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哲学家马基雅维里

（文 / 薛巍）

( 插图画：马基雅维利将自己的著作《君主论》献给洛伦佐·美第奇（佛罗伦萨的君主） )

《君主论》真正的读者对象

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很讲究的作家，不断修改书稿，他为自己不使用“铿锵的章句、夸张而瑰丽的语言、在外表上炫人耳目的东西”而感到自豪。“马基雅维里为读者造成的一个谜团是，这么明确的语言却包含着不确定的意义。”所以才会出现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真实意图的误解。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教导说:“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为了理解这些说法是多么惊人，可以拿同类的其他“君主镜鉴”做一下比较:伊拉斯谟在晚于《君主论》两年的《基督徒君主的教育》中说:“必须深深地、先于一切植入君主心灵的是对基督最好的理解。”

看上去，马基雅维里的这些教导都是不道德的，但“今天有一整派政治哲学家将马基雅维里看作一位为自由而斗争的知识分子、一个将古代的自由社会样板传递到当代的人”。

美国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一书中说，马基雅维里身上有真正令人钦佩的品格素质，“他的思想的勇敢无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广阔，以及他的语言的优美雅致”。

施特劳斯指出，要理解《君主论》真正的内涵，首先要弄清楚它特定的读者对象和功用，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君主论》里的很多论述，并不是严肃当真的，只是为了服务于教学目的，那些最为骇人听闻的冷酷表述，一旦我们懂得了它们，就会使我们忍俊不禁。《君主论》通篇所给予的那些冷酷无情的忠告建议，与其说是写给并不需要这些忠告建议的君主们看的，不如说是写给期冀理解社会本质的年轻一代看的。为了让学生们摆脱他们的柔弱畏怯，需要让他们首先经历一个致使自己臻于严酷无情的炼狱洗礼。换言之，一个人研习劈刺武功所选择使用的器械，应该比实战武器沉重得多。同样，掌握治国之道，必须举轻若重，设想极端情势，研习极端处置手段”。

正确理解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也需要结合当时的背景。说到底，《君主论》中的教导都是统治者或其他人惯常的做法。“政治上的邪恶做法不是马基雅维里的发明，正如同性不是金赛的发明。”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古罗马的共和国是无可置疑的黄金时代，他在《李维十论》中详尽地分析了古罗马的自由制度，说明他骨子里是个共和主义者。但是基督徒的虔诚削弱了实现这种政体的力量，实现共和的努力失败了，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该如何为之奋斗，以为善良和高贵会战胜罪恶和诡计。博尔贾就没有这种缺陷，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的残酷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恢复了和平与忠诚。对马基雅维里来说，他比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的统治者仁慈多了。但他强调，残酷的手段只应在必需时才使用，而且损害行为要一下子干完、要能为臣民谋利益。不必要地或过度残酷的人，“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这不禁让人怀疑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圣人。

身为制胜专家却失去一切

《纽约客》的文章说，在文艺复兴辉煌的日子里，佛罗伦萨的监狱里有一种折磨犯人的方法叫吊刑:犯人被拴在其手腕上的绳子吊至空中，然后骤然松开绳子使其坠落到离地面仅数十厘米处，直到犯人供认。由于这种方法往往会导致犯人的脖子关节脱位、肌肉被撕裂、双臂残废，所以据说马基雅维里在经受六次下坠之后，要了纸和笔要写东西。马基雅维里没什么好供认的，虽然在有牵连者名单上找得到他的名字，但是他并未参与一场谋杀刚刚复辟的美第奇家族统治者的阴谋。1513年2月，他被关押了两个星期，为了求得宽恕，他给“高贵的朱利亚诺”写了两首诗，他在诗中说:“朱利亚诺，我脚上戴着脚镣，牢房墙上的跳蚤有蝴蝶那么大，钥匙和锁发出的声音如同响雷。”他抱怨诗人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对待。

朱利亚诺是否读了写给他的诗尚存在争议，但最后也不需要他插手此事了。在被囚禁一个月后，因为美第奇家族的枢机主教焦瓦尼·美第奇升任教皇利奥十世时颁布了大赦令，马基雅维里获释了。受到折磨的马基雅维里在回家的路上受到了烟火、篝火、响亮的钟声和礼炮的欢迎。马基雅维里仍然希望新主人能够发现他的用处。他经验丰富，精力充沛，在多年的公务生涯中表现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的贫穷就是我的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

他非常需要一份工作。到那年春天，仍然没人雇用他，他只好跟妻子和孩子一起从城市迁至他父亲遗留下的农庄里。白天他捕鸟、玩牌，到了晚上他回到书斋，脱下脏兮兮的衣服，换上使节的盛装，进入古人庄重的宫廷。在那里他跟古人交谈，询问他们的动机，他们亲切地作答。他记下李维、西塞罗、维吉尔、塔西佗的回答，加上他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到年底他写成了一本关于统治术的小书，讨论的是很实际的问题，如何建设军队和堡垒、保住权力的方法。他认为借此能够向当权者显示他的用处，因为它讨论的是“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

马基雅维里把《君主论》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却失败了，没有证据表明美第奇家族的首领朱利亚诺读过它。他把《君主论》作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朱利亚诺的侄子洛伦佐，而据说洛伦佐更愿意收到的礼物是一对猎犬。“奇怪的是，一位取胜的专家却先是失去了那么多东西，随后又失去了一切。马基雅维里与因为反对国王攫取教权而被斩首的托马斯·莫尔一样，成了自己信念的殉道者。”

马基雅维里被认为相信“目的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他没有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这种观念早在古希腊悲剧中就有了。在哲学上，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截然区别则是某种较新的事物。多数希腊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某些手段，比如偷窃和谋杀，是该受责备的，而不管它们是否导致可取的目的。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这种截然区分出发，马基雅维里得以声称目的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在他编撰的《西方哲学史》中说，马基雅维里考虑道德的出发点是一个策略性视角，在这个视角中，君主的目标是确保一个稳定的社会。被理解为公民所要遵守的道德的私人道德，因而是从属于公共道德的，即等同于国家根本目标的君主的根本目标。马基雅维里与中世纪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关切。在中世纪，政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理想目标，而常常并不设法解释这些目标如何实现。但马基雅维里关注的是手段问题，他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地如何从事政治。马基雅维里对当时政治的运作状况做了记者般的、经验性的描述。他在某种意义上把道德和政治区别开来，把值得追求的目标与那些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工作中效率高低不同的手段区别开来。他设法描述政治上实际运用的手段，而不考虑它们是不是好、是不是不可取。

马基雅维里对权力问题的兴趣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是道德的，其目的是防止混乱，目标是好的国家。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位追求如此目标的政治家实际上创建了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君主建立了政治秩序。对马基雅维里来说，现存的法律和道德并不是绝对和普遍的，而是由统治者建立起来的某种东西。因为法律和道德是君主奠立的，所以君主本人是超越法律和道德的，不存在用来判断君主的法律标准和道德标准，他的臣民对其统治者只能绝对服从。只存在一种道德，那就是君主的意志。君主想要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想要取得权力并保住权力，这是保护公民使他们免遭相互侵犯的唯一途径。政治有其自己的道德，政治常常运用一些不同于私人生活中的范畴。私人生活中称作“谋杀”的事情，在政治中则是“给敌人以重创”。■ 维里马基雅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