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魏德圣：我的态度是化解

（文 / 马戎戎）

( 11月4日，魏德圣在台湾艺术大学与学生对话电影 )

三联生活周刊：影片一开始，男主角就骑在摩托车上骂台北。为什么这么设计？

魏德圣：在台湾，这句话一骂出来，很多人都拍手，说真是骂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那句骂是我的心声，我想住在上海的很多外地人也会想对上海骂这么一句。很多离乡背井来大城市的人，都想对这座城市骂上这么一句。城市很容易让人扮演让人伤心的角色，尤其当自己的想法和希望没有办法展现的时候，很容易会让人想咒骂这个城市——城市总是有绝望和失望的极端。

三联生活周刊：看《海角七号》，会感觉这一代导演的思考方式和前辈人有了很大不同。李行那一代导演的电影，着重表现乡愁，主题是寻根，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这一代导演，电影里更多是反思历史或者迷茫。但在你的电影里，历史只是一个背景，重要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在和将来。

魏德圣：历史观点，每隔10年就有人重新去诠释它。早期李行导演的《原乡人》，讨论了很多台湾和内地的历史关系。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被强制来到台湾，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回不了家了，生活一段时间后想家。所以那时的电影是在说：你们并不孤单，你看这些台湾本土人，他们在100年前、200年前，也是这样子来的。事实上是给了这些人一种抚慰，态度是：不管你什么年代来，我们都是一家人。

到了侯孝贤和杨德昌这一代，他们的电影里对历史、对台湾的现状是有一些控诉的。他们的第一个情绪爆发点肯定是怨气，之后慢慢他们想要从新移民的第二代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们也在寻根，但他们寻的不是移民的根，而是年轻时候的根：他们是怎样长大的，和父辈的矛盾在哪里，关注点更多地在人性深层的部分。

( “北管大师”林宗仁在《海角七号》中饰演老邮差茂伯 )

又隔了10年，台湾电影已经走到了没落的时期。这个时期，台湾的现状和价值观是什么？我们面临的现状是：政治和历史问题没有减轻，而且就像电影里所讲的那样，已经很混乱了。这种混乱造成了很多伤害和分裂，我们面临的是多元文化，但无法多元包容。我们有荷兰人问题、日本人问题、印尼的问题、国民党的问题，现在又有蓝色问题、绿色问题，每天为这些问题争执得不可开交。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互相尊重和理解，以一种集体的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结合起来，是一道漂亮的彩虹，我的颜色不要侵犯你们的颜色。我希望能够透过很多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比如新旧文化的融合，比如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

日本人在殖民时期带来过很好的东西，也带来过很坏的东西，那么面对这样一段历史，我们到底是该爱还是该恨？关于这个问题，台湾地区和日本之间，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常常会有很大的矛盾在。那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到底应该用什么观点、什么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政治人物经常会从政治角度来解读历史，挑起无谓的仇恨。但这个问题其实无解，我们不希望从争斗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们希望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历史：这个历史已经不是大历史，而是小历史，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的历史，不需要把国仇家恨放在一个人身上。60年前，历史的错误切割掉一段爱情，而60年后，这段历史在一对新的男女身上产生了新的价值。我希望大家用爱情来看待曾经的遗憾，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它，就可以避免掉政治上的好人坏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种逃避么？

魏德圣：我的态度其实是化解：化解遗憾。老太太接到延迟了60年的信时，她对爱情的遗憾被化解了；这些年轻人集合在舞台上时，他们对音乐的遗憾被化解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海角七号》的票房奇迹与这种化解的态度是否有关？

魏德圣：我们很幸运地站在观众情绪的出口点上。当然我们的电影制作很用心，但是我们在时机点上确实也占了非常大的优势。台湾这些年的情况不大好，经济没有起色，认同度也往下掉。所以这几年每年都有一个情绪出口，前几年有林志玲现象，然后有王建民现象，然后有马英九现象。

今年我们参加奥运会比赛，照理说棒球是我们的强项，应该有不错的成绩，内地最强的也不是棒球，可是我们竟然输掉了。最强的都输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赢？奥运会过后，这部电影的出现，其实是给了大家一种安慰，大家把情绪宣泄给了这部电影。

我们开始的时候还很担心，我们放了很多社会现象在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去控诉、去大力表现这些事情，我们只是轻轻划过，但现在看来有感受的人自己会接收到这些信息。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点到的社会现象，这种轻轻划过的方式，是你在剧本中就这么设置的，还是后期有团队策划的加入？

魏德圣：这部电影是先有剧本才有团队，剧本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个人这些年对社会的思考，全部放进剧本去，可以说是我这些年社会观察的全部累积和爆发。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台湾地区的电影追求影展认同，侯孝贤等导演都使用国外资金拍片。近年来不少台湾新生代电影人的影片也还是在走影展路线，描述青春的迷茫、边缘的生活状态、同性恋等等。《海角七号》很难得摆脱了这个腔调。

魏德圣：对呀，我觉得，我不想一直再去讲那种青春、个人式的生活的部分，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我觉得我有更多更有趣的东西去讲，不一定只是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周遭。我应该可以开发别人的事情、历史的事情以及社会现象的问题，对我来说，跳出个人的角度去诠释电影，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拿《海角七号》来说，其实我完全不懂音乐，但是我也曾经是有梦想但被打击的人，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用其他方式转换。我认为我的电影是自己的心、别人的壳。

三联生活周刊：《海角七号》投资达到5000万新台币，台湾为了扶植年轻电影人而设置的辅导金制度在这部电影的制作中帮助大么？我采访李岗先生时，他认为辅导金制度反而害了年轻导演。

魏德圣：辅导金制度的优缺点，应该是一半一半，有很多策略要讨论，有很多配套，不能用一句话去概括。我认为最大的缺陷在于投资的环境没有建立，而不是辅导金的制度没有建立。我们这部电影拿到了500万新台币辅导金，但还有4500万新台币的缺口。“新闻局”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其实是通过它的资源，我们拿到了一些银行的投资。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新闻局”能够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让银行进入这个体制里面，而不是单纯地去施舍。仅仅是施舍的话，我们拿到800万到1000万新台币，也拍不完这个电影，还是没有钱。通过“新闻局”给银行提案，让银行进入，不是更好么？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台湾电影人将你看做是“太超过世代”的领军人物，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重振台湾电影产业，你个人会因此觉得有压力么？

魏德圣：我没有能力去扛起一个行业的包袱，我只能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到最好。■ 台湾魏德圣海角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