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简历险记

（文 / 李晶晶）

( 李学勤（左二）与他的研究团队 )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讲演时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

来自战国的竹简

“这批入藏清华大学的竹简，能与‘孔壁’、‘汲冢’相媲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2008年7月15日，清华校友赵伟国向学校捐赠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数量多达2100余枚。“从目前检视结果看，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古史最核心的依据、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位于六经之首的《尚书》。其中很多篇都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传世本《尚书》里没有。同时，还有一篇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内涵；此外，还有类似《仪礼》的礼书、乐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等，这些都是两千余年无人见过的。”说到这些，李学勤对本刊记者难掩心中的激动。

竹简古书多来自考古发现，考古发现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实物资料主要归考古学研究，文字资料分两种，一类是文书档案，这对研究社会史最有用；还有一类就是古书，它对研究学术史最有用。清华这一次入藏的战国竹简就属古书。要谈中国“深藏的灵魂”，要谈学术史和思想史，还得靠古书。

( 战国竹简（上博楚简《容成氏》） )

《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中国很多的制度，政治文化、思想观念都保存在《尚书》里面，因此关于它的真伪、聚散的讨论至今不衰。

据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尚书》均需烧毁。伏生逃回故乡，冒死将《尚书》藏于壁中。秦亡汉兴，儒家学派逐渐复兴，惠帝四年除“挟书律”，文帝又求能治《尚书》者，当时无人能传。后来听说济南伏生善治《尚书》，便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家学《尚书》。伏生向晁错口授《尚书》时，可惜年迈齿落、言语不清，晁错听不懂，便由伏生女儿羲娥一旁代为解说。如此，伏生讲授，其女转述，晁错笔录，终将《尚书》整理记录下来，这就是传世的今文《尚书》，即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定的《书经》。伏生口传28篇，合后得《泰誓》篇，今文《尚书》共29篇。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 汉代竹简（磨咀子汉简《仪礼·士相见之礼》） )

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伏生的比较，多出了16篇。“当时震动了全国。我们今天看《尚书》觉得就是一本普通的书，但那时候是一本指导了你的思想、国家政策的东西。”李学勤说。　

不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并为它做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后来，它就逐渐散失了。如今，清华大学收藏的这批竹简，极有可能对上千年来争论不休的真伪《尚书》之辩以及一些长期以来纠结不清的学术问题做出定案。

( 清华校友捐赠的清华简 )

“这个里面，最长的有46厘米，是战国时的2尺，最短的不到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文字大多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这在以前也是从没见过的。”李学勤向记者介绍。

不过这批竹简，在送到清华大学来的时候，情形并不乐观。“从这些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可以推断它们的出土时间大约在1年到2年之间。竹简本身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时就已饱水、腐朽。加上出土后也没有得到正规的保护，以至于损伤程度比较厉害。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送来的时候有的被保鲜膜包裹起来，有些泡在水里，个别的几百支简被同等大小的竹片托住，以线固定，再拿保鲜膜裹住。很多竹简上面沾满了白色的物体。”

随即，李学勤请来化学系的老师对竹简上的霉菌进行分析。“霉菌是活的，会把简‘吃掉’。我当时的意见就是立即对简进行保护处理，一刻不能耽误。我们聘请来的保护专家根本就不休息，没日没夜地干。一直到我们10月份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第一批清理工作才刚刚结束，这是非常细的活儿。”

神秘的墓主人

“我们推测，这批竹简最大的可能性是出自湖北的墓葬，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只是出土比较多的这种情形，只可能存在于地下保存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知道的其实都是在一个区域里面，就是先秦时的楚国。”李学勤说。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而当时的中心地区为湖南、湖北、河南南部和安徽。“楚国后来发展的地区还没有发现过出土，出土最多的就是湖南、湖北。”

竹简是特别容易腐烂的东西，只在两个条件可以保存它：要不就是特别干，像新疆甘肃、内蒙古南部那些地方，那里没有竹子，都是木简，都保存得很好；另外就是完全湿的，地下水就上来了，它就泡在里面，氧气很快会被菌类消耗尽，这样也得以保存下来。这次发现的竹简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

“这次发现的内容非常多。这个墓主人一定是教育程度很高的，和孟子、庄子差不多。”李学勤笑着说，“古书以前不是没发现过，主要就是两批，一批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这个墓当时也是被盗了，可是简没受什么损失，当时不但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了。还有比较大的一批是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回来的，当时大概1200支左右。这两批简的性质是比较接近，主要是以儒家道家的为主，我们说那两位墓主人是思想家。而经史类古书的出土，这是首次。”

古代墓葬，以简帛随葬，特别是以典籍类的古书随葬，这可能是后起的习惯，即兴起于战国秦汉的时尚。战国，官学破散，知识下放，私人写书、藏书的风气很盛，不仅诸子百家的书流行，各种实用之书也很流行。韩非子说：当时几乎家家都藏“商、管之法”、“孙、吴之书”。爱书在当时是时髦，活着时髦、死了也时髦。随葬古书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战国简，常见种类是占卜简（为墓主占卜病情）和遣册（记随葬物品），都是私文书。官文书也偶尔出现，主要是墓主没有处理完的文件（如包山楚简的文书部分）。古书，主要是墓主人爱读的书。在古代墓葬中，竹简帛书是比较特殊的随葬品，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同墓主的身份地位没有直接关系，不像棺椁、衣衾和铜器、玉器，可以根据其等级对号入座。特别是古书，它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情。“我们要谢谢2000多年前这位喜欢历史的墓主人，也说不定当时人家就是位历史学家呢。由于他的个人爱好，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文献。”

内地——香港——内地

“这批竹简是从香港一个古董商手里买来的，价格比较高，几百万元是肯定买不来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大概今年4月份，我们校友赵伟国听说学校为2011年的百年校庆，要建一座博物馆，缺镇馆之宝。他当时还在那儿说，一定要找一件能压箱底的东西送给学校。”

赵伟国的话倒是传得又快又远，没多久，就有朋友告诉他，在香港的一个古董商手里，有一批竹简要出售，绝对够得上分量。

“赵伟国判断不了这些竹简能不能成为‘镇馆之宝’，但好在有李先生。”知情人说，“对竹简真伪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学术价值加以确认后，价格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便谈下来了。以一定数量的竹简作为一捆，以此为标准来卖，价格逐步递增。”

据悉，后来古董商听说赵伟国买下是捐给清华大学以做学术之用，因此价格上也并没有太为难。双方约定，以清华大学新闻发布会公布出来的竹简数为准。于是在付完首款后，竹简于7月15日送抵清华大学，尾款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交予对方。“卖的人并不太懂，如果真是了解的话，价格肯定在这之上。”知情人说。

这批竹简究竟在何时、何地被盗挖，又在海外历经哪些周折？这些目前还都是谜团，所幸它们现在安然返回了故土。“如果没有及时把它们抢救回国，这些瑰宝真的将会永劫不复。”李学勤感叹道。

不过回头看，可谓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极有规律——墓葬盗掘后，文物出境到香港，再由香港文物商贩高价卖给内地的学术机构或博物馆。

1994年，上海博物馆经由香港大学教授张光裕牵线搭桥，从香港古玩市场购回1200余枚楚简古书，长短不一，最长简56厘米，最短简20厘米。据悉，当时是按枚计算，每一枚竹简的价格都在几千元，据有关专家推测可能是从荆门郭家岗墓地盗出。

2007年初，湖南大学在张光裕的协助下，从香港文物商手里购买下2098枚秦简，内容包括律令和法律文书、案例、占梦书、算术书等四大方面。当时文物商的开价高达3000元一枚，最后经协商，相对低于此价成交。由于这批秦简是盗墓后流失到香港的，因此，它真正的“出生地”成为—个永远的谜案……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盗掘古墓的高潮，第一次是在西汉，当时官方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而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墓葬中陪葬品最多的是铜器和兵器，这成为铸币者盗墓的直接动力。第二次是在清代，是历史和文物研究者为了考据历史进行的研究性掘墓，这一次掘墓高峰对古墓的破坏性不大，的确给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后来时间持续最长的盗墓高峰出现在当代。

“现在的盗墓之猖狂，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于利益的驱使，完全形成一条龙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式。老板每月开出固定工资，雇用农民为其找寻古墓，然后进行盗掘。或是跟踪考古工作者踩点。对于盗掘出来的文物偷运出境，因为出境之后，文物的价钱会大大升高，而且相对安全。”一位游走于学术界、又好观察文物市场动向的张先生如此对本刊说，“像竹简这一类文物极为特别，私人收藏家是不会去收藏的，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商业价值，就是艺术价值。竹简这一类的文物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两头都不靠。但对于国家或是学术机构来说，它们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结果，为了能留住自己的东西，不得不充当冤大头。”■

（文中部分材料参考自李零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

竹简

竹简是截竹为筒、破筒为片，编联成册，用以书写。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用毛笔墨书，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更广。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

取材和修治：竹简用于书写，除按一定尺寸截取其材，还要经过“杀青”，即用火烤去水分，变湿为干。

简形：竹简经修治，一般作长条状，简端等齐，作平头，但也有些简，简端是作梯形或圆形。竹简有两面，青面和黄面，书写多在黄面，为简的正面。但简背有时也写字。特别是篇题，常常都是写在卷首第二简或卷尾第二简的简背。

简长：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

编联：竹简编联通常用丝纶，其编联方式通常分两种。三道编是分一简为简端，简尾和上、下两段;两道编是分一简为上、中、下三段。有些大简还有四道或五道编。为固定编绳，有时还在简的右侧刻三角形契口。出土竹简，编绳多断朽无存，但留下痕迹。编痕是拼联竹简的重要依据。

收卷：古书连缀成篇，篇尾或有赘简，如同纸书的空白。联起来的简可能长短会有误差，编好后要用刀切齐。如果以首为心，则卷首在里面，卷尾露在外面，用尾题。如果以尾为心，卷尾收在里面，卷首露在外面，用首题。卷起来的简，当有扣结之绳，与卷轴的收卷大同小异。■ 汉朝李学勤伏生竹简尚书战国香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