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鉴定之初

( 定武本《兰亭序》所见“徐僧权”押署 )

鉴定家的对手是作伪者，但是作伪者从不露面，只是制造赝品，通过好事的收藏家，与鉴定家展开博弈。这个三角关系，始于南朝初年。

收藏之风导致作伪和鉴定。收藏名人手迹的风气，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末的西汉。《汉书·游侠传》记载，哀帝时，豪侠陈遵（孟公）封侯居长安，“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陈遵是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不但行侠仗义，而且“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东汉前期，帝王也好收藏书法名家的书迹，《后汉书》说，宗室敬王刘睦“能属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病寝，（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南朝以前，收藏活动都很单纯，既无造假之虞，亦无鉴定之烦。到了“二王称英”的公元4世纪至5世纪之交，出现了伪造的“二王”书迹。当时揭露造假活动的人是中书侍郎虞龢，他奉宋明帝（465～472年在位）诏令，鉴定宫廷的书法藏品，在呈送的《论书表》这份“总结报告”中指出：宗室新渝惠侯刘义宗喜好收藏，不计贵贱地悬金招买“二王”书迹，“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刘义宗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之弟，刘宋建国的公元420年由新渝县男进爵为侯，公元444年卒，谥“惠侯”。

南朝时有伪字，尚无伪画，虞龢的鉴定活动只是针对书法，当时称为“科简”，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区分“字之美恶，书之真伪”，然后“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这两个作业，后世的收藏家、鉴定家各有概括：唐朝张彦远分为“鉴识”和“阅玩”，明朝张丑称为“鉴”、“赏”。张丑说：“赏鉴二义，本自不同。赏以定其高下，鉴以辨其真伪，有分属也。当局者苟能于真笔中力排草率，独取神奇，此为真赏者也。又须于风尘内屏斥临模，游扬名迹，此为真鉴者也。”

鉴定之后的御府书法藏品，重新整理装裱：第一，“补接”藏品的“败字”，做到“体势不失”；第二，将原来长短不齐的卷轴剪裁皆齐，二丈为度，以整齐装治的形制；第三，装裱在一卷之内的各帖，重新编排次序，按书法水准，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虞龢说这样做是针对赏玩的心理，“人之看书，必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既而略进，次于中品，赏悦留连，不觉终卷”；第四，按藏品的质地、书体分类，分别装为珊瑚轴、金轴、玳瑁轴、旃檀轴。

( 王徽之《新月帖》所见“姚怀珍”、“满骞”押署 )

将藏品登记造册是虞龢鉴定活动的最后一项工作，他编制了名家书迹的目录：《钟张等书目》（一卷）、《新装王羲之镇书定目》（六卷）、《新装王献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这些书迹目录属于“目录学”一类。目录学的先河启自《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文献典籍，后来成为专门的学问。书迹编目则始于虞龢，但是这些书目早已失传，不知具体登录了哪些项目。此后南齐的马澄编有《逸少正书目录》，据说录有帖名、卷数，还简短的注文。唐朝褚遂良的《右军书目》现在还能见到，分正书、行草书两门，著录每卷的编号，抄录帖首一段文字，以及帖文的行数。虞龢所编的名家书迹目录，大概不外如此。

讨论书法真伪的最早文献是梁武帝与陶弘景“《论书启》九首”，即9件往来的书信，梁武帝4封，陶弘景5封。梁朝收藏的名迹数量居南朝之首，“二王”书迹多达“七百六十七卷”，如果按每卷10纸（帖）的装治规制计算，“二王”书迹合有7600余纸（帖）。刘宋的收藏规模居南朝第二，“二王”书迹有247卷2400纸（帖），犹不足梁朝的半数。但是，梁武帝并不相信内府所藏的名家手迹都是真迹，将藏品送到陶弘景隐居的茅山，请他鉴定把关，两人通过书信交流鉴定意见。他们依据书家的书法特征辨真识伪，例如笔画之粗细、笔力之老嫩、结构体态，甚至书家书迹的阶段性特征。这种识别真伪的鉴定方法，名为“目鉴”，只有见到一人或一个时代的大量书迹才能有效。

( 王羲之《寒切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梁武帝、陶弘景甄别出来的伪作，并非全是为牟利而故意造假的赝品，还有相当数量的赝品属于张冠李戴的无意混淆，成因比较复杂，析而论列，分为三类。

第一类，代笔的赝品。陶弘景指出：王羲之晚年有人代笔，笔迹“缓异”，世人不能分辨，“呼为末年书”。羲之亡后，年方十七八的献之全仿此人书，遂与之相似。

( 王羲之《何如帖》所见“姚察”、“唐怀充”押署 )

第二类，因名家笔迹相近而混淆。王献之学王羲之，父子书法相近，献之《不复展》帖就混在梁内府所藏编号二十四的王羲之卷中。王羲之好友谢安的书迹，王羲之从子王珉的书迹，也被认在王羲之名下。这种情况，唐朝依然存在，张怀瓘《书断·中》记载，南齐张融善草书，多骨力而有古风，人们误“以为张伯英（芝）书”。

第三类，将临摹本混同为名家书迹。经陶弘景鉴定，第二十四卷的王羲之书迹，《便服改月》一纸“是张翼书”。张翼“善学人书”，东晋穆帝时，仿写王羲之奏表，羲之也不能辨别，感叹“几欲乱真”。梁朝的藏品，这类赝品最多，“后人学右军”的《黄初三年》一纸，甚至“摹王珉书”的《五月十一日》一纸，都误为王羲之书迹。唐朝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指出：南朝人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摹学王献之，他们的书作也混在“二王”书迹中。南齐时，内府曾经复制了一批藏品，赐予皇室诸王与朝廷重臣，这种复制品，当时称为“出装书”。宫内传出的摹本又会广泛复制，从而衍生大量摹本。梁武帝收罗法书名迹之际，大量临摹本进入御府，梁朝收藏的名迹数量远远多于刘宋御府，也就不足为怪了。

( 王献之《廿九日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经过鉴定的真迹，须由宫廷的“鉴识艺人”在宫廷藏品上署名，作为秘藏、鉴定的标记。这是南朝上层的书法鉴定活动中一直实行的“押署”之制。唐朝《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了南朝“鉴识艺人押署”的名单：宋3人、齐2人、梁14人、陈2人。各朝御府押署人数之多寡，应该与各朝藏品数量相当，间接地反映了各朝藏品数量上的差异。现存的东晋法书名迹，还能见到一些南朝的押署遗存。例如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万岁通天帖》（《王氏一门书卷》），天津博物馆藏王羲之《寒切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这些珍贵的唐摹本、古摹本，也将押署照摹这来，有“满骞”、“唐怀充”、“徐僧权”、“姚怀珍”，都是梁朝宫廷鉴识艺人的押署，有的姓名全署，有的只署名。《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上还有隋朝“姚察”的押署，表明这个制度延续到隋朝。押署题于这些名帖的首尾，有的并排联署，后人割裂重新装裱之后，位置贴近纸边，在帖的首尾接缝处，后人再加裁割，有的残留半个字。我们今天见到“半字”押署，即可知道该帖曾经裁接。借助押署，后世鉴定家可以考察某一书迹（原迹）的流传经过。

南朝内府相沿的鉴藏制度，在唐朝发生了一些变化。贞观年间，内府装治王羲之法书，开始在卷中接缝处钤盖“贞观”小印。后世收藏家在藏品上钤盖私印、收藏印的风气，肇端于此。也是在唐朝初年，名迹又有“跋尾”，后来发展为书画题跋。唐人在藏品上钤印、跋尾的做法，皆属南朝押署的变制。北宋时，私家收藏风气盛于唐朝，收藏鉴定家黄伯思以考察“文本”来辨别古代法帖真伪，这种“考订”的鉴定方法，完成了传统鉴定的学术化。■

( 王羲之《平安帖》所见“徐僧权”押署 ) 之初南朝梁高祖书法鉴定艺术陶弘景王羲之二王文化王羲之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