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 以赛亚·伯林与他的作品《俄国思想家》 )

博学的狐狸

《经济学家》杂志说，伯林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史专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把思想变得尽可能有趣，这一点他做得非常成功。伯林可以根据费希特、维柯、梅斯特等人晦涩的著作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伯林讨论了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内心不断的分裂交战，这本书不仅很畅销，而且被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改写成了戏剧三部曲《乌托邦彼岸》。

伯林是一位很受普通民众欢迎的知识分子，他的知名度源自他的人格魅力。1997年，88岁的伯林去世时，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说：“人们一开始就会惊叹于他的滔滔不绝和风趣、他对思想令人目眩的把握和毫不费劲的博学、对个性一针见血的评论、对音乐的爱好、享乐的天赋，以及其中最突出的、视我们与他一样聪明的胸怀。”

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传》中说，伯林希望自己认真但不要过于严肃，这样才能让人觉得有趣而不至于给人以肤浅的印象。“他舍弃了学院派哲学，走上了一条十分独特的取径于历史与哲学之间的道路，既没有良师指引，也没有门徒的跟随。这或许不需要勇气，但显然表明了一种并不畏惧学术风险的性格。在个人生活中，他也知道如何承担风险，他挑中了一个结过婚还拖着孩子的女人做自己的爱人。”

他结交过很多名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寄给他的明信片中以消遣式的口气写道：“如果你敲敲我的小灰门，我就会为你打开。”1938年，伯林拜访过流亡至伦敦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夸他不装腔作势，不是势利小人。在列宁格勒他跟阿赫玛托娃一见如故，“和她一样，他也尊敬普希金，讨厌契诃夫泥浆色的世界，但是他不喜欢她热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则对他欣赏的屠格涅夫不屑一顾。伯林被屠格涅夫的轻快、精致和嘲讽意味所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暴力、阴暗以及强烈的感情则让他反感，阿赫玛托娃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内心世界深入的描写，却无法忍受屠格涅夫的微妙和精细之处”。

上世纪70年代，以赛亚·伯林在接受BBC记者布莱恩·麦基采访时说：“哲学大师们总是以普通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说话。罗素说过，哲学大师们的中心思想本质上都是非常简单的。长篇大论往往并不是为了解释他们对世界采取的模式，也不是为了阐发他们看待自然、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的格局，而是为了击败那些实际的或想象的反论，以捍卫自己的观点。当然，其中也少不了用许多天才的创造和技术用语，但这仅仅是精心制成的武器，是架在城垛上的机枪大炮，用来吓唬任何潜在的敌人的。但城堡本身并不复杂。”

照此说来，伯林的中心思想也非常简单。伯林对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1958年做的题为《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教授就职演说。他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不受别人任意干涉或强制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自主或自我实现。伯林论证说，消极自由才是通常所说的自由，积极自由则往往会跟暴政发生关系。积极自由的倡导者认为，人类要想实现自由，就得从他们的低级自我、他们的欲望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由于大多数人的理性有可能太脆弱，不足以摆脱欲望的限制，这就必须由已经掌握了真理的人去解放那些尚未理解真理的人，由此就会有人以真正的自由的名义，去威吓、压制和迫害别人。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说狐狸多知，刺猬只有一大知。对多元论者伯林来说，刺猬是坏人，在他看来，人类像刺猬一样的对善和理想的追求带来了很多麻烦。

卡尔·波普尔给伯林写信，祝贺他发表了这次演说，但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攻击康德的人类解放自身并达到自我控制的思想。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则为自我实现的理想进行了一番辩护。他的论点是，伯林对积极自由的解释是漫画式的，康德的自我实现未必就会倒向极权主义的暴政。个人能够运用自己的自由通过知识和自我理解来改变他们自身，自由具有一种解放的潜力。

反启蒙运动

伊格纳季耶夫说，伯林的核心信仰是道德多元论、自由主义以及这二者互为因果。伯林从未声称自己是第一个提出多元论的人，但是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提出多元论需要自由主义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人类关于终极目标的意见发生分歧，能够让他们对这些冲突做出判断的最好的政治体系是一个赋予自由以特权的体系。因为只有在自由的状况下，他们才能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达成必要的妥协，以维持自由的社会生活。但困难在于，一个多元论者在逻辑上不可能将自由放在第一位，自由不过是众多价值观中的一种。对于这个问题伯林最终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伯林的多元论还造成了一个奇怪但合乎逻辑的结果——一种鲜明的怀疑主义态度，它近乎于敌视启蒙运动，而对浪漫主义的反启蒙运动表示同情。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贯穿着的是一元论思想。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说：“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生活的体谅。”但他知道，法西斯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直接继承人。

伯林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目前尚无定论。牛津大学博士乔舒亚·彻尼斯在去年为《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中写道：“伯林的生平和著作仍是大量学术关注的主题。这种关注尚未就伯林著作的价值和真正的含义得出确定的共识。这不仅是因为伯林常常引发强烈的个人反应，有人敬佩他，把他看作自由主义的圣徒，右派和左派又都有人敌视他，认为他立场不一致、伪善、缺乏勇气和过于宽容（斯克拉顿、希钦斯）。伯林仍会得到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这对于一位表述得很清晰、从不掩饰和躲躲闪闪的思想家来说，显得有些奇怪。但鉴于伯林见识的复杂性、避免系统化的阐述或理论化、他的著作的多面性，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伯林的政治和道德理论虽然是自洽的，但并不系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多元论或自由主义。多元论可以更加狭义地用于描述伯林的价值理论，也可以更加广义地用来把握他对现实、宇宙和人性的看法：它们都是由各自独立和互相冲突的方面组成的，自我是变动的、开放的，宇宙不是和谐的体系，显示有多个侧面。但多元论不能涵盖伯林的经验主义或历史主义、他对人类知识易错性的意识、他对与普遍化和抽象化对立的个人的信念、他对自由选择的重要性的强调。多元论强调悲剧性冲突和人类生活中的失败，因而不能把握对生活的积极追求和对人类的热忱。这正是伯林这个人和这位思想家的重要特点。伯林的思想就像他的作品一样，既有色彩分明和明亮的部分，也有斑驳、黑暗的部分，因而它抗拒概括和简单的结论，会对持续和开放的研究做出回报。”■

（文 / 薛巍） 遗产伯林以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