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切的审判

2月17日，金边的法庭，S21的监狱长杜切出庭。这是红色高棉漫长审判中的又一步，当天有500人旁听，一位S21的幸存者说：“杜切看着老了，像个绅士，这和30年前太不一样了。”2007年7月31日，柬埔寨特别法庭就对杜切做过一次法庭调查，他对幸存者说：“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宽恕，我知道你们不会宽恕我，但请求你们让我保留得到宽恕的希望。”菲律宾一位女记者这样说，杜切现在看起来像无害的老爷爷，“如果你看到他而不对其表示怜悯，那么可能有人会说，是你冷酷，而不是他”。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极权统治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极恶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这些动机来解释，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宽恕。

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占金边。1996年，红色高棉分裂，英萨利率部起义，杜切就在这支部队中。他后来担任三洛县教育局局长，开始为美国的难民救助机构工作，改信基督教。1999年3月，一名英国摄影记者到三洛采访清除地雷工作，发现了消失20年的杜切。一个月后，这位记者和《远东经济评论》的一位同行再次来到三洛，直接追问改名换姓的杜切，杜切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又过了一个月，他被逮捕。

《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这部纪录片里，导演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就是让S21监狱的幸存者和当年的看守重回现场，那些看守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安卡”（Angkar），也就是“组织”的意思。“如果我们违抗组织的命令，我们就会被杀死。”如今，杜切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为自己辩护：“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只是负责审讯和向中央报告。”那个纪录片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有个看守重演他当年是如何对待囚犯的——他面对空空的房间大声呵斥，一遍遍开门锁门。我相信，正是这样的重复，才让“组织”的指令内化为一种行为准则。

有两个法国的精神病医师，20世纪80年代在泰国的柬埔寨难民营工作，他们的经验是：“摩尼教把世界看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这样两个部分，这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能够让大多数人感到满意，他们只需要将红色高棉的统治看做‘极端的恶’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可以不去问过多的问题，或者至少有些现成的答案。”

事实上，理解杜切，或者那些看守的“平庸罪恶”没什么困难，甚至，理解波尔布特的那些愚蠢的幻觉也不难。红色高棉的高官们大多在法国留学，他们很可能信奉卢梭的思想，“凡控制人民意见者必控制人民行动”，“你必须把公民视同儿童对待，控制他们的成长和思想”。国家是家长，美德是好政府的产物，以至于“人人都在国家之内，无人在国家之外，无人反对国家”。

在吐色楞博物馆，我抄下来一首诗，作者叫Sarith Pou，题目是《The New Regime》。这首诗由一连串的“no”组成，描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生活状况：“没有学校，没有学习。没有书，没有图书馆。”“没人权，没自由。没法庭，没法官。没法律，没律师。”“不许梦遗，不许手淫，不许裸睡。”如果一个地方真是这样，那我们自然可以对它竖起中指，当它消失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一段劣迹抹去。但每一个具有所谓“幽暗意识”的人都会追问。

昆德拉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茹泽娜就这样追问。她的父亲死于党内清洗，茹泽娜向雅库布打听她父亲，她想知道，她父亲这个具体的人是否会丧失人性。雅库布回答：“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由家人、家庭和工作构成的小圈内，他们生活在一个介于善恶之间的安全地带。看到杀人者，他们也真的会感到栗然，但是，他们只要一出这片小小的净土，就会变成凶手，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谈论这些又有何益？”

2008年有一个美国的青年志愿者来到柬埔寨，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记载：“这里的人都很年轻，和我打交道的人大多不超过29岁。算一算，1979年红色高棉的统治结束，从1979到2008年，正好是29年。”这个美国青年的数学真好，但是我在吴哥窟遇到的一位司机，41岁，那名字翻译过来应该叫“黎明”，包车两天收30美元，他的姑娘在中学，将来可能会在暹粒的一家饭店找个工作。我问黎明，我打算去安隆汶看看波尔布特战斗过的地方，他说他不愿意去那里。他笑着说：“你知道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名字吗？沙洛特绍（Saloth Sar）。”他耐心地一遍遍教我念这个名字，仿佛我们谈论的是另一个开出租车的大叔。■ 杜切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