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东莞

（文 / 魏一平）

( 上沙村旅港同乡会会长孙林 )

熟人社会

在长安镇上沙村，正当我与孙林聊起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逃港风波时，82岁的孙伯突然起身，拿出一个大镜框跟我说了一通白话（当地人称粤语为白话）。情绪激动，语速很快，在一旁的小儿子阿康当起了翻译，原来孙伯是心里失落了。

照片上是一条铺着白色桌布的西餐长条桌，红酒、刀叉显示出品位不凡，桌子一头的主人位置上，一个穿白色吊带、打着花红领带的中年男人，留一头长发，他就是当年的“逃港仔”；两侧的宾客，清一色的白衬衣深领带，是家乡长安镇和上沙村的领导；右下方就是孙伯，花白的短发仍显精神抖擞，也是花红色领带。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的家乡领导到香港招商，由于早在解放前就已定居香港，孙老伯自然充当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他有些抱怨，“当年最早一批到家乡投资的港商，基本都是我介绍过来的，有些甚至是我在香港时接应过去的‘逃港仔’”。而今，无论是叱咤风云的港商，还是风光无限的父母官，少有人再会念及他。孙伯老了。

熟人社会，这是我们在东莞采访的一周内至深的感触。孙伯的失落感不仅因为岁月流逝，更在于他的角色已经不知不觉滑落到了这个熟人网络的边缘。让我们略感好奇的是，相比沿海其他地方，开改革开放之先河的东南地区，宗族气息反而更加浓厚。

( 1959 年，上沙村塘西大道旧景 )

家族生意不仅为商人们积累了第一桶金，而且还成为势利的生意场上难得的黏合剂。“不管利益关系如何复杂，亲友终究是亲友。”为什么驰生集团总裁王金城会成为“东莞首富”，厚街镇上一位商人给出的解释是，王家四兄弟至今没有分家，王金城生前曾对别人说，“独家独户什么生意都做不了”。

在虎门镇龙眼村，当我们苦苦寻找那个第一家落户农村的“三来一补”企业时，看到在大马路中央的花坛中竖着一块指示牌，箭头上方写着两个大字“张氏”。在龙眼，问到海龙美发用品厂，或许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但只要说到“张氏”企业，大都略知一二。美发用品厂的老板张细是村里早年的“逃港仔”，而今成了远近闻名的“张氏”代表。

( 1978 年，上沙村召开村民大会的会场 )

按照孙伯的讲述，“东莞能有今天多半靠港商，而大部分的港商本来就是东莞人”。解放前夕，到香港多半是为躲避战争求生存，而自解放初年开始，几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潮多半是为求生活。“凭什么仅仅一水之隔，家里几兄弟中，去香港的就生活安康，在家的却很艰难。”这是孙伯给出的最朴素的解释。

无论是当年在香港接应家乡的“逃港仔”，还是后来带领“逃港仔”回大陆投资，同乡会成为搭建熟人网络的最佳平台。孙伯年轻时做过东江游击纵队队员、建筑设计师，现在又玩起了棋琴书画，但最让他引以为豪的还是上沙村旅港同乡会的会长一职。相比个人事业成就，那是一种更大的社会肯定。孙伯告诉我，东莞长安、虎门一带几乎每个村都在香港成立了同乡会，上沙同乡会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三四百人的规模。“每年春节都要聚餐，名为春灯会，不管是亿万身价的老板，还是艰难生活的打工仔，这时候不分高低，都是乡亲。”

在上沙，几乎每家每户在香港都有亲戚。后来的招商引资，大多借助了这种家族社会的力量。曾担任长安镇镇委书记的肖灼全告诉我，1983年进入长安投资的第一家港资企业就是通过村里人的个人交往拉来的。此后，1985年，肖灼全从镇委书记调任东莞市香港富民公司，去香港负责招商和筹集资金，依靠的也多是同乡会。“当初带了十几个人，在香港租了两间办公室，没有资金，只好瞄准同乡会里的头面人物，让他们联络香港本地的老板。”

最早进入东莞投资的港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大多经熟人介绍。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落户虎门后，不到两年里带来近10家企业，以往在香港生产的箱包配件生产全部移植到虎门。1983年来到长安镇投资的港商谢孔钊告诉我们，只是他介绍来的港资企业就达到十几家。由此，在东莞原市委书记李近维的招商哲学里，“外出招商不如在家里招商，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好服务，创造好环境，既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要远远比出去拉一家新企业更大，更何况，他们在这里做好了，自然会介绍同行朋友过来”。

在东莞土生土长的李近维，政治智慧大多来自于切身的生活经历。一天中午采访结束后，他执意要请我们吃饭，“我一生爱结交各路朋友，知道自己学问低，就要向每个人学习”。他说这话时，透着真诚。饭桌上，李近维谈起自己一手促成创办的东莞理工学院，“东莞不能没有大学，但东莞人最好不要上这个大学”。我们不解，李近维的解释却透露出熟人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鼓励东莞的年轻人到外地去上学，最好去清华、北大。如果都在本地读书，一个班的同学毕业后发挥的能量也就是东莞的力量，如果到清华、北大去读书，即便将来不回来发展事业，他的同学也是来自全国的力量。”

在东莞采访的最初几天，我们都深感约访之艰难。语言不通背后，代表着我们很难进入这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熟人网络。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乃至平民百姓，很难再现在其他地方采访时，众多村民围拢过来侃侃而谈的场景。直到后来，慢慢顺畅，要归功于熟人介绍。约访太平手袋厂原厂长唐志平时，他以打球扭了脚为由婉拒，但后来，答应接受采访的另一位老厂长吴国良一个电话就把他叫来了。唐志平一瘸一拐地走进咖啡厅时，吴国良笑了：“今天就是抬也要把你抬来，就算给我个面子。”

低调首富

与以往大多数采访经历不同的是，在东莞，采访商人要比采访官员更难；采访村长要比镇长难，采访镇长要比市长难。诚然，这与东莞特殊的分权治理结构有关系，村长比镇长有权，镇长比市长有权，因为土地。另外，也跟本地人低调而务实的性格分不开。李近维略带骄傲地告诉我们，他的手下很少有人争官。“大家看重的是实实在在做事的成就感，宁肯在村里镇里待着，也不会争着往上爬，有时候请都请不动。”

低调，在商人身上就更明显。在东莞的每个村子，只要走进工厂区，就会看到一栋栋厂房上面竖着两个大红字，多为繁体，大都是港资、台资公司的招牌。这里的服务场所称呼每个客人都是“老板”，但谁也说不清楚那个大招牌背后的老板是谁。所以，问路就成了难题。

去年6月份，厚街镇商人王金城的病逝，更让人见识了东莞商人的低调。1957年出生于厚街镇涌口村的王金城，在家中7兄妹中排行老大。早年跟随父亲贩鱼，上世纪80年代初，他靠着从海南贩运反季节蔬菜到深圳，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早年逃港的弟弟王玉城回乡后，兄弟合伙开办了驰生工业园，成为东莞最早一批本地民营企业家。此后，王金城通过涉足石材、木材、化工、航运、酒店、医院、房地产等多种行业，逐渐构筑起庞大的产业王国。东莞人说起来都知道，落户市区的全国最大民营医院康华医院就是他的资产。王金城旗下的东城石材厂，辉煌时曾占据东南亚石材加工市场60%的份额。

就是这样一位身价上百亿元的大亨，即便在当地都很少有人见过。王金城唯一一次高调露面是2002年3月“同一首歌·走进厚街”时，他的身份是厚街商会会长。厚街商会的办公场所在107国道旁的厚街华润市场大楼里，大厅里是小桥流水式的设计，会议室装修得很精致，原商会秘书长郭德桥告诉我，商会成立于2000年，虽然在东莞不算早，但因为厚街民营企业发达，商会在全国都小有名气。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两度造访，每次都感慨，“我理想中的商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要只有一间办公室两三个办事人员的摆设”。

据郭德桥讲述，王金城在当地的外号颇具港片中老大的味道——“大哥城”。但是，“大哥城”并非飞扬跋扈的黑老大，反而在当地乡邻中口碑很好。“他做人厚道，发了财也不骄傲，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专门交待我拒绝一切采访，只想专心做生意。”涌口村的敬老院、幼儿园都是王金城捐资兴建，每年过节都会以个人名义向他所在的涌口村60岁以上老人发放利市，据称每个红包都有几百元。即便如此，他还是会经常穿着破拖鞋出入五星级酒店。

早年在厚街镇政府负责招商引资的郭德桥一手推动建立了商会，当时大家推选会长，想来想去非“大哥城”莫属。而之前之所以迟迟未能建成，也是因为“没有人出来扛大旗”。郭德桥说，早在去年4月份商会换届时，王金城被查出患有胰腺癌，已经担任了两届会长的他请辞未果，“大家一致认为，除了他没人能担起来，哪怕是不做事只挂个名也好”。

王家的宅院很好找，一进涌口村，就会看到在海月公园人工湖对面有一座大院子，取名为“慧园”，院内3栋欧式别墅，从外面看富丽堂皇，院墙上隔不远就有一个旋转360度的摄像头。镶金边的大铁门紧闭，偶有车辆进出时都会有一袭黑装的保安来开门。村里人只知道这是王家的宅子，但却很少有人进去过，更见不到王金城。

据在公园门口拉活的司机介绍，去年6月份王金城病逝后，这里一切如常，并未有轰轰烈烈的葬礼。郭德桥回忆，在东莞市殡仪馆开追悼会时，所收花圈近千个，上至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下至平民百姓、生意伙伴，海内外都有。“1号大厅是最大的，但当时根本不够用，门外都站满了人。”厚街的商人很少会涉及资本运作，公司上市不是他们的做派。“大哥城”的资产到底有多大，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有一次闲聊，郭德桥问“大哥城”，你手下到底有多少人在为你打工，王金城想了想说：“大概有两万多人吧。”

民营经济占到1/3的厚街在东莞32个乡镇中算是异数。据郭德桥介绍，厚街民营经济发达是因为本地商业思想启蒙较早。以老107国道为界的厚街镇，路西多为平整的水田，路东多为丘陵低山。改革开放之前，路西地区的水草经营就很发达，在东莞算得上是最富的几个村子。郭德桥做过生产队会计，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每年生产队结算时，路西的每个队就能结余几万块钱”。当时，镇上已经出现了一批贩卖水草的小商人，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这批人成为内地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

“外人只知道东莞是靠香港和台湾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知道厚街的大老板，他们太低调了。”郭德桥说。各种各样的富豪排行榜，要想从厚街拿材料几乎不可能。偶尔有上榜的企业家，往往也会把上榜视为饭后的调侃。

厚街镇本地人口10万人，外来人口高峰时达到近百万人。小镇的发源地厚街，是早年间军铺后面的一条小街，原名“后街”，此后取丰厚富足、厚道忠良之义，改名“厚街”。现在已难觅踪影，只有仅存的几棵100多年树龄的大榕树和一座八角亭，稍稍留有历史的痕迹。

上世纪90年代开发的康乐南路成为厚街的新名片。走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路上，仿佛身处繁华都市。曾有“小台北”之称的康乐南路，集中了几乎所有的知名服装品牌，单是台湾咖啡厅和港式茶餐厅就有10多家，星级宾馆近10家，商务酒店无数。晚上霓虹闪烁，夜夜笙歌。郭德桥笑言：“厚街人不喜欢到外地旅游，哪怕是大城市，去了以后也感觉很不方便。”

打工天堂

厚街的夜晚绚丽多彩，穿梭在康乐南路上的男男女女，从外表看不出什么异常，但一开口，就“百花齐放”了。全国各地的方言几乎都可以在这里听到。“打工天堂”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黄色巴士是东莞的一大风景。由于东莞的行政架构是市管镇，没有设县，这里并没有绝对的城市中心，虎门、长安、厚街等几个经济较为发达的镇，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市区。在东莞汽车总站或者南城车站，一排排发往各个乡镇的大巴密密麻麻，售票员都扯着嗓子卖力拉客，每条线路都会绕道好几个乡镇，其间多有重合部分，竞争异常激烈。到了镇上的汽车站，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说，东莞就像一张渔网，每个乡镇都是辐射点。

大巴车上播放着上世纪80年代的港片，虽然剧情过时，却很受欢迎。夸张的动作，嘈杂的声响，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更是把人吓一跳，“山寨”手机播放的网络歌曲足以震破人的耳膜。看起来不到20岁的男孩女孩们，往来穿梭于各个乡镇之间，大多是与老乡聚会。在东莞的几天里，有几次打车时，司机往往不知道路，不要怪他们不勤奋，在这里开出租车的几乎没有本地人。

不要说在东莞汽车总站，大屏幕上显示的通往全国各地的车次让人眼花缭乱，即便是在各个乡镇汽车站，每天也有几十趟发往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车次。从全国各地而来的打工者汇聚于此，村里那一栋栋密密麻麻的宿舍楼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建于自己院内的楼房多为6层，每层被隔为五六个单元，出租给外来打工者，每间房子月租200多块钱。天晴的时候，远看过去，鱼鳞一样密集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碰到中午下班时分，工厂大门一开，走出的工人挤满街道，清一色的蓝制服瞬间就会把你包裹其中。

在常平镇东莞东站广场上，我见到一帮帮背着蛇皮袋的打工者。年长者已经有了花白头发，年少者不过是还没长出胡须的十几岁孩子。来自四川纳州的老杨告诉我，1991年他从家乡来东莞时，从成都坐火车，到武昌转去广州，路上要走一星期，也不过才30多块钱。现在开通了直达成都的火车，硬座也要276元。更可气的是，连坐票也买不到，只好站30多个小时回家。一到“春运”时，托人从票贩子手上买票要花3倍的价钱。

老杨所在的那家港资玩具厂，也未能躲过今年的经济危机。厂里最多时有1万多工人，而今只剩下不到1/3。“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1500块钱，可除去200多块房租，300多块生活费，还有电话费、交通费，抽包烟，一年能省下5000块钱就很不错了。”

东莞东站现在是外来打工者进出东莞的主要通道之一，于上世纪90年代末京九铁路开通后投入使用，只开通长途列车。12月2日“春运”已经启动，车站广场上有工人在架设候车用的大铁棚。车站警务室的人告诉我，再过些日子，排队买票的人能挤满整个广场。东莞东站一位副站长说，虽然今年经济危机提早分散了一部分客流，但是仍不可大意，“东莞有几百万打工者，从下周开始就要进入“春运”值班，谁敢放松？！”

早年的东莞站也设在常平镇，不过现在只有开往广州和湖南的列车。相反，由于这里设有边检站，从这里路过的广九列车，吸引了大量的香港人从这里出发，只需145元就能直达九龙。从常平往南，沿东深公路车行半小时，就到了另一个小有名气的火车站——樟木头站。虽然现在只停靠广州—深圳线上的列车，但当年确是很多从广深过来的打工者落脚东莞的第一站。

樟木头的夜晚，照样是一片令人眩晕的霓虹，街上的招牌仿佛把你拉到了香港庙街。一座大天桥横跨在镇头的马路上，上书“至Yeah小香港，缤纷樟木头”。一天24小时，这里都涌动着说不尽的激情和辛酸。一部描写东莞打工者的小说里有段话，或许可以做最好的注脚：“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热的热土！东莞不相信眼泪。”■ 东莞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