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石书

书籍史专家说，石刻文字、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过去称为钟鼎文，现在习称金文）是我国最早的书籍，这些“初期书籍”，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或者说，由刀刻完成。

( 最初的隶书石刻——西汉《霍去病墓刻石》（约前117年以后） )

殷商甲骨文是王室档案文书，当时只有占卜的巫师、刻写文辞的史官才能见到。在甲骨文出土的19世纪末期以前，无人知道。所以古人一直认为，古老的文字是先秦时代“镂于金石”的古篆。金石质地坚固，适合长期保存文字。许多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子子孙孙永宝用”作为结语，汉朝碑文的结束语也有类似的表达，例如“刊山取石，表谥定号，垂之亿载，以示昆苗”，“共立表石，纪传亿载”。制作者的这类话语，寄托了他们“传遗后世子孙”的愿望。

古人整理研究青铜器铭文、石刻碑版文字，始于公元11世纪，形成了一门以著录、释字句读、断定年代、考证史实名物为主干的学问，名为“金石学”。古代的文字学家和书家都很重视金石文字，但指向有所不同。学者看重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古文篆书），研究组织结构和演变规律。书家以金石文字为书法资源，取法较为宽泛，既有先秦的“古文字”，也有汉唐碑刻上的“今文字”（隶书、楷书）。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也有一门近似我国金石学的学问，称为“铭刻学”（Epigraphy），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西方考古学引进我国之后，传统的金石学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不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考古学把商周时代称作“青铜时代”。人类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指出，青铜器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物，文字充当着与神灵沟通的角色。那时，制作青铜器、在器物上铸刻文字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许多商周青铜器铭文是为了记录史实而铸刻的，金石家容庚（1894～1983）按内容分为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锡命、称扬先祖、训诰、契约六类，都有“书史”的性质。

石刻之制最初见于战国早期，著名的遗存是秦国《石鼓文》，共有10枚，唐朝才被发现，后来号称“天下第一刻石”。民国年间河北平山县发现的中山国《公乘守丘刻石》，也是战国时期的刻石，文字刻于不大的自然石上，书法不如《石鼓文》规整。秦朝以后，石刻由少而多。特别是公元1世纪的东汉以来，石取代青铜，成为铭刻文字的主要材料。正式的书籍产生之后，人们为了保存典籍，曾将整部整部的书刻在石上。东汉、曹魏、唐朝、五代、宋朝以至更晚的清朝，都刻过儒家“石经”。北齐时代，佛教徒也用石刻方式保存佛经，遗迹散布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一带。隋朝静琬开刻的《房山石经》，刻经活动时断时续，直到明朝，前后所刻佛教典籍1000余部。这些石经是地地道道的石制书籍，其中的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又叫《三体石经》）最著名，还有北齐的摩崖刻经，都是书法史上的名迹。

( 最初的草书石刻——唐朝武则天草书《升仙太子碑》（699） )

记录文字方面，石刻具有胜于青铜的优越性。“石”贱于“金”，凿山可取，来源充足；制作工具简单，工艺也不像青铜器那样繁难；石制品面积大，四面都可以镌刻文字，足以容纳长篇文字。石刻不像青铜器那样属于私藏之物，秦汉以来的碑刻，多是颂德碑、墓碑之类的纪念性碑刻，为了供人观览，往往置于开放的场所。汉魏政府刻立石经碑同样出于这一目的。碑刻铭文，多由文学之士撰制碑文，善书者抄写碑文，实际上是人人可以取资的书法范本。传说欧阳询见到西晋索靖书写的碑刻，坐卧碑下观摩，三日乃去。石刻易于制作拓本，便于传播和保存文字书法，《隋朝·经籍志》记载的宫廷藏书，就有汉魏石经的拓本。

刻石之制，东汉是一个关键时代。工匠采用了浮雕工艺装饰碑首，许多汉碑的形制非常高大，《北海相景君碑》、《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华山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的碑高都在2米以上，有的甚至高达3米。前代金石学者曾经提到，西汉很少铭文碑刻，东汉才有大型碑刻。这个现象，有人推测，西汉无大碑，乃东汉人磨灭挪用所致。用今天的考古学眼光看，东汉的大型铭文碑刻也许与西汉出现的大型石雕存在某种承继关系。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是西汉大型石雕的典型，霍氏在汉武帝时期任骠骑将军，豪言“匈奴不灭，无以家为”，远征河西走廊，深入漠北，斩获匈奴甚多，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考古学者阎文儒先生说，霍氏墓前石雕群的题材是森林、草原常见的动物，“渗透着草原文化的气息”。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推测，霍氏墓大型石雕群“可能来自匈奴的习俗”，“那些带有浓郁草原艺术风格的石雕也许是匈奴工匠的作品”。李零教授说：大型石刻在中原文化中找不到先源，似是受外来文化影响产生的。如果东汉铭文碑刻的大型化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扁平的形制，碑首采用的形态和装饰图样，仍是地道的中国样式。霍氏墓前石雕上也有铭文，质朴的隶书体，霍去病卒于公元前117年，大约刻于稍后的几年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隶书刻石之一。

( 最初的篆书石刻——秦国《石鼓文》(战国早期) )

隋朝以前，石刻碑志的文字书法随着字体的演变而转换，先后经历了篆书、隶书、楷书三个阶段。碑志上出现这三种书体，时间上都晚于手写体。商周到战国的1000年间是古文篆书时代，而最早的篆书刻石《石鼓文》出现于战国初期。产生于战国末期的隶书，在秦朝、西汉前期已经成为抄写书籍、书写公文的常用书体，相当普及。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湖南龙山出土的“里耶秦简”，长沙出土的西汉“马王堆帛书”，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像“霍去病墓刻石”那样的隶书刻石，在西汉中期才出现。隶书普及于碑版，则要晚到东汉。楷书碑刻同样如此。楷书出现于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时期成为流行的手写体。东晋时期，王羲之改造钟繇古质的楷法，确立了今妍的楷书范式。但是出土的30多方东晋墓志中，规整的墓志都是采用隶书，只有《颜谦妇墓志》、《夏金虎墓志》是用楷书体，书刻草率，还带有隶意。到了公元5世纪的南朝宋齐之际，石刻碑志上的文字才是楷书一统天下。北朝书风较为保守，公元6世纪前期，碑刻墓志上才普遍采用楷书，比南朝晚了将近半个世纪。

篆书、隶书、楷书是历史上先后相承的正体字，俗称官样字。纪念性的石刻碑志只有采用规整的正体字才能体现庄重感。所以，碑刻文字一直追随正体字，讲究书写的法度。历史上的石刻文字，也有一些草率篆、隶、楷书，那不是主流，也不是古代书家取法的对象。

( 最初的行书石刻——唐朝李世民《温泉铭》(628) )

南朝书法家羊欣（370～442）曾经用“铭石之书”指代钟繇写碑的隶书，几十年后，王僧虔（426～485）抄录羊欣那段话时简化为“铭石书”。这个概念的外延早已扩大，书家通常把古代石刻碑版上的篆书、隶书、楷书泛称为“铭石书”，有时也称“铭石体”。

石刻碑志文字，忌用行书和草书，这种忌讳曾经在唐朝被两位帝王打破。最初的行书碑刻是唐太宗书写的《温泉铭》（628）和《晋祠铭》（647），笔体模仿王羲之。此风一开，天下景从，造就了一批像李邕、张从申、苏灵芝、吴通微那样善于用行书大字写碑的名家。那时，摹集王羲之的行书刻碑也很时兴，见于文献记录的有14种，最著名的一通是《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672)。集王羲之字成篇的做法始于南朝梁武帝，集字碑却由唐朝僧人开端。最初的草书碑刻是武则天所写的《升仙太子碑》（699），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只留下这通铭石书迹，草法规矩而已。草书难识，武则天死后遭到诟病，草书写碑未能形成风尚。唐人用行书、草书刻碑，是崇尚王羲之书法的极端表现，书法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书家并不把行书、草书作为铭石书对待。■

( 最初的楷书石刻——东晋《颜谦妇墓志》(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