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法律

（文 / 陈赛）

( 《波士顿法律》剧照 )

“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是否凡事皆有可能，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如果还有人置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讲的第一句话，让我立刻想到了亚伦·肖（Alan Shore）。不知道他是否有了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奥巴马之所以当上总统，是因为他的“希望”拯救了亚伦·肖们的怀疑、恐惧和愤世嫉俗。

亚伦·肖是美剧《波士顿法律》的男主角，一个非常厉害的辩护律师，在波士顿高级律师事务所Crane，Poole & Schmidt工作。他总是接到一些看似绝无可能赢的官司，但最终还是赢了。他的客户千奇百怪，起诉军队的同性恋将军、因精子被盗而要求法庭强制堕胎的男人、状告学校禁欲教育的艾滋病少女、庇护非法移民的神父、想当牧师的女同性恋、吃同伴尸体的街头流浪汉、以“见死不救”为由起诉美国政府的苏丹难民、想脱离美国联邦的麻省小镇……这些官司大都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而且一个比一个怪诞离奇，但紧扣美国当前的时事热点，组合起来就是一幅21世纪最初10年内的美国社会素描。

比起素描，《波士顿法律》其实更像漫画，三分夸张，七分荒诞，我无法判断它对美国社会的反映是否准确，但那种挥之不去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大概是很真实的。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急剧衰变的时代。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道德、伦理、外交……全方位陷入困顿，美国不再是梦之国度，美国人在国际上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就像亚伦经常在法庭上感慨的，“美国到底怎么了？”

制作人兼编剧大卫·凯利（David Kelley）说：“《波士顿法律》本意不在探讨法律的边界，而是刺激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谁对谁错并不重要，只要它们进入人们日常讨论的话题。”

有人批评电视剧《波士顿法律》观点偏激，过于左倾，尤其到第四季，简直成了奥巴马的竞选广告。大卫·凯利回应说：“以前，我也认为一个制片人不应利用电视剧传达政治立场或社会观点，但最近几年，我发现沉默才是不负责任的。尤其在今天，美国人正在见证辩论的死亡。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我必须发出声音。更确切地说，是尖叫。”

大卫·凯利是美国电视史上最成功的编剧之一，他本人是律师出身，曾被美国律师协会评选为“最有影响力的25名律师”之一。当然，他的成就不在执业律师，而是写作，他写了20多年，他的电视剧是美国很多年轻律师的启蒙教材。在《波士顿法律》之前，他最著名的电视剧集分别是《律师风云》（The Practice）和《甜心俏佳人》(Alley Mcbeal)，前者严肃阴郁，后者轻松搞笑，两部剧同时上映时，很多人怀疑他得了精神分裂症。直到《波士顿法律》，他终于找到一种方式，把严肃与幽默、智慧与荒诞、深刻与讽刺结合起来。

自2004年10月开播以来，《波士顿法律》一直是ABC最有影响力的剧集之一，每周收视率约1000万，在剧情类中不算最高，但比起最流行的政治脱口秀节目如“每日秀”，却要高出近10倍。而且，《波士顿法律》吸引的都是年薪平均在10万美元以上的中产阶级。

在大卫·凯利创作的所有律师角色中，亚伦·肖最符合他的自我投射——一个“反法律”的形象。法律基于权威，他痛恨权威；法律基于契约，他蔑视规则。比起冰冷的法律条文，他更认同人性的复杂和模糊。詹姆斯·斯拜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4年内凭亚伦·肖这个角色拿了3个艾美奖最佳男主角。他的脸有一点婴儿肥，带着一种奇怪的残忍，他的眼睛有时候让人心里发毛，很适合演大反派。当然，亚伦也是个诡计多端的狠角色，他不在乎用卑劣的手段赢得官司，但在内心深处，又有很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在驱动。

现实的土壤恐怕长不出这样的律师，但在虚构的世界里，他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他起诉烟草公司、银行大亨、制药巨头；他批评政府、军队、最高法院；他抱怨教育、医保、失业、战争、公民监视、通货膨胀、财团垄断、国防安全、全球变暖；他为堕胎者辩护，为非法移民辩护，为死刑犯辩护。有一次，他在联邦最高法院为一个因强奸幼女而被判死刑的智障黑人辩护，在长达11分钟的发言中，他指名道姓直斥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力陈美国当前的政治弊病，指责最高法院从一个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神圣机构变成一个歧视、偏见的庇护者，政府和大企业利益的同谋。最后，他居然还赢了。

雪莉·施密特，Crane，Poole & Schmidt极有气质的女创始人说，亚伦有一种看穿人灵魂中阴暗面的能力。从一开始，他就被塑造成一个“道德上受挑战”的律师，但编剧很仁慈，没让他过多面对自己灵魂的黑暗面，反而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不是从法律的角度，而是从感情、人性的立场赢得官司。不过，也只有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才容许他有这种回旋的余地——同一个案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关键是谁能得到陪审团的信任和同情。

很多法律剧是靠案件本身，尤其是刑事案件的曲折和惊悚来吸引观众，像《律政狂鲨》、《金牌律师》，但《波士顿法律》里大都是民事官司，其魅力主要在于语言、辩论以及由辩论引起的反思。看控辩双方在庭内庭外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琢磨双方论辩的基础、相互的矛盾，是一种智力的享受。律师们在交叉盘问中一步步诱导证人说出有利于己方的证词，一点点化解对方手上的证据，制造或者排除合理性怀疑，一步步接近事实的真相。结案陈词则是全剧的精髓，好像编剧安排前事种种，只是为了这最后几分钟的针锋相对，慷慨激昂。

大卫·凯利借亚伦·肖的结案陈词发表了对很多困扰他多年的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如枪支管制、药物滥用、非法移民、死亡的权力、同性恋歧视、虐待的道德基础、互联网对隐私的侵犯、公民自由与社会安全之间的权衡等等。这些问题在他以前的电视剧中也出现过，但不像《波士顿法律》，给出如此明确的立场。不知道《波士顿法律》中的判决是否与美国司法界对这些问题的主流观点一致，但这些结案陈词绝对可以作为一流的时事评论，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在这些陈词的核心，有一种对“美国精神”的强烈乡愁。在日益狭隘肤浅的社会里，大卫·凯利怀念旧日美国的尊严，那个曾经以自己的自由、公正、富有同情心为豪的国度，那种宽容、理解的空气。所以，他创造了Crane，Poole & Schmidt律师事务所，并让这个波士顿最贵的律师事务所成了怪人扎堆的地方，不仅为了实践“自由”和“宽容”，也为电视剧增添了许多笑料和怪趣。创始人之一丹尼·克雷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律师，如今七十有余，诊断出老年痴呆症前期，喜欢成天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嘴边，到处追逐女人、喝酒、闯祸；“怪手”杰瑞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的一种，他的手不肯离开大腿，口中发出怪声，聪明绝顶，却毫无社交能力，与充气娃娃恋爱；黑人律师克拉伦斯有异装癖，非得躲在女人的衣服里才有安全感；亚伦则患上了夜惊、失语症、官能性焦虑症等怪病。还有两个搞笑的老法官，一个有健忘症，另一个是同性恋，却认定自己得了“同性相吸紊乱症”。

其实，真正“同性相吸”的是亚伦·肖和丹尼·克雷。两个年龄、性格、政治派别、价值观迥异的人是怎么成为莫逆之交的，没有人知道，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是《波士顿法律》的重头戏。他们一起打官司，一起做Spa，一起钓鱼，一起旅行，打扮成一对粉色火烈鸟参加化装舞会，甚至时不时地同床共枕，但他们不是同性恋，而是灵魂伴侣。每一集的结尾都会回到丹尼的阳台，两张沙发，一杯威士忌、一支雪茄，两人一起坐看夕阳西下，或者遥望城市的灯红酒绿，谈论官司、政治、女人，仿佛这是他们一天中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据说很多男人渴望这种“合法”的男性情谊。

对亚伦来说，丹尼的存在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依傍，也暗示一种对话的可能——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当然，这种对话并不平衡，亚伦正当壮年，精明能干，而丹尼年过七旬，大部分时间精神错乱，纯粹一个活宝。但是，偶尔的灵光一闪，他的几句谬论比亚伦的长篇大论更加一针见血:

“法律根本没有事实，只有好的故事和坏的故事。”

“我们是美国人，是胜利者，这是我们的文化，即使败了，也要宣布胜利，咱就是这样。”

“你们民主党不懂，美国人是垦荒者，我们的本性就是保家保钱杀坏人。”

“现在美国人不在乎人权了，我们只担心被炸光光。”■ 法律亚伦波士顿波士顿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