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若萌：那一段国史与家史交错

（文 / 吴琪）

( 范希亮饰演者黄若萌 )

范希亮的主义

军人范希亮，脱胎于一个北洋军阀时期的少将，抛弃名利，带着老婆孩子投考黄埔军校。采访黄若萌的6月11日，正好遇到“央视”当晚要播出范希亮枪杀瞿恩那一集，范希亮的原型人物成为观众关心的焦点。黄若萌说，“有人说他是宋希濂，有人说是范汉杰，其实没必要去对号入座。他是一个试图从旧军阀的派系斗争中解脱出来的人，糅杂了好些人的影子”。

范希亮的背景，在戏里并没有集中的交代，而是随着剧情发展偶有展现。在旧军阀的草台旅里，他不愿做一个“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的旅长。范家是湖南汝城的一个大户，范希亮曾经就家乡的农民运动请教瞿恩。但在黄若萌的理解里，“在他身上阶级的烙印不那么深，军人身份的烙印更深”。

早期范希亮的故事，与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范汉杰的经历比较接近。1896年出生的范汉杰，少年时在父亲创办的梓里公学就读，学过测量，后入桂系军阀任职。范汉杰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之前，就在广东地方部队中有相当地位。蒋介石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任总部代理参谋长时，他就在总司令部任军事委员和兵站站长。范汉杰入黄埔时30岁，黄埔一期唯一的上校生，所以在黄埔学生中，范汉杰引人注意而且受到蒋的器重。黄埔军校毕业后，范汉杰像其他毕业生一样，从头做起，在军中担任排、连、营职务，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的一、二次东征。后来成为黄埔一期中最早升任团长和师长的将领。

黄若萌说，刚接到这个角色，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把握范希亮的特点。“压力挺大的，我们对国共初期的历史了解有限。我出生于1957年，即使再怎么读书，也不可能对那段历史有直观的感受，那个年代的军人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根据创作者的原意，范希亮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纯粹到不问政治。在刚入黄埔的第一次自我介绍时，范希亮说自己“来黄埔是为了求带兵打仗的真学问”。黄若萌说，“我对范希亮这个人物的初步认知得益于导演黎叔的提示——爱国、纯粹、本真”。黄若萌因为张志坚的引荐得到了这个角色，奇涛、张黎、刘淼淼等编剧导演对这段历史的深刻认知，“让我受益颇多，把握人物更精确”。

( 黄若萌外公吴振鹏 )

范希亮表达个人情感和理想的部分，大多表现在与杨立青的私交里。在与杨立青的推心置腹中，范希亮将自己的愿望表达得单一而有力。在偷袭粤军一名旅长成功后，范希亮告诉杨立青，“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范希亮、杨立青和谢雨时三人成功完成东征任务后回到黄埔，三期六班的同学因为孙文学会和青联会的争执打了起来，老范端坐一旁，面不改色地吃完了自己的饭。黄若萌说老范此时的心情，“他是从旧军阀中过来的人，派系斗争看得多了”。

在开导立青时，范希亮有一段感慨，黄若萌认为道出了老范信奉的理想——“人哪，可不就喜欢扎堆。可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有了是非就有争斗，有了争斗就有了输赢，有了输赢可不就有了英雄。可是我说立青，咱别做这种英雄。要做就战场上做，打军阀除列强，那才是真英雄。”黄若萌把握的范希亮，“希望为国为民、抵御外辱拯救国家，而不是在归于什么队伍、属于什么阶级这样的问题上去消耗自己”。

( 《人间正道是沧桑》剧照。训练中的黄埔学员 )

范希亮不希望谈主义，或者说希望兼容不同的主义。对于不同的主义，范希亮在毕业时的“同学归同学，钢刀归钢刀”的训诫，成为黄埔军人既忠于主义又珍惜情谊的一句格言。对于瞿恩这样的共产党人，他发自心底佩服，也情不自禁地敬畏、同情，“共产党是动员民众的大师”。那最后送别瞿恩的“黄埔礼遇”后，老范表示，“主义可以跟我们不同，但是黄埔只有一所，请接受我们的致敬！”枪杀瞿恩后的那滴眼泪，“是对瞿恩那种纯真、坚定、坦荡信仰的敬畏”。黄若萌说，审查时片子里删掉了很多表现黄埔同学情的情节，删过的片子看上去老范对瞿恩一事悔意很重。“实际上枪杀瞿恩这件事情，老范是执行命令，军人范希亮虽然迫不得已，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对于范希亮这样一个血性军人，黄若萌不禁感慨：“范希亮这个人物最大的悲哀，也在于他的不问政治。他想超脱于国共两党之上，可是当时不可能有另外一种独立的政治真空。他在中条山战役中英勇殉国，倒是圆了为国效忠的理想。”

外公的主义

对于演员黄若萌来说，虽然之前演过不少的军人角色，像范希亮这样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追寻救国真理的军人，还是头一次。接下角色后，范希亮趁拍戏空档回到四川乐山老家，听母亲细细讲起家史，“国共两党合作初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风谲云诡。我这才开始切身感受到了外公生活的年代。那么多有志青年一腔热血，在种种主义中寻求救国的真道理”。

第一次看到外公吴振鹏的模样，是在1992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给黄若萌的乐山老家寄来了烈士证，上边有一个小头像照，是吴振鹏死于南京监狱之前的囚照。“当时我35岁，在四川省歌舞剧院做声乐演员，对自己还没有明确的认知。我们30多岁时，还在为个人命运而困惑，我的外公怎么会在28岁时就甘愿为信仰的主义牺牲呢？”

吴振鹏这样一个早年为共产主义牺牲的人，因为当时的隐秘状况，很长时间都不是家里人提起的话题。黄若萌77岁的母亲王行在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父亲牺牲时我还不到1岁，母亲很快带我回了重庆的娘家，我也跟随了母亲的姓氏。重庆是在国统区，父亲的历史不便公开，我只知道父亲早年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干部，被国民党整死了。”

建国后，虽然有人提醒王行可以去为父亲办个烈士证，“我那时的想法有些天真，希望靠自己生活，不想借父亲的历史得到不同的待遇”。一直到王行退休后，进入老年，朋友的一句话让她改变了看法：“你对自己父亲的历史都知之甚少，再过一些年，恐怕就再也没人知道他了。”于是王行1985年写信与南京雨花台纪念馆联系，“一联系就后悔了，父亲的故事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那代人真是伟大”。

等待办理烈士证的过程，成了王行重新认识父亲的心理路程。这个在大脑里找不到任何记忆的父亲，让她心酸又不自禁地骄傲，“个中感慨，一言难尽”。当时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做研究工作的郭必强，也欣喜找到了吴振鹏的家人。郭必强告诉本刊记者：“吴振鹏留下的传记档案非常少，我查阅他当年在南京监狱的资料，一个字的口供都没有，非常坚强。”

年轻而坚毅的父亲，在王行汇集研究者、当事人的各种资料后，形象逐渐清晰起来。1906年吴振鹏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产业工人家里，“家里生活非常贫苦，父母都因贫病交加而早亡，工友们就把吴振鹏送到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长大的吴振鹏发奋读书，被保送到安徽省师范学校，在反对旧军阀运动中成为安庆地区的学生领袖。

1925年，吴振鹏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到上海大学学哲学。后来这所进步大学被国民政府取缔，吴振鹏就在上海引翔港秘密领导工人运动。他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纺织厂，和普通工人一样做工，用机器流出来的铁锈水泡冷饭充饥。“外国资本家把中国工人当畜生一样对待，工人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吴振鹏把这段经历写成纪实小说《端午节》，在《中国青年》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读吴振鹏的文章，也成为王行和儿子黄若萌直接感受先辈的唯一方式。吴振鹏的领导才能非常出色，他和革命兄弟袁玉冰、关向应等人被称为上海青年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柯庆施作为介绍人让吴振鹏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

吴振鹏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历史，则是王行整理妈妈的皮箱时，从老照片里发现的。王行从父亲的老朋友那里得知，吴振鹏曾与杨尚昆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研究者郭必强说，吴振鹏当时主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李立三时期中共中央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担任过共青团宣传部长，被捕前任中共中央巡视员。“他是穷苦出身，对自己的革命理想非常坚决。吴振鹏是早期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的情报非常多。他在监狱中虽遭酷刑，但毫不松口。”早年劳苦生活让吴振鹏患上严重的肺结核，1933年5月在南京被捕，6月就病死狱中。

宽容历史的真实

黄若萌记得1992年看到烈士证，听母亲讲起外公的历史时，“我们三兄弟听得惊心动魄，我还特意跑到省图书馆去翻找上世纪20年代的报纸，看到了外公在上海时期写的文章”。王行曾想让黄若萌改姓“吴”，当作对父亲的一种纪念，终因当时手续繁杂作罢。王行从1985年开始了解父亲，待她向儿子们说起家史，黄若萌说，“她平静得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时间如潮水般地冲刷走了很多情感，母亲那代人经历过太多的政治运动了”。

王行的母亲，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冲刷走的一段，她很少主动提起。王行向本刊记者提到，来自重庆的一个书香家庭，与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同为重庆女师的同学，逃婚出来遇到父亲后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襁褓中的王行回到重庆，后来因为改嫁，王行从小跟着外婆家的舅父和姨母长大。“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母亲回重庆后也不会提到父亲。直到1948年她病逝后，我在她的箱子里翻到3张父亲的照片，‘文革’中又给毁掉了。”

从极少的记忆里挑拣出来，王行记得母亲家人曾提起父亲被捕的情景。吴振鹏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曾被国民党抓过两次。“母亲的小叔叔与北洋军阀张作霖有交情，他非常喜欢父亲，所以这两次被捕都是他托了关系，说父亲是病休在家的大学生，给保了出来。1933年的那次被捕，因为叛徒当面指认出了父亲，这次母亲再托关系已经不管用，保不出来了。”

研究吴振鹏的郭必强说，上世纪80年代他们着手写革命烈士传记，对于吴振鹏妻子后来脱离共产党、走向了不同道路，没有提及了。“过去的教育把历史给简单化了，其实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每个人物所走的道路，都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王行生活在重庆外婆的大家庭里，舅父王民心是个民族资本家，开了一家“开明书店”，职员及子女是中共地下党或者党的外围人士。舅父的朋友们常在书店聚会，有时候聚会在防空洞里，“我当时不知道，看到他们表面上吃吃喝喝，以为他们在打桥牌”。大人们总是支开王行，让她在门口踢毽子，“我的小名叫小鹏，这也是对父亲唯一的纪念了。大人们总会嘱咐，说：小鹏啊，来了客人一定要咳嗽几声，要来报个信”。一直到长大了些，“这才明白舅父进行的是进步运动，我自己很快也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王行的母亲后来在国民党的救济院工作，“她偶尔来外婆家看看我，实际上我们的情感交流非常少”。遇到节假日，王行也会到妈妈家吃饭，“妈妈的生活也非常普通，住的地方很简单，家里饭菜一般，没有请佣人，算不上富裕”。

王家是个遵循孔孟之道的大家庭，王行记忆中母亲和自己的兄长之间，相遇都是礼貌而淡然的。两兄妹，一个在支持共产党运动，一个为国民党政府做事情，“两人见面从来不谈政治，也就是聊几句家长里短”。王民心的进步书店，为地下党活动筹集经费，也为去延安的同志饯行，“从来没有被国民党政府查抄过，我想母亲对于书店里的进步活动，心里其实也是知情的”。兄妹间也从来没有公开争论过不同的主义，“回想起来，这也是他们成熟的一种表现吧。争论不会有多大效果，亲人还是亲人”。

1950年王行参加工作，第一次遇到要填表，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我的第一想法是，不应该填母亲的成分，我们虽是母女，却并没有抚养关系。我这个人很老实也很天真，想着舅父在农村还有些土地，就填自家是地主兼资本家，这下子把家里成分填大了，后来受到不小影响。”到了“社会关系”这一栏，王行把能够想到的舅父和母亲的朋友，一一填了进去。“其实舅父虽然做进步工作，但是书店为了生存，他与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中高层人物也有往来，我根本不了解局势的复杂性，把这些人也填了进去”。反而是父亲的事情，王行没有刻意张扬，只说在南京雨花台去世。“后来我因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在政治风波中受了一些苦。”

三代人

一直到若干政治运动过后，平静下来的王行再回想母亲，隔阂突然淡化了许多。“我从来没有走进过她的内心，父亲牺牲时她才23岁，她也有自己的很多难处。”父亲的3张老照片一直留在母亲箱底，王行永远不知道母亲的内心，在那风云突变的年代，有过怎样的纠葛。对于早逝的父亲，王行在晚年了解到他的遭遇后，“当我喝牛奶的时候，会突然想到，父亲恐怕是一辈子都没有尝过牛奶的滋味吧”。在家看到瞿恩被枪决的那出戏，她说，“流眼泪了，想到父亲当年，一下子非常能体会他的情感，那样伟大的情感！”

由于从小看着舅父书店中的红色书刊长大，王行解放前开始参加学生运动。1950年她进入西南团校第一期学习，然后被分配到乐山搞团委、党委宣传工作，做过中学校长，“一辈子没有离开宣教工作”。在黄若萌看来，父母这一辈也是有故事的人，早年间他们在特殊年代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黄若萌的父亲黄永桂是乐山人，在成都读高中时，热血沸腾地想要加入部队打日本鬼子。“云南离四川近，父亲便去云南参加了远征军，一直打到过缅甸。”几年后，黄永桂回到四川大学读书，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工作。解放后黄永桂一直在乐山做教育工作，当了多年的中学校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决了当过远征军的政治问题。黄永桂一家是个极为庞大的家庭。黄永桂的父母共生育了13胎，其中两胎是双胞胎，因为信仰了不同了主义，道路迥异。“父亲的二哥是黄埔毕业的，他的故事已经被淹没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黄埔哪一期毕业的，有过怎样的理想和主义。”

在“文革”中度过童年的黄若萌，称自己打小性情顽劣好斗，身为“黑五类子女”时常不堪欺凌揭竿而起，又常与三弟联手恶搞，使得“走资派”父母时常分头登门道歉，难以清闲。盛怒的父亲对3个儿子“责以日日习字，晨昏各课，以匡野犷”。现在3个兄弟各有所长，老大任职政府，黄若萌由声乐演员走向荧幕，三弟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

母亲王行退休后其实也没有真正休息过。“我当了10多年的老年志愿者，配合学校给年轻一代做思想教育工作。”王行组织的老教师宣传队，不仅在乐山名气很大，她本人还成为中央五部委联合表彰的“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77岁的王行说，“我们比起父亲那一辈革命家差远了，只能说我尽自己的能力关心社会，也算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吧”。■ 家史历史范希亮一段黄埔范汉杰吴振鹏父亲交错瞿恩黄若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