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文 / 薛巍）

( 1972年在纽约的阿伦特 )

阿伦特会怎么看今天的世界？

阿伦特1975年去世，享年69岁，到去世时她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使她成为当代政治事务分析方面的著名人物，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是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1963年她又出版了《论革命》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世时她还出过几部论文集，包括《在过去和未来之间》（1961）、《黑暗时代的人们》（1968）和《共和的危机》（1972）。去世时，她正在写3卷本《精神生活》，前两卷在她去世后于1978年出版。此后她的其他著作被加快推出，包括《康德政治哲学讲义》、书信集和数部论文集。

《剑桥哲学研究指针·阿伦特卷》的编者丹纳·维拉说，这些出版物以及2006年一系列纪念她百年诞辰的学术会议可以看做是对她的思想家地位的确认，表明她并没有被人遗忘，甚至可以说，她正在得到更多地方的更多人的重视。有很多19、20世纪的社会、哲学和政治思想家的知名度还不及阿伦特，像奥克肖特、阿隆、伽达默尔、齐美尔、阿尔都塞、科耶夫和利科。“实际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和学者们的兴趣已经联合起来，把像以赛亚·伯林、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这样的二等舱乘客送上了以前被罗尔斯、哈贝马斯和诺奇克垄断的飞机。跟世界本身一样，政治理论也在多元化，人们渐渐不再认为更宽泛的历史和文本研究不能算做理论或哲学。”

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篇幅不大，就阿伦特的3本书《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和《精神生活》各写了一章，分析了她的主要论题。作为阿伦特的学生和权威传记的作者，扬·布鲁尔不仅对阿伦特的理论非常了解、充满感情，而且整体上令人信服。她举例证明了阿伦特的理论跟当前美国和国际政治的相关性。读者会同意她的这一说法：《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仅是一部历史和理论著作，还是一份判定某个政权是否在向法西斯政权演变的实用指南。

但是，扬·布鲁尔的这本书有一个问题：为了说明阿伦特的理论跟现时代的相关性，她要对阿伦特的论题做出选择，这就可能造成歪曲。比如，在关于《人的条件》的一章中，她没有过多地分析阿伦特对劳动、工作和活动的区分，而是集中讨论该书第33节对宽恕的思考，结果“古希腊的阿伦特”——颂扬交往和公民生活的阿伦特不见了，读者看到的是基督教化的阿伦特。其实扬·布鲁尔并没有改信基督教，她只是急于把阿伦特的思想跟当前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所以《人的条件》一书中相对简略和次要的部分会让不熟悉阿伦特著作的人以为是其主要部分。

(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

扬·布鲁尔在导言中说：“近来，我们的世界愈益黑暗，美国也与其建国原则渐行渐远，这些原则全部与尊重公共领域相关。我常常猜想：阿伦特会怎么说呢？她会怎么看她去世30年后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哪些会是她认为重要的新东西？”但是，知道阿伦特对公共领域、公共自由、判断力的本质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跟当前政府的政策和偏见相冲突意义不大。丹纳说：“如果我们想谴责布什政府的政策及其新专制主义，鉴于我们的传统，洛克和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的语言也许更有帮助、更顺手。”

劳动和行动、孤立和孤独、权力 和暴力

扬·布鲁尔在书的开头就介绍了阿伦特治学、思考的风格：“她通过区分来把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从而揭示它们是如何运行的。”她做了许多概念区分，“她的每一种区分都要求读者经历一次思维革命”。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在阿伦特去世之后，“她所强调的辨别新事物的能力越来越不被赏识，人们习惯于用历史类比和历史先例进行思考——或者说不去思考，不会思考”。

阿伦特创造了“平庸的恶”等新词，但她更多是通过区分概念来辨别人们对概念的化约或混淆。她将人类的活动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劳动、生产和行动。人通过劳动获取食物和其他生存必需品，通过生产创造与自然环境不同的人工世界。行动指人与他人交往，聚集在一起，找到共处的办法，协调差异、交换意见，建立政治机构。

她使用的劳动相当于希腊人说的家政领域，生产对应着希腊人所理解的“制作”，行动对应着希腊人的“实践”。这三种活动是有高下之分的：在古希腊，从事劳动的是奴隶，从事生产的是工匠或者艺术家，这两种活动都只提供必需品；行动则是自由的、超越必需的（劳动是重复的、习惯性的），也是自发的、不可预测的，其后果难以控制，能够在世界上创造出新事物，是人类的主要特点。

区分劳动、生产和行动对阿伦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运动试图将行动降格为劳动和生产，他们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和新社会，就好像手艺人从原材料中塑造出一个对象一样。极权主义把行动看做一种威胁，希望公民的行为是可预见的，以便更容易地控制他们。“马克思也是将行动化约为劳动。”因为马克思的重点不在政治学，而在经济学。对马克思来说，人的劳动异化是自由和自我实现最大的障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改变劳动和生产的条件，这样，人类就能通过他们的劳动来实现自己。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亡，政治将被代之以对事物的管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了美”，其中的劳动对应阿伦特所说的生产。海德格尔也将行动化约为劳动和生产，占中心位置的是农民和手艺人的生活，“海德格尔的手是用来捶打的，不是用来抚爱的。在作坊和农活里，没有政治的一席之地。他成了一个家居思想家，本质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思想家”。

扬·布鲁尔归纳道：行动不需要使用技术、力量或是暴力来达到某种结果，只需要面对未知事物的勇气，行动就是冒险。行为可以由道德准则来判断其对错，而对行动的判断既不能依据其动机，也不能依据其目的，只能依据其表现。这样的话，“阿伦特倡导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参与性民主，政治是公民追求荣誉和承认的战场、自我实现的舞台。政治被化约为表达性的行动”。

阿伦特还区分了孤立、孤独和孤寂。孤立（isolation）本身是极权主义的先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被摧毁。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一切人际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未被触动。孤立的人还可以从事生产性活动，而且孤立正是这种活动必需的。

孤立与孤独（loneliness）不一样。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人类生活的整体。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无法行动的境况，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当人类的创造活动被摧毁时，孤立将变成完全无法忍受的孤独。

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孤独是极权政府的实质，它让人感到无根、是多余的人。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的人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孤独的人将失去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孤独与人类的根本要求相反，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经验需要共通感觉，有共通感觉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孤独的民众容易被向他们提供新目标的领袖所吸引。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然而孤独却又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最明显地显示出来。如卡图所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在孤寂中，我和“自我”共处，因此合二为一。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这种合二为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对哲学家来说，孤寂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但到了19世纪，哲学家黑格尔却感到孤独，他在临死前说：“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激起了阿伦特对暴力的思考。处理这一问题时，她区分了权力和暴力，认为行动者的聚集通过达成协议生成权力，权力并不取决于是否掌握暴力，只有在非暴力的时候才拥有最大的权力，约束和承诺等手段使权力能够不断再生。暴力行动最可能的后果是一个更为暴力的世界。■ 极权主义的起源政治阿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