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的美好生活

( “双时间”时钟，两个时钟共享一个钟面 )

虽然他们反复向我解释，我还是觉得“Established & Sons”是个听起来有点傲慢的名字，在上海外滩5号“设计共和”的外墙上，很远就看到它了，中间的&还是很夸张繁复的花体设计。如果译成中文，应该是“功成名就者和儿子们”，好像在说：“我们已经功成名就，我们的儿子也将是。”如果想到他们是一家英国家居设计制造公司，那就是暗示他们只和那些“Established”的知名人物合作。

“可是，我们也支持那些初出茅庐的设计师啊！设计这把椅子的家伙，就刚刚从学校毕业。”阿拉斯代尔·威利斯（Alasdhair Willis）有点急躁地反驳说，把他正坐着的木头靠背椅敲得笃笃直响，这是一把简单的木板组装成的有形式感的“结构椅”。他是Established & Son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个幸运的“儿子辈”是荷兰人沃特·舒伯林（Wouter Scheublin），确实从未听说过。

“其实这个名字有点调侃的意思，不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大部分传统英国公司的名字都是某某某和儿子，我们拿这个开玩笑，也避免了公司名字的知识分子气。”E&S的设计发展总监塞巴斯蒂安·朗格（Sebastian Wrong）补充说。

不过，阿拉斯代尔本人确实和英国文化人物中某个最知名的姓氏密切相关，在一些英国小报上，他经常被有点刻薄地称为“斯特拉·麦卡特尼先生”。他曾对英国媒体说过，除了一幢伦敦诺丁山的住宅和一处250英亩的乡村别墅之外，和一个披头士的后代结婚也有它的不利方面，“我和我团队的成功都会被轻而易举地归结为名人关系”。

设计界所谓的设计品而一般人认为极其昂贵的当代家具，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主要被少数意大利北部的公司所控制，绝大部分仍然是家族企业。他们吸引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设计师，允诺带有启示性的保护人身份和当地最好的工艺制作，把设计师天马行空的构思转化成现实。基本上，像罗斯·洛夫格罗夫（Ross Lovegrove）这样的知名英国设计师都在为外国公司打工，也有汤姆·迪克逊（Tom Dixon）式的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 “堆叠式抽屉柜”是对结构的颂扬 )

2005年4月，E&S第一次出现在米兰国际家居展上，第一个系列总共8个产品，8位知名设计师齐刷刷地站在它们背后。一开始，他们的策略就很清晰，一家以英国设计和制造为基础的家居公司，一个重量级的高端运作，强调创新和工艺。毕竟，英国有大量的设计师资源可以利用。

包括阿拉斯代尔、塞巴斯蒂安·朗格在内的几位主要创始人结识于大学时代，都有在艺术学院学习绘画、雕塑的背景。他们找到Caparo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安格·保罗（Angad Paul）做后盾，这家英国最大的钢铁私企主要为路虎、阿斯顿·马丁、捷豹等汽车制造钢铁部件。

阿拉斯代尔今年不到40岁，他穿白色衣领的蓝色竖条衬衫和灰色西装，打一条窄款黑色领带，留一点络腮胡子（这在设计界人士中倒不常见）。他目光坦诚，说话友好而且指向性明确。他的声音稍微有点低哑，即使是平庸的观点仍然可以被他说得很动听。平心而论，他确实不是那种傲慢的英国人。这位设计杂志《Wallpaper》的前任出版总监应该也是伦敦的时髦人物，在E&S的开业派对上，防暴警察不得不去封锁道路。

他们的家具也是时髦漂亮、离奇古怪，与荷兰或德国家具的功能至上主义、斯堪的纳维亚对轻盈的迷恋或者美国设计的分析方法论都不同。一般的观点是，他们把英国人的机智谐趣作为卖点，几乎每件产品都会扭个弯、拧巴一下，这是E&S特有的。

( 海梅·海雍的“都铎椅”，灵感来自亨利八世的6个老婆 )

桌子上平放着一件闪闪发光的凸面镜，是尺寸被放大的汽车后视镜的样子，精准闪亮的镜面让镜中的形象甚至有点变形。本来，没有人在意经常熟视无睹的后视镜形态，一旦出现在房间里，就变成一件奇怪的物品，或者说，它把自己变成了雕塑品。

“很多年前，我花了3个多月开车在美国转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沙漠里。我开了辆大汽车，有个视野宽阔的后视镜。镜子里除了偶然出现的牛和警察之外，什么也没有。”塞巴斯蒂安·朗格说。他还设计了一个“字体时钟”，英式24小时制时钟的21世纪版，在机械装置中预装了12种不同的印刷字体，提供随机混合的图形语言。“从理论上说，在一年周期内的特定时间点上，所有的字体会共同运行5分钟。”

( 扎哈·哈迪德的“水桌” )

一件E&S的标志性设计是一个随意无序的“抽屉塔”，好像一堆彩色的书籍，一个个几乎“飘浮”着的抽屉单元可以堆叠到不同的高度。因为如此戏剧化的色彩和形式，无论出现在哪里，它都很惹眼。通常一个抽屉柜由外框、背板和每个抽屉的滑槽组成，高度被框架所限制，抽屉只能向一个方向打开。这个“抽屉塔”可以向两个方向推拉，产生随机的、不规则的形态。

“这个Stack是对结构的颂扬，一般储物柜的基本结构都看不出来，对我来说，它有颠覆的意思。”“设计共和”的创始人郭锡恩（Lyndon Neri）评价说，“如果说荷兰Droog设计是思想的极端性，E&S则比较工业化，把技术和材料推到极致的边缘，这也是对英国制造工业的一种庆贺。”

( 艺术家理查德·伍兹标志性的木版印刷图案被用在抽屉柜的面板上 )

在决定把E&S介绍到中国之前，“设计共和”用了两年多时间观察这个品牌。“有时候，热门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试图把最好的设计带入中国，不见得是最昂贵的或者最畅销的，其中要有真正的内涵和意图，也是平常人可以使用的常态产品。”

对E&S来说，立足于“英国设计”一开始只是清楚的市场策略，却未必是可以持久的商业模式。到了去年，他们开始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合作，这让他们变得有所不同。就像塞巴斯蒂安·朗格用一个放大的后视镜打趣美国汽车文化，出生于马德里的设计师杰米·海因（Jaime Hayon）有他自己调侃英国历史的方式。他为E&S提供的“都铎椅”（Tudor Chairs）系列总共6把餐椅，灵感来自亨利八世的6个老婆。它们都有形态上的联系，但是每一把都有自己的装饰。

( 麦克·扬设计的“书写桌” )

他说：“自从我搬到了英国，我一直着迷亨利八世的故事。一个异常肥胖的大男人和6个不幸的女人。专制、热情、享乐主义、刚愎自用和不屈不挠，真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据说亨利八世1512年21岁时腰围约为32英寸，33年后增加到54英寸。他的几位王后都很短命，而且不幸。

这一次，贾斯珀·莫里森（Jasper Morrison）的“板条箱”（Crate）并没有出现，这是一件迄今为止E&S最有争议的作品。7块木板拼装成葡萄酒箱的样子，几乎和它的原型一模一样，除了用道格拉斯冷杉木代替易裂的松木和接缝处更加牢固之外。桌子上盖了一个红色印章，打上设计师、制造商E&S和Crate这个名字，零售价是听起来很合理的90英镑。

( “凸面镜”的凸面曲线用了航天模拟器的a制镜技术 )

当初，贾斯珀·莫里森得到E&S的委托设计一件床边桌之后，他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比他自己放在床边储藏书的板条箱更好用的东西了。在同时是一个唾手可得、相当方便的床边桌，一件杜尚精神的多用途“现成品”和一次理论的挑衅之间，拥护它的人认为是有启示性的观念设计，也是抛弃了空洞卖弄的诚实作品。“反板条箱”阵营却指责它和它的设计师玩世不恭、傲慢自大甚至无端浪费木材。

引起争议的内容归根结底也很简单，“既然它不过看起来像个葡萄酒箱，一文不花也能弄到一个，为什么我们还要花大钱在这种设计师产品上？”比较诡异的是，这恰恰也是莫里森的一种声明方式，新的不见得是更好的，他模仿了一个廉价的、无名设计的日常物品，把一件粗陋的包装箱提升到签名产品的地位。

( 亚力山大·泰勒设计的红色“制服椅” )

也许在“设计共和”看来，“板条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过于态度激烈的声明了，更容易被接受的是E&S提供的那种闪闪发亮、冲你微笑的生活方式。就像塞巴斯蒂安·朗格的“海蒂凳”，一个拖拉机座椅式的鲜红色塑料椅面加上优雅的锥形几何木腿结构。宫崎骏在1972年的时候，就根据阿尔卑斯山少女海蒂的故事拍过一部动画连续剧。海蒂坐在牛奶凳上，被包围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四周是漂亮的奶牛和花朵，几乎是冒着傻气的美好生活图景。■

从来没有人拒绝过我们

( 闪闪发光的“海蒂凳”，名字来自阿尔卑斯山少女海蒂 )

三联生活周刊：E&S在4年前创立时把促进英国设计作为目标，是因为你们对当时的本土状况有所不满吗？

阿拉斯代尔：也不能说不满，只是对英国设计师来说，当时没有什么英国制造商生产他们的设计，也没有在国际领域被介绍和展示的空间。大部分英国公司都不怎么想大事情，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很内省的岛国文化，倾向于向后看，现在也还是这样。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在英国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拥抱过现代主义，政府和权力阶层从来没有信奉和赞美过现代主义建筑，因为这对于旧式英国建筑是一种挑战。我们对设计的理解和认知也是最近10年的事情，不像在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个电灯开关的美感都至关重要，英国人从来不会是这样的态度。

( “折叠”台灯是E&S的畅销品 )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希望给予英国设计师一个国际平台，更多是出于文化的承诺还是意识到其中的市场机会？

阿拉斯代尔：我们当然意识到那是很好的商业机会，如果成功，我们可以占据这一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商业成功与支持、促进设计之间要保持健康的平衡。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点过，甚至损害到商业层面，比如特别希望某个设计能够问世，如果只从商业考虑就不会那么做。不过，既然把自己定在创造性的位置，就必须做各种尝试。

( 麦克·马里奥特的“信使”书架 )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都是什么人在购买你们的昂贵产品？

阿拉斯代尔：我们的产品价格差异也很大，从100美元到三四十万美元一件，所以低端和高端消费者都有。我们在伦敦有个画廊，主要展售制造成本很高的限量产品。其实，那些热衷购买设计产品的人不怎么在意价格，更多是看设计的内涵和质量。比如，有人会花几十万英镑买一件我们的限量系列，同时花个百十来英镑买个小凳子或者时钟。总的来说，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隶属于创意阶层。

( Zero - In矮桌玻璃顶面几乎透明，让人产生一种桌上物体悬空的错觉 )

三联生活周刊：扎哈·哈迪德为你们设计的“水桌”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阿拉斯代尔：我们想和她合作，因为我们相信那时候她是一位挑衅的、有趣的建筑师。当时，她正在设计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泳馆“水中心”（Aquatics Centre），她把同样的构想转化成了一张桌子。这是一件快速完成的作品，大概六七个人用了半年时间。桌面上用了硅材料，这种材料被用得不多，我们对它在不同温度下的反应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冒险的试验过程。不过就产品设计来说，我觉得这是她最有表现力的设计之一。后来，大部分人和她的合作产品就是想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更多是出于商业的兴趣。

( 属于限量系列的“漂流”椅 )

三联生活周刊：“水桌”在纽约的拍卖价曾经是29.6万美元，这种“设计艺术”的状况现在是否已经有所改变？

阿拉斯代尔：坏的“设计艺术”是浪费时间和材料，当然坏的艺术也一样。让我们愤怒的恰恰是几年前，设计如此无望地追逐着艺术世界，把设计品抬到艺术品的价格，出现了那些肤浅的坏作品。去年底开始的经济崩溃之后，一切平静下来，也许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有深度和有品质的东西。虽然现在要把产品卖出去变得困难了，因为没什么人有钱了，哈哈。

( E & S首席执行官阿拉斯代尔·威利斯 )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和这么多知名设计师或者艺术家合作，和他们打交道困难吗？或者是他们主动来找你们的？

阿拉斯代尔：两种情况都有，不过，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

阿拉斯代尔：大概因为我们还算一个有趣的公司，制造一些创新的东西。我们不是传统的家居制造商，我们的风格就是尊敬和理解每位设计师的个人风格，让他们成为英雄，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Wallpaper》杂志的工作经验也很有帮助吧？

阿拉斯代尔：当然。1996年的时候，一本建立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杂志，没多少人理解我们想干什么。到现在，我讨厌死“生活方式”这个词了。一开始《Wallpaper》的信息就很清楚，关于杂志的内容、方向、读者群和国际化定位等等。虽然最初我们的发行量只有1万份，而且也没什么钱，我们还是在悉尼、东京、纽约等城市推出，我们为杂志建立了一个国际品牌。所以，从杂志学到的经验很容易被用到像E&S这样的公司，它们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美好生活功成名就亨利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