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民间所藏此类藏品大概在10件左右，而且只在甘肃地区有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方广告诉本刊记者，“甘肃收藏的文献数量虽多，但几乎都属于两部佛经：一个是《十万般若颂》，以10万行诗文赞颂完美而智慧的经典，这是在西藏经久不衰的赞美诗；另一个就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流行于中亚地区，与藏文同时并行的还有和田文和梵文本子。”

在中国嘉德即将举行的四季拍卖会上，征集到一件保存完好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我当时在兰州看到这卷宗要经的时候，并不知道它的内容，因为全部用藏文书写。但是从书写所用的纸张及墨迹看，完全可以判定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唐代），这一点没有问题，而且笔触行文也非常漂亮。”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李东溟告诉本刊记者，“这是甘肃兰州的老收藏家郭培元的藏品，老先生对这件东西特别看重，轻易不示人，也不让家人碰。几年前老先生过世，去世前将一生的收藏分给几个子女。儿女们从事的是通讯、旅游等方面的工作，对收藏完全不懂，加之这些文献已历经千年，如何保护成了很要命的问题，于是家人在商量后，决定拿出来拍卖，希望有真正了解它的人能够收藏。”

郭培元（1928～2000）是河南沁阳人，原是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前就职于甘肃中华书局。老先生一生醉心收藏，而且不收别的，只收藏甘肃当地文物，尤以古籍善本、金石见长。1986年的时候曾向中国军事博物馆捐赠左宗棠《用兵西北会计决算奏稿》等3件文物。2004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郭培元收藏的《唐人写经》7卷拍出19.8万元，那是用汉文抄写的经书。

这卷即将拍卖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用一张很厚的牛皮纸包裹，在这张纸上有郭培元老先生用楷书写的一段文字：“此敦煌千佛洞所出藏文佛经，纸则为益府造若纸。敦煌即唐之沙州，其陷于吐蕃元和志为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至开成末。吐蕃国政渐乱，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七月，其统治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及石门木峡、驿藏、制胜、石峡、六盘等7关来归。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沙州人张义潮逐吐蕃守将，五年以沙、瓜、伊、西、甘、鄯、肃、兰、河、岷、廓等11州图籍归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又复凉，于是河陇始告光复。此经余抗日战争得于兰州，售者存数尚多，可知为吐蕃占据时所写。或为统治者所献，未及译考也。河内郭培元志，1965年元旦。”从这段话的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卷宗要经的来源以及开始收藏的时间。

翻开这卷宗要经，首尾全，尾题、题名全。15张长度大小相仿的若纸上，工整清晰地抄写着《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每张纸上书有19行文字，共5份。“敦煌的这些汉、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乃为当时赞普赤祖德赞积福而抄写，所花费资金可能是由王室拨给，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抄写及管理的严整。原来我也看过其他一些经文的写卷，远远不及这卷。曾和当地的一些专家请教，他们告诉我，敦煌所出佛经，数量之多，无量寿经恐怕要算第一位。而且所有经卷，基本都使用的是细体小字，因为用于布施，所以往往一张纸上，预抄若干份，遇到有请求者，即裁剪一份。这卷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就是如此。”李东溟说。

( 郭培元  )

建中二年(781)，吐蕃以“勿徙它境”为条件，占领敦煌。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历史上达到了鼎盛阶段。吐蕃占领敦煌后的首任行政长官尚起律心儿带头在敦煌兴建佛寺，“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圣光寺一所”。吐蕃先后在敦煌创建5座大寺院，使敦煌寺院数目达到16所。僧尼人数从占领初期的310人增加到归义军初期的1000人左右。除了凿窟、建寺和度僧等兴佛措施外，佛经抄写也达到了空前规模。藏族历史上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并称吐蕃三大法王，到赤祖德赞时期，在建寺度僧的基础上，吐蕃瓜州军镇忠实地执行了赞普赤祖德赞的抄经令，写经事业在敦煌迅速兴起。当时每所寺院都设有抄写经书的“经坊”，是根据赞普之命成立的官营事业。经坊人数不等，有的寺院仅数人，有的十几人，多者达数十人。这些僧俗写经生终日忙碌，遵照赞普之命抄写经书。这位赞普在前任几代赞普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将吐蕃佛教推向发展高潮。

英国大英图书馆印度和东方事物部研究员散·冯·谢克（Sam van Schaik）在对比中国以及英国、法国一些博物馆所藏的文献后发现，《十万般若颂》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有相当多的复本存在。一方面说明二者在寺院中曾得到普遍信仰，另一方面也是俗人供养的产物，这种景象通过敦煌出土的3件文书得到印证。散·冯·谢克所写的《中国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一文中清晰地记录了对照情况：“其中2件文献藏于伦敦，由陶慕士翻译整理，另一件于巴黎，经拉露小姐翻译。这3件文献都讲到了抄经问题。巴黎所藏文献称当时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布施抄写《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用汉文抄了136份，用藏文抄了480份。伦敦所藏文献涉及的《十万般若颂》，当时用汉文抄了3份，用藏文抄了8份。另一部藏于伦敦的文献也谈到了布施的《十万般若颂》。”3部文献在谈到抄经地点时，都注明是“沙州”（即敦煌）。法国收藏的文献提到了经卷的存放地点，即龙兴寺的藏经室。这些文献表明在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是抄写和收存文献的中心。

( 2004年中国嘉德春拍上，郭培元收藏的《唐人写经》7卷拍出19.8万元  )

“吐蕃在敦煌的抄经事业是赤祖德赞在位时的一项运动，这也跟藏族历史记载相吻合。所以这批经卷的抄写年代大致可以圈定在815～838年，也就是在赤祖德赞在位的这23年内完成的。赤祖德赞被弑后，朗达磨赞普反佛，敦煌的抄经事业陷于停顿。这卷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正是在赤祖德赞时期抄写的。”李东溟告诉本刊记者。

当时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上的重镇敦煌，一度成为吐蕃的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几代吐蕃赞普曾在敦煌指挥作战和处理国家政务，吐蕃王朝也是在敦煌大举进行封建改革，真正接纳了唐朝等邻国的先进经济文化，大力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促进了吐蕃社会的重大变革。李东溟告诉本刊记者：“只是通过这一卷宗要经，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当时西北地区的许多社会情况，特别是敦煌当时的情景。这类文献到现在已经非常稀有了，它具有特别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可是这些稀有的物品却没有被受到重视。我曾经在博物馆工作，那里也有一批写经，可是大家不认识，将它们放入书画一类。试想这些文献怎么能和书画归于一类呢！因此最后只能被打入‘冷宫’。”

真不知这次拍卖会上，有缘人是否能够出现。■ 寿宗要文献藏文吐蕃敦煌博物馆文化无量写卷敦煌旅游敦煌大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