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金花

此加缪（Camus）非彼加缪，说的是干邑。它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金花。这个名字显得贵气，也更为人知。1863年，让·巴蒂斯特·加缪在法国干邑地区建立了酒厂。在干邑家族里，金花的资历不算老，与轩尼诗和马爹利相比，它比前者的历史短了百余年，比后者迟到了一个半世纪。但在家族世代相传这一点上，金花是个中翘楚，作为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干邑家族企业，它保持了自身的特性。金花干邑花香浓郁，橡木味清浅，注重布特尼风格。因为这种特质，在某些干邑品评的文字里，金花干邑与“优雅”等词挂上了钩。近来，金花改译成了“卡慕”，“加缪”这个直接而生僻的译名，就更少人谈起了。

不久前，卡慕发行了Cuvée限量版系列中的第一个产品，卡慕Cuvée 3.128。它由三款生命之水勾兑而成，酒瓶出自雕刻大师塞尔日·孟索（Serge Mansau）的设计，全球只有3068瓶。看到包装盒内醒目的“Camus”字样时，我忍不住提了喧宾夺主的问题：另一个加缪——那个在街道拐角处发现了“荒诞”的法国哲学家，是否与干邑有某种内在联系？这个有些荒谬的问题难倒了好些滔滔不绝的品酒行家，其中有人给出了指东打西的回答：有英国著名文人，名曰塞缪尔·约翰逊的，是品干邑的个中好手，有诗为证。

塞缪尔·约翰逊所作的那首颂酒诗，写于1779年：“葡萄予后生，酒惠成人，唯此白兰地，留赠我英雄。”品酒家们据此擅作主张，推断塞缪尔·约翰逊此时臆想的白兰地一定是干邑。常规推理的逻辑是这样，能打动英国历史上最著名文人之一的约翰逊先生，一定是非凡的酒，何况，到了此诗诞生的那个年头，塞缪尔·约翰逊已不再是早年那个穷书商的儿子，而是与议员交好、受人尊敬的约翰逊博士了，所以，与之身份和地位贴合的酒，只能是干邑。因为干邑，正是白兰地中最为深邃出众的一支。

加缪是否与塞缪尔·约翰逊一样，对干邑有着偏好？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酿酒工人的儿子，对酒是喜爱的。且不说后来与萨特等人的交往中，那些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酒神”式聚会，此前，在阿尔及尔，加缪经常把上午消磨在海边，观看“穿梭于地中海岸、散发出酒香和木桶的霉味”的船只。这是他在《阿尔及尔之夏》里描写的生活。

1943年的夏天，加缪在巴黎结识了萨特，一并进入了巴黎知识分子精英的社交圈。波伏瓦在《早年生活》（The Prime of Life）中，提到战时与加缪及另一些新朋友，一起过节、排戏并喝酒，“在所有威胁还悬在我们这么多人头上的时候，我们过早地庆祝着胜利”。尽管此时食品供应短缺，但波伏瓦总是能搞来很多葡萄酒。“酒的质量不算特别好。”加缪此时说。与许多埋头沉溺于精神世界的哲学家不同，加缪对生活细节要求很高，人对某种物质的偏好，有时是个性特质使然，就像卡斯特罗离不开雪茄、戴高乐只喝干邑一样，“优雅”、“理性”的加缪，或许也会喜欢干邑。

“干邑没有坏的，只是其中一些比其他一些更好而已，葡萄的选取、采摘时间、采摘方式、蒸馏方式等方面的限制保证了干邑的质量。所以，尽管不同品牌的干邑口味有所区别，但饮用者总能判断出它是否是干邑。”西里尔·卡慕是卡慕家族的第5代传人，曾在中国工作、生活。

卡募家族的宅子位于干邑小镇，看起来像绿茵掩盖下的中世纪城堡。“如果说干邑的味道让我想起什么，那就是家。我真正开始喝酒在16岁，父亲给我的。干邑是关于分享的酒，打开一瓶干邑，你得确定有足够的时间来品，才能感受到酒的改变，不能急匆匆地喝。品尝干邑最重要的，是喝酒的地点，以及一起喝酒的人。”

当我问起，如何看待那些在“豪饮”文化下长大的中国人，却成了只喝“微醺”的干邑的坚定拥趸时，西里尔·卡慕的回答十分坦率：“有两种干邑饮用者。其中一种，饮用干邑是因为这种酒所对应的地位。他们饮用这种酒，是在向他人昭示，自己属于某个阶层，某种精英地位。饮酒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人看见，因此，重要的是酒的品牌。也有另外一种饮用者，他们注重酒的品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酒，这种饮用者就是我们的目标顾客。”

最终，我还是把一直未解的加缪谜团抛给了这位干邑家族继承人。他大笑起来：“我过去把这当成是一个笑话来讲。我曾经说，应该给自己的一个孩子取名为阿尔贝，这样，当人们问起，你们跟阿尔贝·加缪关系的时候，我可以回答说，那是我儿子！”到底，他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如若他付诸行动了，这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笑话，简直可以成为一个存在主义笑话。卡慕家族的上一代继承人，西里尔·卡慕的父亲，是让·保罗·加缪（Jean Paul Camus），而就像人人知道的那样，让·保罗，这是萨特的名字。■

（文 / 何潇） 金花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