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美与中国玉玺

（文 / 李晶晶）

( 乾隆御宝交龙钮“乾隆御笔”白玉玺和“天恩八旬之宝”和田青玉玺 )

“我们一直居住在弗洛里乌(Fleurieu)的家族大宅里，被中国和日本的文物围伴着。这十方玉玺一直珍存于饭厅里的18世纪荷兰饰柜中，如今虽然已被陶瓷器所取代，但可以说，它们确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休伯特·吉美(Hubert Guimet)说。

休伯特·吉美是法国吉美博物馆创始人埃米尔·吉美（émile Guimet）的曾孙。他所说的这十方玉玺全部是乾隆的御用宝玺，在《乾隆宝薮》中均有明确的著录，其中有两方极为特别。一件乾隆御宝交龙钮“乾隆御笔”白玉玺是乾隆在继位初期制作的重要宝玺之一，其风格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制作于清初的“奉天之宝”、“天子之宝”等金质玉玺，以及“康熙御笔之宝”的交龙钮相一致，均属典型的清早期交龙钮风格。与印台和印钮正常的比例相较，这方玉玺的印台略显低矮。很明显，这是乾隆命工匠将前朝的某方宝玺的文字磨去，重新再刻上了“乾隆御笔”4个大字。整方玉玺通体洁白致密，而且体量硕大，印面达到12.5平方厘米，是所有乾隆名号玺中最大的一方。

而另一件乾隆御宝交龙钮“天恩八旬之宝”是和田青玉玺，具有青玉质，刻有汉文篆书“天恩八旬之宝”6字，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祝80圣寿而雕制的。乾隆在其御制诗中多次提到中国历代帝王虽有三人寿至八十，但他们都没有像自己这样能享受到五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不能与自己相比，能够有此结果，完全是上天所佑、上苍所赐。因此，特制作“天恩八旬之宝”申明此意。关于这方玺，有意思的是，据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乾隆命人往苏州照文刻字，而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苏州送返已刻“天恩八旬之宝”的青玉宝一方。可见乾隆当时急于看到此宝的迫切情况。

吉美，就是创办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家族，吉美博物馆是欧洲收藏东方艺术品最多的博物馆。馆中藏有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品两万余件，在考古领域主要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商、周朝的青铜器及其马饰车具、铜镜、古币和漆器等;雕塑领域，除了一些展现佛教艺术的大件作品外，还有汉、唐时期的收藏;在装饰领域，则呈现出完整的历史全貌，通过1万余件陶瓷、粗瓷、青瓷、硬瓷，反映了瓷器历史的技术革新。另外，馆内还收藏了自唐至清代的千余幅绘画作品。1889年埃米尔·吉美将这座装满了珍宝的博物馆捐赠给了国家。

“我们不断从父亲雅克·吉美（Jacques Guimet）的忆述和描绘中去认识我们的曾祖父，他的书信和大量游历记录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了解。”

( 法国吉美博物馆创始人埃米尔·吉美 )

埃米尔·吉美生于1836年，是里昂工业世家的后裔。其父让-巴蒂斯特·吉美（Jean-Baptiste Guimet）因发明工业用青(第一种化工染料)而迅速致富。母亲罗莎莉·比道尔（Rosalie Bidauld）出生于著名画艺世家，本身也是画家。

埃米尔·吉美24岁时，接手管理蓝色吉美工厂（Bleu Guimet）。经营工厂的同时，埃米尔·吉美渴望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和宗教，于是遍游欧洲和埃及等多国。1876年他又同好朋友、画家费利克斯·雷加梅（Félix Régamey）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在周游日本和中国的时候，独特的东方文化深深吸引了埃米尔，他买下为数不少的完整典藏。

( 清乾隆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 )

1877年，埃米尔的环球旅行进入美国费城，这里正在举办的世界艺术博览会给了他不少灵感。1879年回到里昂后，埃米尔将自己的收藏进行公开展览，获得空前的反响。于是他开始想找一个地方能够长期展出他的艺术品。同年，在里昂建立了吉美博物馆，并称为宗教博物馆。在当时的法国，实属前卫之举。可是埃米尔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些绝美的艺术品。1888年，他在巴黎建起了一个更大的吉美博物馆，并将里昂的收藏品迁至其中。1889年巴黎吉美博物馆正式开馆。埃米尔·吉美宣称:“在我的构想里，博物馆是一所多元的机构，一间哲学工厂，里面的藏品不过是生产原料而已。”

休伯特提到的玉玺是埃米尔·吉美将博物馆捐赠后的私人收藏。“随着岁月流逝，我们逐渐了解印玺的意义，对这些印玺的钻研探究，更加深了我们对它们的钟爱。”休伯特·吉美说道。

( 十方玉玺一直珍存在这个18世纪荷兰饰柜中 )

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资深专家沈恩文说:“当我们接到吉美家族的委托，要对这十方玉玺进行拍卖的时候，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它们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从埃米尔·吉美开始，吉美家族都是三代单传，一直到休伯特他们这一代，才有了三兄弟。对于他们为什么要拍卖这十方玉玺，我们无法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兄弟三人，包括我们都希望这批玉玺能在香港拍卖。也许在那儿它们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吧。”

玉，在中国人眼里已经超越了一种物的概念，而成为一种精神寄托。《说文》里记载:“以玉为信也。”从秦朝到清代宣统，国家的信誉是用玉来表示的，所以叫玉玺。国家的最高权力一定是玉玺，不用黄金，不用其他材质，表明了我们是一个信守承诺的民族。“诚信”是一个很虚的概念，看不到摸不着，那么就需要一种仪式，一种带有礼仪感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玉玺便成为这个仪式中最好的代表。

“不过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相对完整、系统保存下来的玉玺，就只有明、清两代的。北京故宫存量最大，有明清帝后宝玺近5000件。而此前的则很少有实物可参看，只能从一些史书中看到零星记载。私人收藏基本都在法国，这跟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各国派兵驻守的区域有直接关系。”故宫博物院宫研究员郭福祥介绍，“乾隆以前，清代皇帝宝玺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到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乾隆帝开始对玉玺的使用、存放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其中就说明，对带有前任皇帝明显个人特征的玉玺都存放在寿皇殿。八国联军入侵时就驻扎在这里。”

寿皇殿在明代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普通游幸地。清代康熙皇帝把寿皇殿作为检查射箭的场所。康熙死后，雍正皇帝把他的“御容”奉祀在殿中。乾隆登极后，又把雍正的“御容”也摆在殿中。这样，殿内就有了二朝皇帝的图像，同时他又规定将此作为前朝皇帝玉玺的存放地。该殿的作用也随之重要起来。

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的日记中能看到对寿皇殿中所藏玉玺的一些描述:“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御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200年。”

“不过将这些玉玺放到宫廷御用重要器物这一部分，还是近五六年的事情。从上世纪世界各个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中不难看到，皇帝玺印不时出现，但当时至多能判定其年代，而无法对其真实属性有明确的认识和了解。故只是按照其质地来做归属，参照玉雕或石雕的标准给出基本估价。”郭福祥说。

沈恩文说:“中国人自己对这些玉玺的认识时间其实很短，对欧美的藏家来说就更难了。它不像青铜器那些，虽然为高古文物，即便是看不懂铭文，不了解它的文化内涵都不要紧，因为它有年代、有造型在那儿，这些是可以有说法，能够去欣赏的。但玉玺，在埃米尔·吉美收藏的时候，是没有年代这么一说的，因为离他可能也就几十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全理解玉和玺几千年里积淀下来的文化。他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艺术品的喜欢而收藏，并且他愿意去慢慢探究它们背后的故事。我想这就足够了。”■ 文物博物馆乾隆埃米尔玉玺吉美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