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的政治

（文 / 何潇）

( 2008年9月，凯瑟琳·玛兰蒂诺出席2009春夏新品发布会 )

2001年春天，法国设计师凯瑟琳·玛兰蒂诺(Catherine Malandrino)在美国推出了一条“国旗裙”（Flag Dress），这位来自他乡的设计师称，希望这条印着美国国旗图案的真丝裙子，能代表“我梦中所见的那个美国”。半年后的秋天，“9·11”事件发生了。这条承载着个人情感的裙子，迅速成为承载民族情感的物件，名人名流都争相穿它。7年后的秋天，一个非洲裔美国黑人开始竞选总统，“改变”之声习卷美国之时，这条裙子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诞生时，人们在梅丽尔·斯特里普与海蒂·克拉姆等人身上发现了这条裙子。

本月，这条裙子出现在纽约最大的时尚博物馆F.I.T.（The Museum at the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展厅中。“我最喜欢的一件展品就是这条凯瑟琳·玛兰蒂诺设计的 ‘国旗裙’。”梅利莎·马拉（Melissa Marra）告诉本刊记者。梅利莎·马拉是这场名为“时尚与政治”（Fashion and Politics）时尚展的策展人，与她一起工作的是詹妮弗·法利（Jennifer Farley）。梅利莎与詹妮弗希望通过展览，让人们通过时尚表述自身的历史，展览包括100余件展品。

在展厅里，人们见到了另一条裙子，被安放在凯瑟琳·玛兰蒂诺“国旗裙”的旁边。这是一条诞生于1889年前后的裙子，轮廓肥大，应该是参加游行的时候穿的。尽管从外形看，它与凯瑟琳·玛兰蒂诺的裙子几乎没有设计上的共同点，但两者遍身的星条旗图案已足够神似。这条1889年的“国旗裙”，被很多人指认为是凯瑟琳·玛兰蒂诺的裙子100多年前的先辈。

如果衣服会说话，它是否会说出“我有一个梦想”或者“我们可以改变”这样的言辞？设计师的回答是：会。在F.I.T.的展厅里，马丁·路德·金的理想与巴拉克·奥巴马的目标被法国设计师让-夏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Jean-Charles de Castelbajac）合并到了一条闪闪发光的迷你裙上。裙子前方，绣着波普化了的奥巴马笑脸；裙子后方，印着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今天我有一个梦想！”两个历史时刻似乎正在穿过模特薄若纸片的身体，真切地贴合在一起。“卡斯泰尔巴雅克认为，奥巴马是希望和改变的代表，把他看成是当今最有魅力的政治领袖。”助理策展人詹妮弗·法利说。

人们倾向于把奥巴马看成是要“改变和创造一切的人”，但奥巴马想当“竞选时尚”第一人为时已晚。1956年，艾森豪威尔决定再次竞选总统，尽管他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但人民对他的支持一直在向上爬，此时出现的一条“Ike”裙子就是一个例子。艾森豪威尔对穿着不太讲究，做将军时，经常会戴一顶下层士官戴的平等军帽。但这个本分的人却奇特地刺激了一些时髦衣物的诞生，比如著名的“艾森豪威尔夹克”，在当时看来，款式极为时髦。这条名为“Ike”的裙子也是如此，棉布质地，白底红字，通身印的都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艾克”（Ike），即便是拿今天的眼光打量，也称得上时髦漂亮。

( 1889年的“国旗裙”（左）和凯瑟琳·玛兰蒂诺设计的“国旗裙” )

这种直率的表达方式，是20世纪之后才有的风尚。早些时候，政治在时尚里的表达更含蓄、隐晦甚至有些秘而不宣。譬如，一件大约在1805年间制成的裙子，希望通过设计上的新古典风格来表达民主的理念，这对于现代人俨然是个哑谜。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晚期的女士运动装——一件精心剪裁过的女士自行车骑车套装，灵感来自早期的改良服装，这种设计在让女人们告别繁缛的蕾丝边裙子，以及告别与这种裙子相关的行动不便的生活。到了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审美”的裙子出现了。这是一种早期的“反文化”试验，服装试图采用松身而合体的设计，来表现其对维多利亚时代僵硬线条的抗议。一条名为“伦敦的自由”（Liberty of London）的裙子是这一风格的最佳代表。裙子上部采用了罩衫的宽松设计，在强调健康与舒适的同时，保持了外观的优雅。只是，这种宽松舒适之下反抗的隐喻，到了今天，已是一个非加注脚不可识别的东西了。

战争有时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譬如团结、积极和爱国主义。这些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可能会转化成一条印满“Victory ”的丝巾，又或者，一双红、白、蓝三色的皮鞋，鞋面上点缀着金属星星。因为战争的关系，女人的着装也变得更具功能性。此时出现了一款“铆工罗茜”（Rosie the Riveter）式的工厂做旧连衣裤。这位能干男人活计的工厂女工是此时的社会偶像，激励了千千万万女性像男人一样工作。人们心目中的“铆工罗茜”经常是霍华德·米勒（Howard Miller）1942年海报里的样子：她挽起袖子，露出肌肉遒劲的粗壮胳膊，画外音是：“我们能做到！”（We Can Do It!）——这只是一个著名的误会，霍华德·米勒海报里的模特是17岁的工厂女工杰拉尔丁·道尔（Geraldine Doyle），而不是女英雄罗茜。但它对罗茜所代表的女权主义着装方式的流行，却不无贡献。

( 诞生于1910年前后的“伦敦的自由” )

有意思的是，在社会对罗茜式女英雄推崇备至的时候，军队里的女兵制服也越来越时髦。1942年，美国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WAVES）部门的女兵穿着的一款蓝色羊毛制服，全部来自奢侈时装品牌曼波彻（Mainbocher）的设计。曼波彻诞生于1929年，曾因无肩带晚礼服声名鹊起，一度是法国高级时装工会认可的高级时装品牌。其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两笔是一件内衣和一套婚纱，前者被摄影师霍斯特（Horst）定格在了那张著名的《曼波彻胸衣》（Mainbocher Corset）里，后者被辛普森夫人穿着，与温莎公爵结了婚。

服饰政治的全盛时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关于婴儿潮、青年运动、科技进步、太空探索、性解放、摇滚乐的年代，人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表达，哪怕是在服饰上。最能代表整个时代精神的设计师是皮尔·卡丹、安德烈·库雷热与鲁迪·基诺里奇。没有什么比鲁迪·基诺里奇在1964年设计的“上空衣”Monokini更具有代表性的了。这是一件黄色泳装，羊毛质地，上部由简单的V形带组成，模特的整个胸部全露在外面，比汤姆·福特后来那些领子开到胃部的设计来得更干脆。这个“伤风败俗”的设计显然是冲着此时的性解放运动去的，就像基诺里奇说过的那样，他的设计是时尚与社会的双重宣言。实际上，他的这个宣言带来了一种新的泳装门类——无上装泳衣，人们顺了基诺里奇的意思，取名为Monokini。

( 1942年美国海军WAVES的女兵制服，来自奢侈女装品牌曼波彻的设计 )

在60年代出现的许多像Monikini这样怀揣社会改革理想的裙子中，“尼克松”与“汉弗莱”裙子的政治抱负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条迷你裙出现在1968年前后，波普风设计，透着些未来主义的色彩。裙子是纸质的，尼克松与休伯特·汉弗莱的支持者穿着它，就像穿着一张流动的海报，而就像海报上的竞选宣言一样，它也是用过一次就可以随手扔掉的东西。

人们或许可以将2008年称为“奥巴马时尚元年”。这个美国人的总统，在这一年中，甚至好几次成了法国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但“衣服的政治”是一个更为丰富的概念。梅利莎·马拉提到了巴西设计师亚历山大（Alexandre Herchcovitch）2009年的成衣系列“爱之军队”。设计师表示，这一系列关注的是“政治动荡、外邦统治、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这是一个例子，时尚今天所关心的——与其在“伦敦的自由”、“铆工罗茜”、“Monokini”时代相同——依然是人们所关注的一切：社会问题、全球变暖、经济衰退、战争与和平??衣服的政治从来不狭隘如政治，它广阔如生活。■

( “尼克松”与“汉弗莱”裙子，诞生于1968年前后 )

（图片摄影：Irving Solero、Eileen Costa；感谢纽约F.I.T.博物馆提供图片）

( “二战”时期妇女们受到铆工罗茜的激励，干起男人的活计，罗茜式的连身裤也随之流行 )

“政治有更为广泛的含义”——访“时尚与政治”策展人梅利莎·马拉与詹妮弗·法利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选择“时尚与政治”这个主题策展的起因是什么？是否与当下的政治环境变化有关联？

( J.霍华德·米勒1942年的著名海报对女权主义着装方式的流行不无贡献 )

梅利莎与詹妮弗：我们确实是从这些年来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对时尚中的政治表达这一话题进行探究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政治”这个词更为广泛的含义。这次展览中“政治”的范围，不仅只有政治人物的着装或竞选的时尚，同时也包括文化变迁、社会进步、性别符号等。这次展览突出了一些循环往复的主题，譬如女权主义、青年运动、民族主义以及等级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看待近年来兴起的“总统风尚”？比方说，奥巴马总统与第一夫人米歇尔成为时尚新偶像。

( 塔库恩与吴季刚设计的米歇尔穿过的裙子（左、中），卡斯泰尔巴雅克设计的奥巴马裙子 )

梅利莎与詹妮弗：我们选择了好几件与近来总统选举有关的设计进行展览，同时也关注了第一夫人们在时尚中发挥的作用。比如，我们挑了一条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过的裙子，还展出了米歇尔·奥巴马两条裙子的复制品，分别是塔库恩(Thakoon)与吴季刚的设计。我们也选择了与此次选举相关的许多Ｔ恤，其中包括玛丽亚·科奈约(Maria Cornejo)的一件Ｔ恤，是为“改变T台”项目募集资金而做的设计，另有一件印着时尚新偶像奥巴马图案的Ｔ恤，设计者是艺术家谢泼尔德·费尔雷（Shepard Fairey）。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此次展览中有一些物件，从外观看与日常生活中的着装无异，很难看出其中表达的政治意味，譬如那条名为“伦敦的自由”的裙子。人们怎样才能读出这些服装背后隐含的意义？

梅利莎与詹妮弗：这是此次展览中最有趣的一个方面之一。你提到的这种现象在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尤为明显，比如那条“伦敦的自由”，需要关注的地方是非常微妙的细节。“伦敦的自由”的设计是为了符合当时的舒适与美丽原则，罩衫连接及腰部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衣服的舒适与合体。罩衫上部有手工刺绣，表达的是工艺美术运动反对工业主义的态度，这也把这条裙子与手工工艺联系了起来。到了20世纪，这条“伦敦的自由”成了许多美学家、知识分子以及波希米亚者都渴望拥有的裙子。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看待时尚在不同时期发挥的功用？

梅利莎与詹妮弗：我们的一个目的是展现长期以来人们利用时尚来表达政治诉求的历史。这次展览侧重的是从19世纪早期到当下的断代史，其中选取的例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这里所谓的“政治”，涵括了社会事件和文化变迁，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在展览中，我们研究了政治表达在时尚中扮演的角色。时尚不仅起到了表达审美趣味的功用，它同时也是鲜活历史的一部分。它为人们提供了了解过去的人怎样思考和行事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到了20世纪，时尚中对政治和社会影像的这种运用，正在变得越来越直接。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趋势可以从哪些地方看出来？能否举出一些例子？

梅利莎与詹妮弗：与之最为相关的是在60年代，人们将和平的图案标记带入了嬉皮风尚，这是一个明显的造像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一条印着肯尼迪航空中心的纸裙子，它反映的是当时美国的太空探索和技术创新。纸质的设计迎合了人们对现代生活的乌托邦愿景，同时也可以一次性使用。我们还选了意大利设计师莫斯奇诺(Moschino)在90年代设计的一条裙子，整条裙子全部由黑色塑料垃圾袋制作完成。它强调了对物品的重新利用，也是对人们社会意识的一种提醒。一些被我们认为是垃圾的东西，同样可以用全新的方法被再度利用起来。■ 衣服裙子政治詹妮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