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

( 八大山人草书《月仪帖》（77岁） )

八大山人是清初“四画僧”之一，擅长山水花鸟竹木，笔墨简练、构图奇险，白眼的鱼，缩脖的鸟，使人过目难忘。八大在当时不是引人注意的大画家，身后却颇受推崇。论书法风格和造诣，八大在渐江、髡残、石涛三位画僧之上，也远远超出清朝其他兼善书法的画家。

八大是朱元璋第17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属南昌弋阳王一支，祖父朱多精通书画篆刻，父亲擅长绘画。对比朱多与八大的形迹，王方宇先生认为他深受祖父的影响。八大的本名扑朔迷离，清朝康熙年间曹茂先《绎堂杂识》、张庚《国朝画征录》都说八大名“耷”，大耳朵的意思。启功先生说，“耷”与八大署名“驴”相关，而“耷”是“驴”的俗字，后人认为“驴”不雅，换成“耷”字。古人取大名，避俗趋雅，即使名耷，也只能是乳名。朱元璋之子朱棣（明成祖）之后，明朝宗室皆取双名，前一字表辈分，后一字是本名。汪世清先生曾经排比朱棣、朱权兄弟两支的世系，以及命名后一个字的规则——依次选用木、火、土、金、水为偏旁的字，结论是，八大属“统”字辈，与朱棣一支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是兄弟行，八大本名最后一个字应该是“金”字旁的某字，但还不能确定是哪个字。

八大长期隐姓埋名，以致本名湮没无闻。1645年，清军进入南昌，朱氏家族躲避清兵的杀戮，纷纷逃离南昌，20岁的八大“弃家”逃往南昌以西的奉新县山中。23岁逃禅，削发“现比丘身”，此后不再用本名。28岁到进贤灯社皈依弘敏门下，列于禅门曹洞宗，法名“传綮”，号“刃庵”。他47岁以后做了8年的云游僧。55岁时，他对宗教和处境感到彻底失望，发疯癫病，撕裂僧衣而且焚之，回到南昌，还俗娶妻，别名“驴”。59岁改用“八大山人”署名，直到逝世。

八大一生，用过很多名号。检索《八大山人全集》，八大书画作品的名款有“传綮”、“广道人”、“灌园长老”、“法堀”、“个山”、“个山人”、“驴”、“人屋”、“八大山人”、“拾得”、“何园”。其中，“传綮”、“个山”、“驴”常见，“八大山人”名声最盛。张庚说：八大写“八大”二字连缀，“山人”二字相连，类“哭之”或“笑之”。如果把名号印算上，八大的名号有十余个，数量之多，恐怕历代文人、艺术家无人与之相比。

今人也可以看到八大生前的写真像。49岁那年，老友黄安平为他画了一幅白描像。画中的八大，相貌清癯，长脸型、直鼻梁，眼不大，须眉皆疏淡，垂着八字胡。那时他已经出家25年，却是一身文士的穿着：头戴平顶斗笠，脚登双脸布鞋，身着一袭宽袍，双手上下合于前——不是僧人的合十，而是世俗男性规矩的合手姿势，左手搭在右手上，指甲长长，修得尖尖。人像的右上方，八大用篆书题了“个山小像”四个字，定为画题。这张画像，1954年前后在江西奉新县奉先寺发现，次年送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1959年发还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收藏。

( 八大山人行书《临河序》（74岁） )

画题“个山小像”左侧，八大以一笔流利的董其昌行书题了两行跋语：“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平安，为余写此。时年四十九。”甲寅是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蒲节即端午节，后二日即五月初七，公历在1674年6月10日。上推49年，八大生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他的卒年，学者公认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

“个山”是八大46岁开始使用的别号，60岁以后还在用。文人自取别号，无非表示自己的情怀或境遇，“个山”隐含的玄机，当今学者在蔡受的题跋中找到线索。那段跋语写于1678年中秋之后，蔡受先画了两个符号，一个是“木、火、土、金、水”的合文，表示朱家取名用字遵守的规定，也是规律。另一个符号类似象形的“日”字，蔡受跋语解释：“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圜中一点。”谢稚柳先生说，“个”就是表示“圜中”的那一点；八大是明朝皇室后裔，入清之后成了遗民，用“个”做名号，象征自己立于“圜”中，孤独一身，含有伤逝念远的故国情怀。谢先生点明了“个”字的由来，王方宇先生的破译更进一步。他注意到，蔡受说这个“圜中一点”的图形有“形上形下”之分，把“圜中一点”的符号分为上下两半来看，“形上”部分是半圆下有一点，像“个”字；“形下”部分则是半圆上有一点，像“山”字。这样解读，与“个山”两字完全吻合。蔡受也是八大的友人，据说图篆字画神通其妙，他用“圜中一点”的符号图解“个山”，大概也是一例。

( 八大山人早年学董其昌行书（51岁） )

《个山小像》纵97厘米，横60.5厘米，八大的全身像居中偏下，像主周围留出的空白后来被长短不一的九则跋语填满。友人题跋三则，都说及八大的贵胄身世。其余是八大自题，写于49岁到53岁之间，录有朋友的赠诗，也有自作诗文，字里行间溢出自嘲。出家的八大未忘我家故国的身份，在画像正上方钤盖了“西江弋阳王孙”朱文方印。这幅由多则题跋簇拥的画像，图文印相配，其实是八大为自己精心编织的“传记”。这一点，从题跋的书体多样性也可以看出，他的六则题跋，分别采用了篆书、隶书、章草、楷书、行书。八大一生极少写篆隶，为了全面展示自己的书法，也在画像上留下一笔。

八大学书以唐楷为底，30多岁能写一笔欧体楷书；40岁以来，行书是董其昌体，章草师法西晋索靖《月仪帖》；52岁时又写黄庭坚行书。他的董体行书写得极其纯熟，不亚于康熙皇帝书法老师沈荃的那笔董字。八大变法之前，如果不论篆隶的话，他的学书轨迹和书法倾向大致如此。

( 八大山人早年学黄庭坚书迹（52岁） )

过去清朝人评论八大书法，称他“行楷学大令、鲁公，能自成家，狂草颇怪伟”（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胎息魏晋”（陈鼎《八大山人传》），“有晋唐风格”（张庚《国朝画征录》）。王献之、颜真卿是世人熟悉的名家，也许八大学过，但是清人的评语都遮蔽了八大学欧、黄、董的事实，也对不上八大变法之前的书迹特征。

大约在59岁改署“八大山人”之后，他经历了将近10年的变法期。方闻先生说，八大60岁到65岁的画作，“愈加情绪化，笔触也显得简率而少含蓄”。书画相通，这也是八大书法变法期间的写照。但是八大书法的成熟期晚于绘画，大约69岁时，八大的楷书、行书、草书才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生命末期的10年里，八大消磨了早年书法的锋芒圭角。他并没有运用所谓“藏锋”的技巧，也没有故作迟涩，而是笔抵纸，少提按，写出的笔画圆浑简练，富有古朴之意。字的结构，八大是一个逆向思维的夸张者。比如行书“廓”字，他把“阝”的空白放大，与左边笔画多的部分造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又如行楷“之”字，通常是末笔一捺长，八大却写成短捺，造成上宽下窄的态势。还有上下错位、左右错位，也是他造奇的手段。但是，无论字的结构如何险绝，字的重心总是偏下，而且具有建筑式的“体量”感，所以险而能稳，或者说，严整而能放。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他把篆书的结构用楷书写，还喜欢写些常人不识的异体字。因为造型奇异，后人好用“怪伟”、“狂伟”、“奇崛”之类的语词评论八大书法的风格。

八大晚年的书作，看不到早年锐意模学前人的形迹。其实，结字重心偏下是欧阳询之法，恣放之笔取法黄庭坚，行草书的流畅笔势得益董其昌。他融会了前人的手段，拿来随机运用，进到“忘筌”的境界。

庆幸八大活到80岁，八大生命最后10年才拥有艺术上的辉煌，生活却极其清苦。他靠卖书画谋生，但“只手少苏，厨中便尔乏粒”。这是八大自诉。叶丹《过八大山人》诗描述得一片凄凉：“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清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中国古代史八大山人书法明朝董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