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红包的故事

（文 / 高晓岚）

7月份，我因身体原因住进了本市的一所三甲医院里，在手术的前几天，我已经打听好了本市的红包行情:主刀的500元，副手200元，麻醉200元。

因为老妈和老公没有空，所以送红包这类隐秘的事还必须是我自己溜达着跟在医生屁股后，瞅着四周没人的时候跳上去送:“我不懂规矩啊，一点小意思呀，手术台上请多照顾。”然后红包就顺着我的手指滑入白大褂下面的口袋。原先我还想给治疗护士也包上100元，希望她给我输液点滴时动作轻柔一点，因为我是个很怕痛的人，可是被母亲断然否决:“这些都是她们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给她们包？”这里要提一句，母亲也是个护龄有32年的老护士了，但她工作的地方是本省的一所县级医院，对于我要给医生包红包的想法她非常鄙视。对于她这么不了解我所在这个城市的风气，我只能笑笑。

我所住的这间病房共有4个人，我是1号床，隔壁2号病友做的是子宫全切手术，陪床的是她爱人，本市的“人大”委员之一。在晚上入住时，护士进来插病床卡，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委员手中那红色喜包在白大褂口袋间一闪，护士笑逐颜开躲着说“不要不要”，跑了出去，委员也跟着走了出去，病房里人们都默然无语。过了片刻，委员走了进来，冲着我们微微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二天，我躺在手术推车上，母亲和爱人陪在旁边，从病房到手术室还要经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推车的是一个40余岁的工友，他很和蔼地笑着，在我进入手术室时，他给我松开推床上的束带，帮我把推床撑起，和我聊天，消除我的紧张感。虽说心里因即将动手术而紧张不安，但还是忍不住地觉得感动:“啊，还是劳动人民好啊，本质就是朴实。”

手术出来之后，姨妈才告诉我，一向反对送红包的母亲，在我进手术间的时候，私底下给那个工友塞了100元的红包。她以为这个就是麻醉师了，因为在她所工作的医院里，是由麻醉医生接送病人的。母亲唯一一次送的红包，却送错了对象。

100元？！也难怪那个工友在手术间里那么乐呵呵的。因为，手术接送病人的工友收病人家的红包也是有这个例子的，病人家属送红包大都是希望工友在推床时所选的路能平坦，以免术后病人因路的颠簸引起伤口疼痛，不过数目在20～30元。我没跟母亲明说这些暗规则，不断地安慰母亲说:“那人在手术室里对我也是挺好的，钱也算花得值吧。”

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毕业的助产士，在那个时代里，毕业的学子都是被分配到中国边远地区各个角落里服务广大劳动人民的。往往是在深夜里，病人家属走上几里的路来到防疫站请助产士。那时人性淳朴，来的病人家属没有带介绍信，只是说某村某某人，年轻的母亲也没质疑，立即拿着接生包跟着陌生人也走上几里路去为那个从未谋面的产妇接生。接生了数百个婴儿，没有红包也没有鲜花或者锦旗，表达谢意的农家百姓送的最高礼物是几个鸡蛋和几把青菜，最普通的是什么也没有。因为毛泽东所写的“为人民服务”就龙飞凤舞地写在他们防疫站入门第一堵墙上，那时候的很多医院、卫生所门口都有这个标志。

现在和以前当然不一样了，我这样对母亲说，母亲点了点头，沉默地看着我的伤口。

我手术过程进行得确实很顺利，可是3天后切口感染了，这不能怪主刀的医生技术不好。2号病友那“人大”委员的妻子，子宫全切后8天就快快乐乐地回家了。也不能说红包送得不够多，3号那床的病友原先诊断是黄体破裂，点滴了半个月还不见好转，家属往主任口袋里塞了1000元红包，请他主刀，进了手术台，开膛破肚后才发现是胃癌转移。

人们都说破财消灾。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晦气来了，红包挡也挡不住啊。相比3号床发现胃癌转移，我这伤口感染横竖只是伤及脂肪层，除了比别人晚上3星期出院，肚子上留下了个蚯蚓般的粗阔伤疤外，人还是活生生蹦跳跳的，知足啦！

术后一个月上班，单位的几个女同胞聚在一起，没事就一起比画手术伤疤，同事小C是在本市的另一所三甲医院里动的手术，据说，那里的病人一办住院手续就有人过来协调:“一组治疗人员，两个开刀、一个护士、一个麻醉、一个治疗人员5个人总共1000元。”只要把1000元交给那个人，一切事情就由他们料理。我听到这里叹了口气:“这样多好，省心啊！”想想我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还不知道自己的主刀医生在哪里，红包不知道该往哪里塞，心里那个上上下下折腾啊。

我有些同学在本省的省会医院工作，他们常常对我抱怨说:“我们这里的坏医风都是你们那里带出来的，天天就只知往医生这里塞红包这档事，也不懂能治的病就能治，不能治的病你送上金山也还是治不了。”

我笑而无语，我所处的这个城市，沿海多台风，以做鞋经商出名，以乡里多华侨闻名，是闽南“金三角”的一个角。市民都有些钱，当然都知道医生就算是不给红包，归他们所属的事情还是会认真去做的，毕竟没有一个医生希望自己的病人死翘翘。“我不就是花钱买个心安嘛。不就是希望你医生进行检查时能认真一点，在进行操作时能顾及自己面子一点，我还能求什么？”■ 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