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的要害

（文 / 薛巍）

( 以赛亚·伯林 )

大写的历史

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苏联的解体使得自由民主成为世界上唯一可行的政体，“如果说大写的历史是人类朝着自由和幸福的最终目标迈进，那么这一进程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是世界其他地方赶上西方已经抵达的终点”。3年后，当福山将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书时，标题中的问号被去掉了，书名成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8月24日，福山在《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上撰文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虽然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像伊朗的神权政治和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福山仍坚称“民主和资本主义仍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用福山自己的话说，他宣称的历史终结仍是完全正确的，并没有被历史驳倒。

8月28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说，福山一直都是对的，“每当世界某地爆发一场新的冲突时，评论家们就会老调重弹，批评福山被误解的历史终结论。这些评论家中的很多人也许根本没读过福山的书，他那里的历史是特指的，大写的历史，是辩证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谈论的重大观念的洪流和经济趋势。马克思估计，共产主义是这一过程的逻辑终点，而福山以长远眼光来看待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的终点”。

福山在接受该杂志采访时说:“关于我提出的历史终结论，遭到的最大的误解就是‘历史’一词。人们以为我说的是‘冷战’之后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 弗朗西斯·福山 )

照福山看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驳不倒他。1992年1月，福山的著作出版之后，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am McNeill）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说:“身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我必须指出，福山一心谈论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所以没有太在意细节。譬如，他坚称霍布斯受益于牛顿的想法，而《利维坦》发行时，牛顿才11岁。

“福山先生从他阅读的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基本上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说过去的人类只不过是在摸索阶段，以追求完全的自由和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就像此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例子，只是重塑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印象，然后把它的形象具体化，成为每个人所渴望的样子。但是，当亚洲社会和经济效率的模型渐渐增加，当数百万回教徒正痛苦承受他们和美国人或多或少的差别待遇时，很难相信整个世界是注定要来模仿我们的。

“我和福山先生的基本不同在于:我不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我们所有从基因遗传的倾向和能力如此有韧性，一定会形成各式各样的形式。个人对团队的认同，是大部分行为的基本方针。而团体就是靠他们和外人的差别，来定义他们自己。我相信这就是现今人类在制度和文化上会有差异的原因。”

1998年，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一书中解释“为什么历史还没有终结”:纵观人类历史，战争起源于领土和王朝之间的冲突，起源于宗教和民族的敌对状态，起源于各个主权国家追逐的相互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全世界的许多冲突都与意识形态无关，只有以间歇和局部的方式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分歧才是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冷战”结束后，作为其起因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结束了，但这也意味着战争和冲突的那些古老的原因又回来了。鉴于战争的原因是领土、宗教和民族，在“冷战”前总是如此，那么“冷战”后也应如此。

作为理念的历史

福山所说的历史确实不是指真实发生的事件。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大概是1989年前后，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说法。人们说历史终结了，是因为作为理念的历史消失了。”所以要驳斥福山，也要从理念而非现实入手。

9月8日，《纽约太阳报》书评人亚当·基尔希撰文说:“如果说有一位学者是其成功的受害人，那非弗朗西斯·福山莫属。福山宣告历史终结近20年之后，已经有无数人宣称他错了。爆发的每一场战争、革命或屠杀都证明历史仍在延续，历史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会有人批评福山，并宣告‘历史的终结’的终结。”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和“9·11”恐怖袭击都被说成“历史的终结的终结”标志。

基尔希指出，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福山确实无懈可击，“当有学者指出，历史仍在继续，甚至发生的是巨大、可怕、能改变世界的事件，他们没有说出任何福山在提出他的理论时没说到的东西。今天读《历史的终结》，非常显著的是福山在16年前就预见到了那么多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

福山在书中警告说，在苏联和东欧我们可能会看到马列主义者被专政者、民族主义者和军人取代。他描述原教旨主义者努力管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以及政治生活。福山很清楚，自由民主仍面临威胁，世界上仍有很多人生活在恐惧和贫困之中，很多地方在孕育着仇恨和暴力。但他仍然坚持说，我们已经抵达了历史的终点。为了理解这种明显的矛盾，就必须深入考察他说自由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时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对福山来说，“真实”的意思刚好跟它在日常语言中的含义相反，“在通常意义上，没有什么比战争中的坦克更真实的了，它们真实到可以夺去数千人的生命”，但是对福山来说，按照黑格尔主义的传统，“真实的”其含义更接近于“理念的”，一个国家或政府只有背后有一个理念才具有真实的存在。这一理念必须跟人类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吻合，否则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因此，反驳福山的正确方法不是指出当前的事件，而是指出他这样定义“真实”在道德和哲学上的危险性。战后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像以赛亚·伯林和汉娜·阿伦特都致力于批评这样一个危险的观念——认为只有先进的、时新的才是真实的。黑格尔发明的这种思考方式导致了极权主义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种观念认为从大写的历史的范围来看，这些生命并非真的重要，或根本不存在。所以战后的思想家们努力提醒人们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性，每一个新生儿代表着人类一个全新的开始。

基尔希写道:“福山为自由民主辩护，但是他的思考和论证方法倒退到了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框架。他在《历史的终结》中说，普遍主义的历史学家必须准备舍弃全部的人民或时代，如果它们是前历史或非历史的。他对当前的世界也持同样的态度:无需考虑西方遇到的挑战，因为本质上说它们是非历史的。问题在于，像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一旦从理论上抛弃人民，就会受到诱惑真正地抛弃他们。自由主义应该认识到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以赛亚·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这样描述黑格尔式的历史观的危害:“黑格尔说，历史不是幸福的乐园，不是卢梭笔下的汩汩溪流，历史是屠宰案板，各民族的幸福、各国的智慧和个人的美德放在上面，成为牺牲品。”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客观进程不可阻挡:宇宙是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宇宙的构成分为三种，无意识的成分、有意识的成分和自我意识的成分，分别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精神的发展是一个从正题、反题到合题的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客观的过程，每一件东西作为命题，或者作为反题，都被包含在内。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它的目的和客观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就做到了与自然同一。不喜欢历史、抵制它则是自杀式的疯狂，是愚蠢的行径，是不成熟的表现。

依照黑格尔的说法，诸如国家或教会等模式，比人或事更加真实，历史是一场大灾大难的客观行进过程，不服从者被彻底消灭。在他看来，唯一不好的事情是阻挡世界的前进，因为世界的前进是理性的化身，反对它是不道德的行径。因此他鄙视感伤主义者，鄙视那些看到巨大的悲剧、革命、毒气室、人类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苦难而痛心疾首的人。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历史模式比个体更重要，个体无论愿意与否，都只是模式的组成部分，“现实的”进程严厉和无情。■ 历史要害弗朗西斯·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