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考古

了解姥爷从事的考古工作具有怎样的意义，那是我长大以后的事。因为姥爷坚持家中不存半片文物，小时我对他工作的了解只限于那几书柜发掘报告中的黑白线描图。姥爷以对瓦鬲的断代分型著名，而我也隐约听说有“日用器”与“礼器”之分，但在我当时看来，图片上的盆罐和饭桌上的大盆小碗并无多大区别。

那时我和弟弟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家里从国外带回来的一箱玩具上。这是淘自跳蚤市场的一堆零散玩意，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完成对这批玩具的分型鉴别具有远为实际的意义。与考古学中的依形归类方法类似，一批造型相仿的塑料小人首先被筛选出来。它们数量最多，因而被认定为这一箱“玩具遗迹”中最昌盛的“文明”，其他人形则被定义为有入侵野心的异族。符合小人尺寸的配件很多，这进一步确保了它们文明的优势地位，虽然我们并不确定每一种配件的用途。或许是出于对红领巾的崇敬，一些领巾状配饰被当作了身份的象征，阶层越高的小人佩戴越多的领巾。待发现这些领巾可用于固定斗篷状配饰，它的尊贵意味甚至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那时我们印象中的国王元帅都是斗篷飘飘的。一种仿佛挽起的袖口的配饰曾令我们困惑，然而，它的稀缺最终使它被定性为另一种身份象征。我们精心考证出的小人国王的终极装扮是：头顶王冠，身披红色长斗篷，颈带三重领巾，臂戴两重“袖口”，左手宝剑，右手步枪，身上斜挎两把手枪。

等我清楚“小人”的大名叫做“Playmobil”，当年“小人文明”考古出现的讹误也显露无遗：领巾原本属于“牛仔”系列，与王室无关，真正用来固定斗篷的是另一种被我们当作“项链”的配饰；“袖口”是摩托警戴的，用来模拟手套。王冠的辨识固然不错，却委屈了主教的教冠：它古怪的造型让我们疑惑，最后挖空心思让它当了尼姑的帽子只能算歪打歪着。

然而，当我知道这种“误读”有权利被尊为一种艺术行为、而玩具目录上的名称不过是“知识建构者们的荒谬论调”时，我释然了。某个现代艺术展上，一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展示了他对一个“笑人文明”的考古成果。展览入口处“笑人”一手持手机一手持步枪的塑像足以令我将该大师引以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以昔日同行的眼光，我理解他将草编帽子考作王冠是犯了我面对主教教冠时类似的错误，只是袖珍电视定义为“板砖”未免有些随意：从稀缺度上看，它绝不会被当作日用品，而理应被视为一种“礼器”。尽管展品中有把铝制水壶考作“礼器”，但从招待员看护的小心程度上看，整个展览上真正尊贵的其实该是开幕酒会上用来待客的酒杯。毕竟如今我已经更清楚盆盆罐罐确实有身份尊卑之别，因而我有足够信心相信，这些酒杯的本来面目不过是被招摇的威士忌商标遮盖了，它们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真正名称应该是：“大口深腹平底无足琉璃杯，礼器。”■（文 / 劳乐） 考古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