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航母也要投资消费

( 2008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海陆空三军部分建制和装备开始进行正常轮换 )

“看来我们是既要航空母舰也要投资消费啊。”这是3月5日下午一位记者听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国家财政赤字安排为9500亿元后，在电话里对我发出的感叹。当然，这位记者显然是在前一天听了全国人大发言人透露了2009年中国军费将再次以两位数增长（14.7%）后，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财政支出安排呢？

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与部队朋友谈到军事装备发展时，似乎总会产生一种因为冲得太靠前待潮水一变就被留在海滩上的情绪。如果用数字解读这种情绪，就是军费支出的变化。按今年1月20日公布的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的描述，从1978～1998的20年里，军费的增长都低于GDP的增长，特别是1979～1989的10年里，中国军费年平均增长为1.23%，而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49%，也就是说，这10年中军费实际年均增长为负的5.83%。而这期间，恰恰是中国国防战略的转型期，即从“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转为“积极防御”。这种可以前沿作战甚至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转型的依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在发展战略上实行了军重工赶超的模式，这种投资推动、积累主导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军事装备大幅升级和国产化提供了支持。比如从1953～1975年，军费开支平均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8.94%，由于当时的中央财政盘子大，以及22年里利用从苏联引进的项目和“三线”建设产业基础打得相对扎实，到1975年中国军事装备的国产化率有了较大提高，如火炮国产率已达到98%，坦克装甲车辆国产化率达71%，各型军用飞机国产化率达75%，战斗舰艇国产化率达89%。同时，远程弹道导弹、中程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的技术突破，也为中国核力量打下了“三位一体”的物质基础。

但是这种高积累、低消费和重工倾斜、忽视农轻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为国防战略转型提供物质基础，可从长远看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当1979年4月中央对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决定后，1980年3月总参修改了主战装备发展规划，压缩了新研制的大型装备29项。但问题是，从1979～1989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从1979年的占GDP的28.4%下降到了1989年的15.8%。而这10年中除了宣布裁军100万的1985年国家财政有21.62亿元盈余外，按政府报告统计，其他9年全部是赤字，若计入预算债务收入，这10年将都是数额更大的赤字。同时，作为支出军费的中央财政从1984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5%急剧下降到1989年的30.9%。中央财政作为防务主体对军费支出必然具有约束力，这就是1979～1989年军费年均负增长5.83%的原因。军费支出下降后，除了养人的刚性需求外，只能压低装备研制采购的发展性支出。同时，财政下降、消费增加后，又迫使与军工密切相关的机电产业降低标准转产生产耐用消费品（有些存量耗干后又引进外资和民用核心技术，变成出口加工企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投资消费而不要航母了。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一方面装备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为保重点，上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装备、设备及部件和技术以及技术合作项目，大部分终止或难以继续升级，为此虽然增加了军费投入，但受赤字限制和通货膨胀影响增长十分有限。直到1994年国家推行分税制改革，特别是随后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后，军费支出才有了稳定性保障。这期间除了停止军队经商，将预算外军费改由预算内拨付和保证官兵生活水平与社会同步提高外，就是为防“台独”向俄罗斯购买急需的装备和确保第三代重点装备的研发。这样做的结果用今年1月军方发言人解释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时说的就是：“我军武器装备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第三代武器装备为骨干、以第二代武器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但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装备体系在战场环境（海、空和太空）和对手装备提升的动态变化下，是很难支撑“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而要真正获得可以支撑“既定”军事战略的物质基础，不仅要保持军费支出增长创造需求，更重要的是必须改变与军工相关的产业结构，为供给创造条件。因此，9500亿元财政赤字安排、结构性减税激励产业升级和行业调整振兴计划，才会使今年4806.86亿元人民币的军费支出发挥军事开支本身具有的“强迫现代化”价值。■ 航母武器装备消费投资消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