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川狩猎记

（文 / 魏一平）

( 名猎手章武军和他的狩猎伙伴 )

狩猎队长

40岁左右，个子不高，性格豪爽，爱好打猎，方圆十里内无人不晓——这是在见面之前，我们所认识的章武军。

10月16日中午，绕千岛湖大半圈后，中巴车停在了淳安县浪川乡的路口处。下车后见到有路人，上前一问，果然应验——“他在我们这里打猎是出了名的。”继续步行15分钟，在浪川乡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家卖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车行里，我们见到了章武军。

身高不到1.7米，精瘦，略微驼背，双手粗壮而有力，留一撮小山羊胡。白色短袖衬衣的领子已经被垂下来的头发染黄，裤子显得有些松松垮垮，一双黑色破旧皮鞋上沾满了泥巴。身后是一辆黑色的长城牌越野车。

章武军现在有三重身份:他是乡里最大一家车行的老板，是浪川乡大塘村村长，还是乡狩猎队队长。问他最喜欢哪个？他“嘿嘿”笑笑，“都喜欢，缺了哪个都不行”。他自己也承认，“不当村长的话没有人际关系，不当老板的话没有钱，这两样缺了哪一样都没法打猎。”

( 深夜时分，全副武装的章武军带着猎犬进山打野猪 )

“3天前我刚打了一头野猪，200多斤重。”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放着光，“半个月前，还抓了一头100多斤的，让铁夹子伤了腿。”“我是这五六年来浪川乡打野猪最多的。”

打猎的记忆从小时候说起：“12岁那年，跟妈妈下地，看到有人朝野猪放枪，不过没打死。野猪疯了似的冲过来，当时都快吓哭了。”从那时开始，村里的老猎人们就跟章武军讲了一条猎猪的基本原则——“野猪只会往前冲，不会拐弯。”

( 不断寻找勇猛的好猎犬是章武军最操心的事 )

18岁，初中毕业的章武军开始跟父亲学起了修理自行车，虽然中间也到常山叔父开办的针织厂干过几个月，但他还是选择了回乡，“一来因为已经谈了朋友，二来也想干老本行”。上世纪90年代初，乡里开始流行起摩托车，“精于修理”的章武军开办了自己的摩托车行，“一边修摩托车，一边开始打猎”。

很快，章武军就悟出不少的狩猎“真经”:“打兔子主要靠猎狗，本地的土狗最好;打黄麂甚至都不用狗，用灯一照它就不动了;打野猪最难，不仅要靠好几条狗，还得身手快、运气好。”

( 76岁的叶家恒是浪川乡有名的老猎人 )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对枪支管理的加强开始波及大山里的浪川乡。“以前一个村几十杆土枪，政府收缴后，有人开始用放铁夹子的办法打猎，后来因为伤人事故经常发生，政府又开始禁止。”章武军说，“现在全乡2万多人，只发了8张捕猎证和持枪证。”

山里的野猪多起来后，野猪开始成为猎人们的头号目标。

( 地处千岛湖西南角的浪川乡被群山环绕，野猪经常在此出没 )

带犬进山

由此，枪支、弹药外，猎犬开始成为猎人们最为重要的狩猎资源，也成为猎人之间最频繁的谈资。谁又从外地买了条好狗，谁家的狗什么习性，猎人们之间一清二楚。章武军有很多外地的猎友，除了省内的，还有贵州的、重庆的、云南的……大都通过买狗卖狗结识。

这天下午，一位台州的猎友不远千里专门来见章武军。电话里，章武军还是那句话:“你到了浪川乡路口，随便一问，他们都知道我。”“我们是去年从电脑上认识的，也是因为讨论猎犬，还没见过面呢。”由于当地的土狗很难胜任打野猪的重担，章武军就把找狗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南方，现在家里的5条狗中，就有2条是前几天刚从贵州那边买来的。“10多天前，我最疼爱的两条师傅狗丢了，估计是被人夜里拐跑了。”说起这些，章武军就来气。“网上朋友说重庆那边有好狗，就托人买了两条下司犬，一条5000多元。”

正说话间，台州的猎友到了，开一辆黑色尼桑轿车，大家称呼他何老板。这位在当地也很有名气的猎人，开着自己的园林绿化公司，专接政府项目，生意做得不错，在公司里招了一帮同样喜好打猎的手下，去年还专门买了一辆皮卡车用于打猎，“后车厢放狗和猎物”。

章武军赶忙让妻子烧了一桌野味招待客人，除了当地的石蛙、石斑鱼，还有剩下的野猪头肉。饭桌上，话题主角自然是猎犬，这也是何老板此行的目的，“看看章村长有什么好狗，顺便交流一下”。

一涉及自己的狗时，两人开始巧妙地试探和推诿。狗是猎人们最隐秘而珍贵的武器。

饭后，章武军执意要带何老板去千岛湖转转，也算尽地主之谊。在千岛湖畔一家名为“水上歌舞厅”的KTV里，章武军与何老板选了一个角落的沙发坐下，两人始终离不开的话题还是猎狗。趁何老板不在的时候，章武军悄悄告诉我们:“待会回去，带你们进山打猪去。”

夜里23点，章武军带着记者开始往回赶，为了能在零点前进山，喝过两瓶啤酒的章武军把车子飙到了120公里，“野猪一般零点左右开始下山吃粮食”。

回到家，他换了一身行头，迷彩服、黄胶鞋，头上戴着猎灯，腰间挎着供电用的小电瓶，肩上背着单管猎枪。往常他会把一圈子弹围在腰间，但由于今年公安部门批下来的子弹还没买到，章武军只带了两颗子弹，“要是能见到野猪，两颗就够了”。同行的还有同乡张伟慈，比章武军年长10岁，是一位有30多年狩猎经验的老猎人。他的打扮与章武军一样，不过由于没有申请到持枪证，张伟慈的装备是别在腰间的一条绳子和一把弯刀，“绳子用来抬野猪，所需木棍要用弯刀来砍，遇到危急情况也可以当武器”。他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好几年了。

零点刚过，章武军带我们进山了。

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是章武军的4条猎狗与张伟慈的1条猎狗。按照饭桌上何老板的介绍，打野猪至少需要三四条狗，彼此间分工也有不同。一般情况下4条最佳，1条师傅狗、1条副狗、2条帮狗。“多了反而会混乱，一支队伍里师傅狗只能有1条，发现野猪冲上去一叫，副狗从前面一堵，两条帮狗上去包围。”章武军边走边感慨前几天丢失的那条师傅狗是多么英勇善战，“师傅狗要长相好，脑袋大、前胸宽、尾巴直而硬且总是高高竖着，打架要凶狠，不死不放弃，见到野猪才不会害怕”。除了天生条件，后天栽培也很重要，“一般一条师傅狗要驯两三年才行，还要有打到十几条野猪的实战经验”。

这天晚上章武军把刚从贵州买来的两条下司犬也带上了，个头较大的一条叫阿豹，章武军想把它培养成未来的师傅狗，个头较小的一条叫小豹。虽然它们白天刚刚为了争做“老大”打了一架，小豹的前腿被咬出了血，但现在它们要开始精诚合作了。

野猪来了

这天是农历九月十八日，天空还挂着一轮圆月，白晃晃的月光洒在近处村子和远处的山峦上，像是一幅徐徐铺开的水墨画。未出村子前，猎狗们的叫声引来了从各家各户院子里冲出来的狗，站在黑暗逼仄的巷子口，一条挨一条，似乎是在为它们壮行，整个村庄笼罩在犬吠声中。但一出村口，5只猎狗就变得一声不吭，马上进入状态，四散开摆好队形——两条冲在前面，两条分向两边的山地里，一条跟在身边断后。狗不时地闻闻草丛，喘着粗气跑回来，在主人身边转两圈后又回去。

穿过村后的一片稻田，进入丘陵地带。这些海拔在200米到400米之间的小山包绵延起伏，构成了千岛湖的外围线，再远处就是1000米左右的深山。现在，野猪的生活范围已经从深山转移到了丘陵地带。随着近十年来狩猎规模的大大缩减与退耕还林，野猪繁殖日盛，昔日被山民们开垦出来的小山包现在重又被密实的草丛和树丛覆盖，它们便把地盘开进了村边的小山包上，向着最后的一片片庄稼地逼近。

小山包的脚下仍是庄稼地，仅容一人通过的田间小径上长满了没膝的野草。阿豹带着4个“手下”穿梭在草丛中，章武军走在前面，步子快而轻;张伟慈断后，凭借着丰富的经验，他可以通过声音与地形来判断野猪的出没。

“汪汪”，两声短促的狗叫，张伟慈收住脚步，轻轻喊了声“去”。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章武军已经转身飞快跑来，也就是一眨眼工夫，他便消失在身后那片一人多高的丛林中，刚才的两声狗叫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我下意识地看看表，1点半。

张伟慈随后跟上，边跑边小声提醒我们放轻脚步，不要说话、不要拍照。由于多年来与猎人们针锋相斗，野猪已经变得越来越狡猾，稍微一点光亮和响声都会惊动它。顺着一条洒满乱石的小山路来到树丛边，跑在前面的张伟慈摆手示意我们停住。

出奇的安静，黑夜中透出一股杀气，让人不寒而栗。

不远处树丛中迅速闪过一束光亮，应该是章武军开了一下猎灯又赶紧关闭。“没接近野猪之前不能开灯，一旦接近，迅速开灯，看清了马上开枪。”事后，章武军跟我们解释。草丛中传来猎狗们急匆匆的脚步，“猎狗们接近野猪才能叫，一旦出了视野范围马上停止，否则就会陷入被动”。

“轰轰轰”，突然，草丛中传来几声急促的闷响。“有猪！”张伟慈一边小声说，一边把我们拉到旁边光秃秃的稻田里。由于稻子已经收割完毕，这里相对开阔。与山崖上的灌木丛保持一段距离是一种必须的保护，“否则，被追急了的野猪说不定就会从哪里冲出来，万一撞到人，锋利的一对牙轻而易举就能刺进身子，用力一挑，轻则皮开肉绽，重则丧命”。这也是回程路上张伟慈跟我们解释的。

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吓出一身冷汗。站在黑漆漆的稻田里，四周是黑压压的林子，完全不能判断危险会来自何时何方。张伟慈看上去像一座雕塑，一动不动，死死盯着前面的树丛。

又过了几分钟，张伟慈轻叹一口气，“跑了”，树丛里并未传来枪声。“猎人看不清野猪的话，是绝对不会开枪的，怕伤了猎狗和同伴。”短短一两分钟，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章武平和那些猎狗的身影，“往山上走，他们应该追上去了”。

张伟慈带着我们往小山包上爬。几乎没有路，用胳膊拨开面前的树枝，小心翼翼前行，草丛中的荆棘扎在腿上像是乱针。一边要注意前面的树枝不要刺伤眼睛，一边还要试探性地留意脚下是否踩牢，稍不留心就有可能滑落山坡。“你说黄胶鞋不扎脚吗？”同行的摄影记者问张伟慈。“习惯了，以前发现野猪时甚至会脱了鞋子追过去。这种鞋跑起来轻快，声音小。”如此说来，我们禁不住惭愧起来，怀疑是否是我们的登山鞋惊动了刚才那只野猪。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头。向四周望去，仍没有章武军的影子，光亮也没有，远处的村庄掩映在雾气缭绕的山丘间，闪着点点灯光，偶尔会有几声狗叫隐隐传来。刚才的紧张终于缓解了许多，张伟慈随手从旁边的果树上摘下两个山柚子递给我们:“我们进山从不带吃的，饿了就摘果子充饥。”他指指脚下的山顶，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凌乱的小土坑，“这就是野猪拱的，肯定是从这条路跑的。野猪一旦上山，就很难追了”。

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不能通过手机联系章武军。其实即使有信号，也不便打电话，万一他仍紧追野猪，手机一响也会带来危险。我们站在山顶上，注视着四周的动静。一束光从远处的天空闪过，定睛一看，是猎灯发出的光。“他在那儿，看样子没追到。”张伟慈自言自语。由于猎人们平日打猎已经形成默契，很少会有两拨猎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区域。

张伟慈赶紧打开自己的猎灯，一开一关，连着闪3下，远处的灯光也呼应了3下，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如果顺着来时的路下山会绕出很远，张伟慈在前面开道，我们选择了另一条没有路的山路。快到山脚下时，路过一片红薯地，张伟慈指着一地的红薯叶子告诉我们，这里的红薯已经被野猪吃光了。今年村里的红薯和黄豆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全被野猪糟蹋了。

与章武军会合后，他便开始抱怨:“还是没有好狗，这狗太胆小了，叫了两声就不敢叫了。它要是再多叫10秒钟，我就赶到了。”看起来，他对这条被寄予厚望的阿豹并不满意，这更坚定了他要继续找好狗的想法。“打野猪必须要用狗围住，不停地叫，胆子小的野猪就会被吓住，不敢动。”章武军带着我们边往回走边说，“听声音，这头猪最少有300斤，唉！”他看起来有些沮丧，刚才追赶过程中不慎踩进了水沟，裤子和鞋子已经湿透，体力消耗过大。对于猎人来说，一鼓作气是关键，“今晚是打不着了，回家吧”。

猎人变迁

对于现在的猎人来说，猎狗已经成为“第二杆枪”，但在以前并非如此。浪川乡最有名的老猎人叶家恒告诉我们，以前打猎都是七八个人带两条猎狗进山，当猎狗发现野猪时就会追上去，猎手们各有分工，有的从后面追赶，有的埋伏在前方野猪的必经之路，有的待在山下构成最后一道防线。叶家恒今年76岁了，我们在第二天下午到达他家时，他刚起床不久。原来，昨天晚上，他也带着两条猎狗和一杆猎枪，独自一人进山打猎去了。“白天看到山下的草有被野猪啃过的痕迹，不过晚上再去的时候没发现野猪。”如果不是现在负责照看小孙子，他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进山，“习惯了，不进山打猎就闷得慌”。

按照章武军的说法，虽然他一年能打十几头野猪，但进山的次数可能不下四五十次，并不是每回都有收获。从13岁就开始打猎的叶家恒用他自己一辈子的狩猎经历，跟我们讲述了当地猎人的变迁。

叶家恒17岁那年入伍，在县城当上了警卫员。由于多年来在部队里打靶冠军非他莫属，在当地留下了枪法精准的美名。

从部队复员回家后，叶家恒当上了村里的支书，农闲时常常带领村里人进山打猎。“那时候主要还是打兔子和黄麂，很少见到野猪。土枪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但当时的打猎，一来是为了保护庄稼保证生产，二来更是为了改善一下清贫的生活条件，“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钱就能买肉吃，每到过年的时候，出去打点野味，回来分给乡里，全村老小都高兴”。

叶家恒有4个儿子，从小老爷子就带他们进山打猎，家里最多的时候有4杆土枪。但现在，儿子们都已相继成家，再也没时间聚到一起随老爷子进山打猎了。大儿子叶美华也干过村支书，前几年辞了村官办起了砖窑，现在这家砖厂已经成为乡里为数不多的私营企业之一。叶美华也是浪川乡八人狩猎队的一员，不过他从拿到捕猎证和持枪证之后的这几年并没有打到过野猪，“一来没时间进山，二来也没有好狗”。他养了两条斗牛犬，都还没有猎杀野猪的战绩，现在承担起了看护砖厂的任务。

叶家恒不时会念叨两句:“还是老二打猎好。”不过，现在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去外地安了家，打猎的记忆已经遥远，现在过年回家时还会摸摸猎枪，但已经不会进山去找野猪了。小儿子叶清华留在村里做了木匠，平时很少打猎，前几年叶家恒想办张持枪证，但由于年龄太大，最后只好以小儿子的名义办了下来。这样，浪川乡的8杆猎枪，叶家就占了两杆。

叶家的房子在浪川乡宏泽村格外显眼，两栋三层小楼明显要比周围装修得豪华。叶家恒自豪地告诉我们，村口的大门就是大儿子叶美华修的，上边是由淳安县名人邵华泽题写的村名。叶美华告诉我们，以前申请杆猎枪并不困难，但近几年管理越来越严格，浪川乡的8杆枪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变动了，“前几年每年都能批300发子弹，但现在每年只能批50发”。

章武军也承认，现在的打猎“有钱人才能玩得起”。虽然买一杆猎枪并不贵，单管的不到2000元，双管的也不超过4000元，子弹也不是不能承受，一发打猎野猪的子弹4.2元，但是，申请持枪证可还是“要靠点关系疏通才行”。更何况，普通百姓人家大多忙于外出打工或务农，很少有时间经常进山打猎。虽然记者走访过的4个猎人中，家属全部表示反对，“又危险又耽误挣钱”，但正如章武军的妻子那样，口头上说说并不能阻拦，毕竟章武军开着乡上最大的一家车行，“每年挣十万八万的还是没问题”。现在，章武军已经不满足于此，他正酝酿开展新事业，这两天正从湖南请来师傅考察养殖石蛙的项目。“技术上你来指导，其他你不用管，当地的关系我来摆平。”酒过三巡后，章武军拍着胸脯对那位师傅说。

浪川乡地处千岛湖西南角，距离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千岛湖镇还有60公里，并没有开发什么旅游项目。相比千岛湖镇上在建的五六家五星级酒店来说，这里仍显原始，年轻的村民们大多选择外出打工。但如果仅从外表看，这里在中国的山区乡村中已经算得上是富裕了，村子里到处是一座座三层或四层的小楼，基本都是打工赚钱回乡修建，虽然屋子里基本空空荡荡。叶美华跟我们分析说，由于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村里的耕地越来越少，很多地都是长年荒芜，杂草丛生，导致野猪的生存地盘越来越大。最起码从现在看，在这场人猪之争中，野猪暂时占了上风。

从浪川乡坐车继续往西南方向走，20分钟后到达汾口镇，镇子中心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菜市场，四周乡村猎获的野猪大都会卖到这里来，再由这里发到附近的衢州、杭州等地的饭店。我们到达菜市场时已是16点，肉店的老板娘告诉我们，早上来的四五头野猪早已经卖完了。淳安县城千岛湖镇的西园菜市场也是远近闻名的野味集散地，早上8点多钟我们赶到那里时，当地饭店老板正纷纷前来选购野猪肉，墙根躺着一只不足100斤的小野猪，左前腿被铁夹子夹伤，可能是仍处在惊吓中，小野猪还在瑟瑟发抖。

根据浙江省林业厅提供的数据，现在浙江省内野猪数量已达10万头，这一数字在2000年还是2.9万。山民们不知道野猪的数量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对他们来说，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庄稼被野猪糟蹋。而这些40岁左右的猎人们，活跃在乡村社会中，打猎带给他们的不仅是满足一时的喜好和刺激，还有无形的威望与权势。■ 野猪狗狩猎浪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