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拍一个短片还能获奖

（文 / 苗炜）

我有一位朋友，是个电影工作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出什么作品，但对电影的热爱非常深，没事儿就在家里看HBO，看完就跟我们讲电影故事。他打开电视看一会儿，出门玩就关上，所以好多故事都没头没尾的。前些天，他给我讲了个电影故事，是个小文艺片，说的是住在纽约的一帮艺术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某天他们发明了一种毒酒，能杀人于无形，俗话说“手有利器，易起杀心”，这帮人有了毒酒，就有了杀人的念头。某天，一个女子到这帮人家来做客，席间谈到了文学，这女子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部诲淫诲盗之书，应该戒除，《小王子》才是了不起的经典。这帮艺术家一听，这观点不对啊，就把毒酒给那女子灌了下去。第二回就是主动杀人了，他们看电视的时候发现，一个脱口秀主持人经常发表仇视女性的观点，就邀请该主持人来做客。主持人来了之后却大倒苦水，说为了节目的收视率，他老要在电台上胡说八道，其实他对女人没有任何意见。这一下，艺术家们就有分歧了。有的主张，他因言获罪，说了那么多谬论就该杀；有的主张，既然他说的不是自己的看法，就应该放他一马。电影最后怎么样，我的朋友没看到，让我编一下电影的结局。

我的意见是，不论怎样，杀人是不对的。这样随便杀人，只能发生在万恶的纽约，故事地点要放在北京，就不会这么血腥。假设有一帮人，总在望京某户人家聚餐，他们喜欢美术，其中某人善制印，刻了个大戳子——“脑残”，他们邀请来一位客人，这客人发表了不同的艺术见解，于是被放倒，脑门上被盖上“脑残”二字。3个月后，这一活动风靡全国，各种小团体、博客聚合站点主人、BBS斑竹，都手里藏着一个大戳子，逢持不同意见者，就给脑门子上盖上“脑残”两字，不论你有啥想法，只要你和别人一交流，就难免遭人黑手。又过3个月，大江南北，无数大好青年，都要破帽遮颜过闹市，未敢翻身已碰头。

我的朋友说，这想法不错啊，但要拍成个短片还是有难度的。他总是这样，总说某个想法不错，但从来没有哪个想法能落实。当然了，我也就是随便说说，可不敢奢望随便一说，就能拍个视频。没过两天，他兴致勃勃地来找我，说要拍个小片子，拿到美国去参展。原来美国人组织了一个短片评选，3分钟的片子，主题要讲“民主是什么”。2009年1月截止，6月评选，然后获奖者可以去纽约、华盛顿和好莱坞。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能去好莱坞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所以我这位朋友很想拍片子参赛。

我说：“不是我泼冷水，现在视频的门槛实在太低，谁都可以拍个3分钟短片，全世界只有6个人能获奖，亚太地区只有1个人能获奖，哪儿就能轮上你呢。再说，这题目太难了，民主是啥？这问题2000多年都没说明白，我最近刚看了赵汀阳老师的论文《民主如何正当》，要是拿着摄像机对着赵老师，让他念一遍这论文就得90分钟，够一个故事片了。”

我的朋友并不灰心，还是要拍片，而且还想获奖。我就出了一个主意，这主意说来并不高明，那就是搞定评委会主席。可我们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查出评委们都是谁，最后决定直接去找美国方面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那就是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这家伙今年6月份就职，主抓的工作就是美国的公共外交。他原来在好多大报纸当过记者、编辑，还当过BBG的领导，这个BBG就是美国之音的母公司。新官上任三把火，格拉斯曼一上台，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公共外交2.0”，那意思是现在互联网都到了2.0时代，政府的工作也该与时俱进，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宣扬软实力。他手里预算充足，老说自己的工作就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工作，雇用了好多会阿拉伯语、俄语的人到阿拉伯语聊天室、俄语论坛去摆事实讲道理。这个全球视频大赛的主意很可能就来自他。

格拉斯曼先生做过一个演讲，他把认同美国那套的叫做“喝可口可乐的”，把仇视美国那套的叫做“喝百事可乐的”，“我们的工作不是要求那些喝百事可乐的人转头来就喝可口可乐，而是让他们不要喝百事可乐。他们想喝什么都行，喝牛奶，喝干姜水，喝果汁，最终他们都会来喝可口可乐”。

格拉斯曼把自己领导的这套工作称为“思想之战”，我们这里的记者领的是“封口费”，在格拉斯曼领导下的人，拿的是“开口费”，只要他们到波斯语聊天室宣扬美国观念，就能领钱。我们本来想给格拉斯曼先生写封信，让他关照一下我们的参赛作品，但看着他那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决定作罢，不走后门，不参赛了。■ 获奖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