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中间主义者杨立华

（文 / 葛维樱）

( 杨立华饰演者张恒 )

作为最早定下来的演员，张恒从未和张黎合作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我，我只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和他吃饭，他被鱼刺卡住了，我们一起去医院给他拿鱼刺……”1978年出生的张恒是安徽人，和赵薇是同乡兼同班，“她比我还大大咧咧呢”。听说可以不化妆拍照，她洗了个澡就来了，先把头发撩起一块，“你看我的鬼剃头”。“这是我第二次，去年拍这戏也鬼剃头了，我抹生姜好的，那次医生说是精神紧张压抑的，这回却不知为啥。”她呵呵笑着，并不介意。

“张恒沉下来了。”张黎说。入行10年张恒第一次演年代戏。“我演的除了一个《还珠格格》，其他都是时装戏，身份也差不多，都是时尚摩登女青年。”接受采访时她说，2008年2月从经纪人那里知道有个角色，“啥也不知道就去了，去了张黎让我坐工作室地上看《走向共和》，说看一下感觉，我刚看了5分钟他就说，行了，你回去看本子，看完来谈人物。我说什么意思，你定我啦？”“定了。”“我一口气看了20集本子，我看不下去，情绪比现在观众还激动。看到瞿恩死了，立华收养他儿子，这个女人也太惨了，嫁也嫁不出去，我特恨林娥，她把我老公抢走了。”

张黎问张恒，谁能演瞿恩。“我说必须长得帅，必须完美。我太爱他了。”孙淳是已经快开机才定下的演员，“长得帅，又会演戏，又有知名度，就是有一点点胖，所以他一来剧组看我们就恨——太瘦了你们”。一开始看剧本，张恒觉得杨立华这个角色“太完美”，“只有一点我不能理解，就是她为什么要去莫斯科。就在这儿待着，就可能和瞿恩在一起了。董建昌是一个成熟世故的现实派，而立华被瞿恩的浪漫和热情弄得正晕头转向，我接受不了她去莫斯科”。

“我后期的形象是照着宋家姐妹做的，穿着合体的套装，把头发中分，紧紧地包在脑后，一开始我觉得老气，但是导演说这样最好看，把光洁的前额露出来，眼睛里很淡定。我看到第二天也觉得好看了，气度出来了。完全是一个国民党女高官的样子了，有地位。”张恒说，本来接近她自己年纪思考的方式，由此也有了转变。“我看了《宋美龄传》，其他资料我也在网上查了不少，但是宋美龄却让我最有接近感。”戏是不按照时间顺序拍的，张恒一进入剧组先拍的是后期戏。“我要拍一场抗日，去医院慰问伤员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戏，其实宋美龄就做过同样的事情，我看照片里她换上护士服，给孩子包扎伤口，我觉得那就是我要做的。那场戏是一个镜头从头到尾地拍，要非常疯狂，内心的不平、愤慨全部都表现出来。我演得特别激动，我觉得我就在那个时代那个场景里，我被记者愚蠢的问话激得直哆嗦，我冲着记者的脸就大骂起来，你看镜头里还有我的唾沫星子乱飞。”

一个女人面对的最无奈的选择，就是浪漫理想与世故现实。“有杨立华这样的女主角吗？一开场就说，弟，我怀孕了，你去弄打胎药。太二了，不过她打胎也是因为她已经确定地知道自己不爱董建昌，要离开他。后来尝试和瞿恩相爱，却没想到瞿恩在一个飘飘的白纱窗下，说了主义不同。立华有点失望，本来她以为是要谈情的。”那场戏奠定了杨立华和瞿恩之间永远的隔阂，“我们都不说，但不说不等于没有，我们还是得面对不同的信仰和主义。我那时候正在乱，董建昌就推了我一把，去莫斯科学习，那不正是个大熔炉吗？我去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我熔掉，如果我真正了解了共产主义，又能信奉，那回来再和瞿恩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杨立华和瞿恩都非常理智，他们知道彼此主义不同，谁也不能说服谁，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都站在中间立场上，困惑、探索。很多国民党员也去莫斯科，包括蒋经国，但是他们最终也都没有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杨立华的解释是，看到同屋的女孩因为恋爱被枪毙，对于在大革命时期锻炼出的自由、民主、博爱精神的杨立华，“那主义她信奉不了”。

( 杨立华和父亲杨延鹤的一场亲情戏 )

正因为这种女性特有的对于情感和主义的对立统一，几乎所有主义的极端冲突，让人难受的戏都在杨立华身上，“我对立仁说，你不能杀死了费明的父亲，又和费明玩”，有很多人性扭曲的地方都被杨立华指出来，她把无法面对的人聚在一起，自己又必须面对、承担这一切。她既不能同意弟弟和瞿霞相爱，也不能看着瞿霞被杀，不能放弃费明的抚养，又对瞿老太太怀着复杂的情感。“这个女人身上承载了太多矛盾，瞿霞是个单纯的人物，虽然受迫害，但是始终在情感和主义上都是一个极端的女人，杨立华却成熟、矛盾、心事重重。她在董建昌和瞿恩之间挣扎，虽然她情感是爱瞿恩的，可是出于信仰和选择道路，两个人绝不可能在一起。”

杨立华和瞿恩之间的感情仅止于精神，两个人最缠绵的戏，就是船头送别，此后一生再未相见。“我在家里反反复复地想那几段，每个地方我都想了无数可能，因为编剧只写了剧情，该怎么演我不知道。瞿恩把耳环送给她对她表白，瞿恩把拐棍丢了，她转身回来捡给他，观众一定都以为我要抱他了，但是我不能抱。我一抱还走得了吗？导演说过，越是该哭的地方要笑，越是该笑的地方要哭，如果我在感情面前瞬间软掉崩溃了，那道深埋在心里的信仰和主义的防线就会瓦解，但是杨立华不会瓦解。”

“现在的女人的理解和判断都是，怀了，打不打，和男人商量。那时候杨立华吃药不和任何人商量，她已经要离开董建昌，冒着一辈子不能怀孕的危险打胎，她为她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和瞿恩没法跨越主义的障碍，她不黏糊，二十四五岁，和家人、爱人打个招呼就去莫斯科，她太清楚自己要什么，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有所把握。”对于爱情如此的叛逆、极端，没有犹豫、迷离，“杨立华对董建昌是一个少女对大男人的崇拜。现在也一样，一个充满理想的幼稚少女，看到成功人士，那么有魄力有才华，立华不爱他没理由啊！但是在一起她就很快发现问题，又爱上瞿恩，可是她对共产主义又失望，她始终不会再见瞿恩”。

“杨立华对瞿恩的爱，是母亲看待一个儿子的感情，我已经不是小女孩，而你还是大男孩，你渴不渴、冷不冷？对董建昌则是对父亲般的，我不高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知道你得容忍我。”张恒从小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父母早年离异，小学四年级母亲再婚，她和继父感情也很好，但是“我特明白戏里和后妈的关系，亲情但是客气，我脑子里没有父亲的概念的。所以我管每个男朋友都叫‘爸爸’”。张恒本来是安徽省体校学生，18岁考了北影，“从小就有很多人建议我当演员，说我像关之琳”。张恒考上大学那年夏天，她去亲生父亲家报喜，“他特别开心，给我一笔钱当学费，又出来送我”。张恒走在后面，父亲拉着同父异母的小妹妹的手走在前面，三个人一起往车站走，“那是我唯一一次觉得，原来父爱是这样，他并没有拉着我走过。我唯一一次有点难受”。

在演这部戏之前，张恒已经有半年多没有拍戏。“我在家歇着，我人生正好在过一个坎，一个女人，30岁的时候就会面对一个坎，谈了多年的男友分手了，我的事业也一直是那样，我演的角色都差不多，千金小姐或白领，有时是反角，但都挺决断的，没什么变化。”张恒从小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孩，“我上大学就花了我妈一两千块钱，其他都是我拍戏挣的”。可是她在感情上，极度不现实和情绪化，“人家说我什么时候都很好，只有说到爱情是个白痴，我觉得杨立华也是这样，只要提到瞿恩，她就情感波动受不了，人都结婚了死了她还那样”。张恒在演艺圈内属于朋友极多的人，“人家都看我，你都多大了还整天爱啊爱啊，我也觉得自己，越大越觉得爱情是唯一。我想改变，结果越改越回去，我还是相信一见钟情，到现在为止，让我一见钟情的男人也只有一个，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了，会出现吧，不然太惨了”。

因为家庭环境，张恒对亲情有自己的理解：“亲情不同于别的感情，只有在一个残缺的家庭里你才明白，爱情是变化的而亲情是永远的，我后悔没有让母亲再要一个孩子，这样她就可以多一份爱给别人。”杨立华在戏里不断在兄弟两个人之间调和，提心吊胆，只怕谁被谁杀死。“哥哥和弟弟都是为了领袖、主义、理想冲锋陷阵，而立华除了深藏在心的理想，还要维系一个家。”“家庭、亲情、血缘，虽然这种表达常常是软弱无力的，在战乱的时代背景下苍白却又沉重。”张恒说亲情戏的极致被老父亲表现了，“他焦急又激动地坐在楼上，等立青上来却只哆嗦着说了几句话，那场戏特别感人”。

“在兄弟之争一开始，姐姐是偏向弟弟的，赞成、支持、帮助立青的行为，但是到了后期她越来越中立，她想让立青回到自己的阵营，但他已经决定了。立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浪漫主义的瞿恩和实用主义的董建昌而举棋不定的女人，她的道路已经确定，身份已经是位于孙夫人之后的委员，我只是害怕兄弟两个在战场上碰到，这是我的心理底线，不能碰。”可是对于不能生育的立华，能够养育一个小瞿恩，“这是多么大的荣幸，这圆了我心里的感情，老天爷对我太好了。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杨立华觉得养瞿恩的孩子好幸福，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现代人谁能做到呢？”张恒说自己是超级不现实的射手座，“什么不现实喜欢什么。我19岁演戏，和爱情比起来，什么现实都没用，我看了太多故事，演过太多功利、现实、复杂的人物，我反而崇尚简单”。

张恒说她在剧组期间和演员们都成了朋友。“我和红雷在这方面有很多共识，他和我讨论合适的意义。我觉得我好多年没有心跳的感觉了，都得想自己当初怎么心跳怎么感觉的，当初自己怎么爱的。我对瞿恩就是那种，一辈子只爱这一个人的感觉，但是对董建昌，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依靠和需要，尽管这种依靠和需要已经尽量不煽情不明显，但是在每个立华彷徨无措之际，20多年里始终是董建昌‘我爱你，你不爱我没关系’的情感陪伴着。我给他做饭，帮他穿衣服，一个女人该做的都做到了，只是缺一点点爱。”在情感上也站在中间的张恒，说自己后来也觉得在表演上对董建昌不公平，“按理我已经习惯于他的气息，他的存在，可是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的人都觉得现实最重要，因此都会爱老董。可是我依然觉得，顾虑太多的感情是不健康的，没有谁想好深入才去结婚。结婚都是一时冲动，离婚也是，如果考虑太多再结婚，那就没劲了。”张恒也很支持编剧对结局的改法，“和家人去香港，依然不可能和董建昌回老家去，这些年她都没有和他在一起，老董来了，就住在她家。我们习惯了女人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一个男人，但杨立华不需要”。“如果是我，也不会和老董一起，她不能留下是因为她知道董建昌要投诚，而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不允许这样的转折。杨立华从不在人面前流露痛苦，即使有一点也是因为瞿恩，她也软弱，比如面对蒋介石，她不知道该怎么影响局势，但是她对自己是有把握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主义，没有什么能够主宰或影响她。”

张恒说她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拍完这部戏我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我现在确实稳了很多，什么是稳，就是不再有那种时好时不好的游离状态。我清醒了，也变聪明了，我以前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挺淡挺冷的，但其实我人不是那样，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该做的都做了，你左右不了了，就行了”。张恒用这个法子想了很多长久以来困扰她的问题，“在我最迷惑无助的时候，我内心想成为的是杨立华这样的女人。我小时候16岁坐火车去上海考试，那个硬座车厢，睡得人山人海的，行李架上都是人。有个女人梳齐耳短发，化妆，穿高跟鞋，坐在靠边的位置，一直看一本书。旁边的哭、闹让我感到难受、恶心，但是她除了去洗手间，几乎坐姿都不变动，小小的我由此特喜欢这个女人，我一直想成为的也就是这样的人。再混乱她也是一个自我”。■ 父亲瞿恩情感张恒杨立华董建昌立华主义者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