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的廉政生态

( 近年来，喀纳斯成为阿勒泰的名片，也是当地公务接待的主要招牌 )

为什么是阿勒泰

阿勒泰地区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人口64.5万。它距离北京超过4000公里，距离乌鲁木齐近700公里。它拥有长达5个月的漫长寒冬；拥有与哈、俄、蒙三国交界1175公里的边境线；拥有汉、哈萨克、维吾尔等36个民族。它2008年的GDP为116亿元，财政收入10亿元，均处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下游水平；它2007年的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1.98%、45.86%和32.16%，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这其实更像是一个制度环境下的人为事件。”本刊记者在阿勒泰地区长达一周的采访过程中，只有一位当地纪检干部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判断。他所指的这个人就是现任阿勒泰地区纪检委书记吴伟平。

将一项制度的诞生归结于一人之身或许有失偏颇，但细观吴伟平的任职经历与现时角色，这样的分析也有几分道理。

其实，在新疆乃至全国纪检系统内，吴伟平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陌生。他早年在乌鲁木齐市检察院和纪检委任职，后任自治区纪委纪检监察四室主任，主要负责查办经济类案件，并多次参与中纪委组织的大案要案，其中多为人知的就是2006年的陈良宇案。前述纪检干部回忆，“他曾跟我们讲到，20多年的办案过程中，领导干部的经济问题为什么会层出不穷，他自己也常常考虑，财产公开申报的想法或许早就有了”。

( 阿勒泰地区人家 )

2008年的“五一”长假，吴伟平亲手拟就了阿勒泰地区《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此前的2006年，吴伟平由自治区纪委交流到阿勒泰任纪检委书记，这种“空降”式的任职形式，不仅让他获得了实践这一想法的权力空间，更因少有当地人际关系的羁绊而“工作起来更洒脱”。

从草拟到最终出台，在讨论过程中，《规定》所涉及的技术问题并非重点，反而是有人曾提出是否考虑以地委名义出台，但被吴伟平否决，他坚持“责任由自己承担”。

上述纪检干部向记者强调，从后来的表现看，吴伟平显然是做足了准备，“不管是对上级还是下级，对社会还是媒体，他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从去年5月正式发布《规定》以后，最起码从表面看，一切都似乎“尽在掌握中”。为了广泛动员干部，阿勒泰地区纪检委开设了“纪委书记大讲堂”，吴伟平亲自开讲，足迹遍布阿勒泰地区的六县一市，听众几乎涵盖了阿勒泰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口气洋洋洒洒讲4个小时，吴伟平并非照稿宣读，而是大多结合自己经手的案例展开，最后还不忘打一场心理战：“虽然腐败分子花招很多，别以为我都告诉你们了纪委就没有办法了，不信你试试。”这是一句让很多台下干部“后背冒冷汗”的话。

“新来的纪委书记不好惹。”这样的认识很快在地方干部中间达成共识。被当地多名纪检干部津津乐道的是，某次讲课结束，第二天廉政账户里就多了10多万元，这也成为很多本地干部对新书记的直观评判。“这样正好达到了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干部重视纪检委的存在。”前述纪检干部如此感叹。

现在，财产公示所带来的风暴似乎已趋于平静。年初当地仅有的3家规模稍大的宾馆被全国各地记者住满的景象，在当地干部的回忆中已成“辉煌往事”。不过，经过这样一轮媒体轰炸，各部门干部仍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性，就连政府大门的保安一听说是记者，都知道是冲着财产公示来的。至于说风暴眼中的地区纪检委，更是三缄其口。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纪检干部承认：“后来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地委已经定了调子，少说多做。”

项目、学习、搬迁

在记者接触的十余位采访对象中，有4位正是这次申报所涉及的县级干部，既包括仍然在职的干部，也有刚刚退休一年的；既有所谓“热衙门”的一把手，也有所谓“冷衙门”的副职。谈及此次申报，他们态度多为审慎，“有待进一步观察”。“反正这种事摆在桌面上谁也不好反对，做也就做了，至于真实程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甚至有多位干部的判断更为悲观，“能做到30%的真实就不错了，大家的心思也不会放在这上面”。

“领导干部脑子里盘算最多的，肯定是争项目，拉投资。”一位在布尔津县任职的科级干部与一位刚刚退休不久的厅级干部，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阿勒泰地区虽然近几年发展迅速，但在新疆仍处下游，其财政自给率仅有30%左右，另外70%全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阿勒泰在蒙古语中是“金山”的意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淘金热”曾风靡全国，另外有色金属的储量也排名全国前列，但因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要争取沿海地区的社会性投资几乎不可能。如此一来，向上级要项目便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提拔干部基本上以项目论英雄，谁能争取到更多资金，谁就是好干部”。

“拉项目靠什么？更多的是人际关系。”很幸运，阿勒泰的旅游资源丰富，喀纳斯湖更成为闻名全国的“最后的净土”。于是，公务接待便成为与上级部门沟通关系、联络感情的主要途径，每年的接待费或许没人确切统计过，但在干部们的议论中，“应该不下上千万元”。

每年的6月至10月，正是喀纳斯旅游的黄金期，接待领导便成为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重心。接待对象不仅有自治区各个部门的大小官员，还有全国各省市的领导，“虽然他们与阿勒泰没有直接联系，但大多是自治区对应部门安排下来的，说白了，也是自治区的干部到外地考察旅游时欠下的账”。如果中央部委要来人，哪怕是个小小的处长，地区也怠慢不得，通常是书记专员齐上阵，全程陪同。

往常喀纳斯没有机场的时候，外地来的干部都是先从乌鲁木齐飞到阿勒泰，第二天再去喀纳斯，住一晚再回来。“一般是3天，两三部车子，三四个陪同人员，这一趟下来至少1万多元花销。”从去年开始，喀纳斯机场投入使用，地区干脆安排干部到机场值班，专门负责接待。

不管是被动接受任务，还是主动邀请领导，这种光明正大的“感情投资”为欠发达的阿勒泰带来了不少实惠。

阿勒泰地处高寒地带，每年的集中供暖一般持续到“五一”。没有接待任务的日子里，项目可以先放一放，领导干部们的工作重心就会转向各式各样的政治学习。“阿勒泰的干部很听话，上级布置的学习从来都是百分之百地贯彻。”现在正值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阶段，去阿勒泰的各个机关走走，就会发现每个单位都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走廊宣传栏上贴着领导们手写的学习心得，字迹工整、长篇大论。“现在正是秘书们最忙最累的时候。”一位县级干部调侃道。

眼下，除了搞接待、争项目、安排学习之外，阿勒泰的干部还要面临另外一件大事——政府搬迁。据悉，由于阿勒泰处在英雄山与骆驼峰的夹缝中，发展空间有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地委行署就有搬到北屯的意思。位于阿勒泰市西南65公里处的北屯镇是北疆的交通枢纽，216国道与217国道都从这里经过，也是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师的驻地。中央曾批准北屯建市，但因地方与兵团存在分歧，一直未能实施。前几年，地方上下定决心搬迁，设立了北屯建设指挥部负责选址规划，四五年过去了，却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

现在，阿勒泰的建筑商日子都不好过，原因是搬家的事儿似乎有了实质性进展。年后有政府单位开始为搬迁建房集资，他们纷纷到建筑商那里要求退款，阿勒泰的房地产开发陷入停滞，一季度几乎没有新项目开工。当地一位规模较大的建筑公司老板说：“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底，各级政府一律不得新建楼堂馆所。”他情绪激动，“看看山脚下那些土房子，照现在的发展速度，阿勒泰再有100年也建不完，怎么会没有发展空间呢？”

不仅是开发商，就连市民们也被搬家的事儿搞得左右摇摆。“说了5年也没定下来，现在谁还敢在这里买房、开店？”原本计划搬迁到北屯，但因兵团拒不让地而作罢，最后选址在216国道边上的二牧场，光规划和勘探就花了上亿元，但现在这里仍看不到新城建设的影子。“阿勒泰自己的财政都不能自给，拿什么搬这个家？”干部们私下里经常议论，这才是更现实的挑战，“光牧民的安置费就要几亿元，在一片平地上建一个新城，谈何容易？”

与这些事情相比，财产公示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熟人社会与五湖四海

“其实，在阿勒泰这种地方，就是不公示，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接受采访的干部往往这样委婉地表述自己的不同意见，“财产公示，为什么不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开刀？”

登上高约150米的骆驼峰，总共不到10万人口的阿勒泰市区便会一览无余。一位在地矿局任职的公务员指着山脚下的楼房如数家珍：“蓝色的是国土局，粉红色的是税务局，黄色的是……”花花绿绿的小区一般由三四栋楼房围合而成，就是一个个单位的象征。末了，他摇摇头感叹道：“阿勒泰太小。”

在领导干部这个小圈子里，大家几乎都很熟悉。“谁家儿子娶了谁家姑娘，谁家结婚谁家离婚，说起来没有不知道的。”到现在，干部们中间还流传着一个段子，说前几年某地区领导的父亲去世，他打电话告诉一位秘书长，还嘱咐他不要去送葬，结果第二天早晨，几乎所有下级单位的领导都赶到了这位地区领导家里。

乡土社会中的熟人政治，是一切变动中的永恒力量，它容易突破个人的隐私领地。一位退休的厅级干部在回顾自己30多年的工作历程时，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的官职大小，不仅要看他的能耐，更取决于他有没有根儿。”接受采访的干部们向记者调侃，“大伙都抽红河，就你抽中华，这不一目了然吗？”

阿勒泰市只有两条主干道，只有两路公交车，招手即停的小面包车票价1元，成为市民们的主要代步工具。沿街的商铺稀稀拉拉，只有广场附近集中了几家大一点的商场，新建的“俄罗斯步行街”尚未起色。在这里，有稳定收入的公务员仍是整个城市的消费主体。

在距离喀纳斯最近的布尔津县，由于正值旅游淡季，80%的宾馆已经关门歇业。一位在当地开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大多数商铺都与公务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自己买下来出租，要么是以亲戚的名义开店，“或者，干脆就是开发商送给领导的”。

这次实行的财产申报规定中，除了挂在网上的工资收入外，另有一张由地区纪检委掌握的表格，其中便涉及房子、车子、存款等财产。但是，记者接触的几位干部大多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真有问题，房子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一扯就会扯出一长串关联人”。或许，这也正应和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先给干部戴个“紧箍咒”再说。

科长的账本

今年2月17日，上千名县级干部的财产在阿勒泰廉政网上公示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最起码从公开的工资收入看，平均年薪3万～5万元的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这样也好，让发达地区的干部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少收入。”当地一位市县一把手如此说。

其实，上世纪60年代，阿勒泰是全国工资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有中央直补的高寒地区津贴占整个工资收入的80%，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降至20%左右。据当地一位厅级干部估计，阿勒泰地区拥有私家车的干部大概不到30%，买车也就是这两年才兴起的事儿。

43岁的迟正安，现任布尔津县纪委副书记，正科级干部。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的工资每月2000元出头，妻子在中学当老师，工资相当。虽然说起来纪委是个很“唬人”的单位，但在基层并不算“实权衙门”，每年的福利仅300多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阿勒泰地区的消费水平并不低，路边小饭馆里一个酸辣土豆丝也要十几元，水果蔬菜更是基本靠从乌鲁木齐外运。两口子一个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除去基本生活消费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但小地方的礼尚往来多，通常并不能如愿。“3年后，孩子就要读大学了，这点收入勉强可以支付她的学费，至于说换个大一点的新房子，想都不敢想。”

迟正安的这笔账也是当地很大一部分基层干部的账本，即便如此，公务员仍是人们最向往的职业。在这个经济不发达、第三产业尚未兴盛的地方，有稳定收入的机关人员仍成为家长们对孩子的最高期许。在布尔津县城居住的1.7万人口中，除去医生和教师外，吃财政的机关人员就高达1000多人，若再算上他们的亲属，这个人群就构成了当地经济生活的主体。

然而，改革能够推行下去是否就因为这里的确是一块“净土”呢？很多干部表示怀疑。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当地公安系统厅级领导坦言，阿勒泰地区的廉政水平虽然一直处于新疆前列，但这几年随着矿产开采、城建开发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出事的官员并不在少数。虽然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但最近几年来，上至厅级领导下至科级干部，分管建设或经济口的领导却纷纷落马，在小城也引起了不小风波。这次未申报财产的8名官员中，就有3位因为正在接受纪检委调查。

奥妙仍在于权力的大小，同样是科级干部，但却相差巨大。前述公安系统的领导感慨：“现在就是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胃口也大得很，没有个十万八万的见面礼，很难建立关系。至于说那些能干成大项目的老板，背后没有三五个县级领导支持就很难办。”

记者就此向一位当地建筑商核实，他苦笑一下，并未正面回答，而是给记者讲了个故事。前些年，当地一个老板在某乡镇投资建了个砖厂，除了完成规定的税收外，还要每年向镇里交6万元管理费。后来砖厂转给另一个老板承包5年，管理费从6万元降到了5万元。5年后，当最初投资的那个老板要收回砖厂的时候，镇上开口要把管理费提高到每年12万元，最后这位老板找到县委书记才把事情摆平。没等记者反应过来，这位建筑商自己做出了解释：“后来我们才知道，承包砖厂的那个老板给镇委领导送了5万元，但5年后，这个数目就不能满足他了。”

“10年前流行送烟送酒，5年前开始流行现金交易，虽然数额不能跟发达地区比，但我敢说，项目要拿下来，不送是不可能的。”

与大多数其他城市一样，城建、矿业、交通、税务等实权部门也是阿勒泰廉政生态中的灰暗地带。此次实行的《规定》中，除涉及县处级干部外，也包含了这些实权部门的科级干部。“不管效果如何，最起码要让你知道，手中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当地一位纪检干部如此解释。

纪委书记的权力

权力与风险成正比，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基层的纪委书记——查办一个有实权的干部，要难上加难。对正处于“大干快上”发展阶段的阿勒泰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保护干部”是纪委的工作重心。在记者接触的4位曾担任过县市或地区纪委书记的干部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被“打招呼”的经历：“纪检工作不要太冒头，否则搞得干部人人自危，还怎么有魄力发展经济？”

一位在当地某县担任过纪委书记的干部，花了半个多小时，向记者讲述他当年查处一个镇党委书记的曲折历程。其中，既掺杂了制度规定的模糊空间，又有一把手的干扰阻挠，前后查了半年，到最后还是把本该是“开除党籍”的处分降为“留党察看”。“这已经是烧高香的结果了，我是捏着一把汗干的，后来想想也后怕。”

“查镇委书记？最好连想也别想。就是查个村支部书记，也要向县委书记汇报才行。”一位现任的某县纪委书记说起自己的权力，无奈地双手一摊。根据党章规定，纪委工作要接受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在基层，这个“同级领导”大多时候就取决于“一把手”的意志。“镇委书记能够拿来项目，拉动GDP，纪委书记能干什么？要认真干就会扰官。”

迟正安现在被借调到布尔津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上班，为了写材料，常常会加班到深夜。不过，他告诉记者，因为一直以来爱动笔杆子，这样忙起来反而感觉充实一些，因为，他这个县纪委副书记平常的工作清闲得很。

1959年从安徽来到阿勒泰支边的陶路送，从公社的记分员一直做到阿勒泰地区纪检委书记，其间，历经公社支部书记、乡党委副书记、镇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一把手要职。1996年他刚刚上任地区纪检委书记，“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查办地区珠宝公司，联合了银行、税务等五六家单位几十个人，大张旗鼓地忙活了半年，最后查出了一笔30万元的问题款项。但由于牵扯到某位已经升任的要员，最终也不得不偃旗息鼓。

经此一役，以往心直口快、富有闯劲儿的陶路送也不得不感慨“纪委书记势单力薄”。为此，他想出了廉政责任制这一“狠招”，把一个单位的廉政工作与主要领导挂钩，这在全国也属开先河之作。“说白了，就类似于‘连坐制’，把廉政责任由纪委书记一人分散到主要领导头上。”回忆当初推行这一制度的情景，陶路送感叹阻力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正好某中纪委领导前来阿勒泰考察，对此表示了肯定，陶路送由此拿到了“尚方宝剑”。此后一两年间，全国各地纪检系统纷纷赶来学习，1998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正式在全国实行。

以阿勒泰地区为例，责任制实施以后，纪委书记的压力稍有缓解，但在基层权力格局中，仍有不少掣肘。在查办案件上，必须要请示同级党委，当然主要是“一把手”；在考核干部上，其分量又轻于组织部长；在政府各领域的管理上，自有各位分管副书记和副专员负责；至于财权，则更无发言权。即便后来纪委书记同时身兼地委副书记，但往往还要面对另一个专门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回顾这几年阿勒泰所出的几个大案子，没有一个是领导在任时主动查处的，几乎全部是调离后由别的案子牵扯出来、被动查处的。”陶路送感慨，这种情况并非阿勒泰独有。

“既然搞财产公示，为什么不从更高一级的厅级干部开始？从县处级开始，会不会是先拿‘软柿子’捏？”这样的议论在当地干部队伍中也不少见。

阿勒泰的很多干部还在盘算着：“就这么一个小地方闹出点动静来，到底能够坚持多久？”有人注意到，两年前喀纳斯景区竖起了几个反腐倡廉的大牌子，或许，这也是纪委书记在有限权力空间内的一点点拓展吧。■

（文 / 魏一平） 生态廉政风险纪检委阿勒泰吴伟平时政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