用数字来考虑道德事实的错误。一个婴儿与成千上万被炸的人，两个数量级之间的对比似乎降低了谋杀孩子所包含的暴行量值。这种伪科学量度方式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常见的错误之一。只有在足够多的人受到困扰时，他们才会受到触动。但艺术的职责是让人去感受个别的事物。在任何集体罪恶的情景中，痛苦是一个人感受的，人独自感受不公正言行造成的巨大痛苦，独自死去。

数学家们如罗素常常强调说，他们的著作引起审美情感反应，其实受到优雅标准、结构美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制约。其他学科的人提出，艺术和最高层次的科学一样，都是纯粹的、没有用途的，其目的是为了艺术，为了实现观照带来的愉悦。有人甚至宣称，在任何科学分支中，如果没有对该分支充满诗意的感悟，就不可能完成伟大的工作。对此巴尔赞做了有趣的反驳：“数学演算只在比喻的意义上拥有形式美，没有谁把数学演算挂在墙上当做绘画欣赏，没有谁把在歌剧院里朗诵数学演算当做话剧欣赏，因为数学演算在感性方面缺乏感染力。数学爱好者无需重新看到作为对象的演算式子，就可完全记住演算的所谓优雅，而所有的艺术都是某种对象。此外，一项演算或实验可被任何人复制，而艺术品却是不可复制的。在两首诗歌或两件舞蹈作品中，各自的优雅具有不同的特殊性，科学工作的优雅具有类似的特性吗？”■ 应有艺术文化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