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出版250周年

( 阿马蒂亚·森 )

亚当·斯密的洞见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美国的总统们在面对危机时，经常让国民知道他们认真学习了历史和传记。不经常熬夜读书的小布什废寝忘食地读伟人传记，包括他崇敬的丘吉尔（丘吉尔则是喜欢读他的祖父马博罗的传记）。奥巴马从林肯的传记中寻找灵感。”

保罗·肯尼迪认为，现在奥巴马等人应该研究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了。他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的《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中为他们挑选了4位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奠基人、自由贸易早期的传道者亚当·斯密，资本主义敏锐的批评者马克思，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但警告其内在不稳定性的熊彼特和下半生致力于拯救自由市场秩序的凯恩斯。

对于当前的经济危机，这4位经济学家会说什么呢？保罗想象：斯密会说，他从来没有倡导完全的放任，向无稳定收入的人发放次贷令他感到吃惊，一些政府提出的赤字开支会令他担心；马克思仍会对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因为矛盾而垮台感到满意；熊彼特可能会告诫我们，在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要再忍受10年萧条；在格兰彻斯特，凯恩斯会一边跟维特根斯坦喝茶，一边对普通人没有能力搞定经济感到无奈——我们往往过于乐观，无视经济过热的信号，容易恐慌，经常需要他那样的聪明人帮着把破碎的资本主义恢复正常。

阿马蒂亚·森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凯恩斯则“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我们的救星”。

( 亚当·斯密和他的《道德情操论》 )

他说，亚当·斯密既阐明了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能做出的积极贡献，也看到了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和利润动机的巨大局限性。斯密并没有把纯粹的市场机制看做独立的实行者，也没有认为利润动机是全部所需。

市场的运作需要信任。虽然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交易，但经济只有在各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运行。当商业活动，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商业活动，能让人相信他们能够也将履行承诺时，贷方和借方的关系就能顺利维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钞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森说，斯密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并非如此，“今天商业和银行由于普遍的担心和不信任导致信贷市场陷入停顿，斯密并不会感到特别不解”。

“由于没有搞清楚市场的必要性和充分性之间的显著区别，导致那些声称是他的追随者的人误解了斯密对市场机制的评价。”例如，斯密为粮食市场辩护，批评政府限制私人粮食交易，通常被理解为，他认为所有的政府干预都将导致更多人挨饿。但斯密虽然反对禁止私人粮食交易，却并没有否认政府有必要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斯密拒斥完全排斥市场的干预，但不拒斥那些在接受市场的同时对市场落下的事情进行干预。

“斯密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至少在我查考过的范围内），但很难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任何认为市场的力量很充分，或我们要接受资本的操控的理论。”他在《国富论》中谈到利润之外的动机的重要性，在他250年前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指出，我们需要追逐利润之外的动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谨慎是所有美德中对个人最有用的，但又继续指出，人道、公正、慷慨和公德是对他人最有用的品质。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内非常管用，但首先它们需要其他机构的支持，包括学校这样的公用事业，其次，它们需要其他机构的限制和纠正，比如金融管制和政府对穷人的救助，以避免不稳定、不平等和不公正。

“斯密把为了追逐利润而过于冒险的人称作浪费者和投机家，这很好地描述了过去几年的次贷问题。在谈到用法律禁止高利贷时，斯密希望政府的管制能使有钱出借的人不把钱借给浪费者和投机家，使一国资本避免被转到浪费者手里，用在浪费资本和破坏资本的用途上。对市场经济自我纠正能力的绝对相信，很大程度上要对美国取消已有的管制负责，这种忽视浪费者和投机家的活动的倾向会让亚当·斯密感到震惊。

“当前的经济危机部分是由于高估市场过程的智慧产生的，危机又由于不安和金融市场与商界缺乏信任而变得更加深重。这些问题早在18世纪就被斯密看清了，却在近年被当局尤其是美国当局忽视了，那些人一直忙于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支持不受约束的市场。”

血气冲动

森说，虽然近来亚当·斯密被频繁引用，再近来凯恩斯也复活了，目前的危机确实带有明显的凯恩斯特色：一群人收入减少导致他们的购买减少，这又导致另一群人收入减少，但是凯恩斯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我们的救星，理解当前的危机需要去他之外寻找。

跟当前局势的相关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一位经济学家是凯恩斯的对手阿瑟·塞西尔·庇古，他跟凯恩斯是同时代人，也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庇古比凯恩斯更关心经济心理学及其影响商业周期、使衰退变成萧条的方式。虽然凯恩斯经常被看做当代经济学中的反叛人物，实际上他接近于一位新资本主义的领袖，致力于努力稳定市场经济的波动，不太关注商业波动的心理原因。

庇古将经济波动部分归因于心理因素，包括“那些其行为控制着工业的人心情的变化，对商业的错误预期造成的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

可是凯恩斯跟庇古一样，也谈到乐观与悲观对经济的影响。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在过去，企业常由发起人或其友好自行经营，故投资之多寡，须看有多少人热心、乐观，想建立一番事业。这些人以经营企业为安身立命之道，并不只是盘算未来利润。”

他关于“血气冲动”的论述非常著名：“我人之积极行为，有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计算，不如说是决定于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假使做一件事情之后果，需过许多日之后方才明白……则大多数决定做此事者，大概只是受一时血气之冲动——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在另一段话中，他警告人们不要过于自信，在这一段中，他又鼓励人们冒险，如果“血气衰退，油然自然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据盘算行事，企业即将委顿而死”。

最多只能说，血气冲动并非凯恩斯首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弗尔说，“血气冲动”一词由来已久。1719年，威廉·伍德首次把它用于经济学：“我们国际贸易的增长，激发了那些血气冲动，源源不断的财富使我们能够为维护我们的自由花费数百万美元。”小说家们也热心地抓住了这种乐观情绪，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用它指“奔放”：“她性格奔放。”■ 情操250道德出版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