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我心，我身在世界中

（文 / 苌苌）

( 保罗·奥斯特和妻子希莉·哈斯特维特（摄于2000年） )

保罗·奥斯特生于1947年，来自新泽西的波兰犹太裔家庭，1974年开始出版诗集、散文和小说，是多年来美国文学界谈论的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热门，近两年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他的多部作品。“衣着普通的男男女女，在我看来，你们却如此新奇/多年以后将从此岸渡到彼岸的人，不会想到/此时的我，对于你们是怎样的关切，怎样的默念。”保罗·奥斯特的小说犹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布鲁克林渡口》的扩展篇。年轻时在巴黎，通读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他承认他就是个存在主义者。

三联生活周刊:本来想用电子邮件采访你，但是听说你从来不用电脑？

奥斯特:我用笔在一个笔记本上写，我不用电脑写作。我一般起得很早，然后去距我家几条街之外的工作室写作。里面只有书和桌子，我在那里度过一整天，写完的时候，用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打出来，可能是有点老土，我不太喜欢变化。我不上网，但我用电脑写电影剧本。我也没有手机，我不想让自己随时随地就被找到。有时通讯不方便，反倒可以使生活简单化，可以让我专心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幻影书》中，齐默教授暗示他就是叙述者，他既身处小说之内讲述，又在小说之外评论小说自身，还写到那么多的电影，好像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迷宫，你本意是想讲什么问题？

奥斯特:叙述者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悲剧，他失去了妻子和儿子，必须找到能令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这是一本关于勇气的书，关于经受磨难，关于喜剧和悲剧（注《幻影书》的主角海克特·曼是好莱坞默片时代的喜剧演员，齐默教授被他的表演迷住了）。他的故事很复杂，他为自己以前做的事惩罚自己。这是我创作的最丰满的一本书，幻影在这里第一个意思是指电影，这本书很大部分在电影，第二是讲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幻影，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去相信的一个故事，即使它不是真的。我们一生中要遭受各种痛苦，失去亲人，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面对危机。当你习惯的生活之舟倾覆时，你如何反应？一位俄国作家说过“人类做艺术，因为生活不完美”，越想越觉得这句话很美，生活不完美，享受它吧。我们有各种表达心声的方式，音乐、电影，我们写故事，因此也更好地了解人类。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小说不断地讲述着偶然、灾难、身份问题，而你的生活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你的主人公形象从哪里来？

奥斯特:我说不好他们从哪里来，也许是从我最深的潜意识蹦出来的。让我着迷的是去发掘那些念头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从来不能目击或者追踪那些念头的来源，前一秒钟，我还大脑空空，后一秒钟他们就蹦出来了。先是一个人物形象进入我的大脑中，我的小说也总是从人物开始的，然后是音乐，他的感受、他的语调陆续进入我的大脑中。随着写作的继续，他们越变越真，会给我讲他们自己，对我来说，写作不是坐在那儿干写，更多就像一个倾听和记录的过程。我想，他们也是我不太了解的自身的一部分，我尝试去了解，去讲述现实中不存在的事。但是写了这么多年，我不确定我是否更加了解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有个人物例外，是你告诉《布鲁克林荒唐事》的中译者陈安的，就是那位“美丽的完美母亲”。

奥斯特:是的，我叫她BPM（美丽的完美母亲）。我女儿小时候，我每天要送她上学，每天早上我都会看见她，陪着两个孩子等校车，她对她的孩子很温柔，她搂抱和抚摸孩子的姿态很打动我，但我一直没跟她说过话。后来我好多年没见过她，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我把她写入我书中的第一天，我从工作室出来，又在街上看见她，那时我已经有10年没见过她了，我真想冲过去告诉她：“我把你写进我的小说里了！”但又怕吓着她，后来还是什么都没说。

三联生活周刊:《密室中的旅行》中的那个老人是不是和你的相似处很多？

奥斯特:开始写这本书之前的一段时间，每天我脑子里都有一个老年人的形象挥之不去，是个很简单的形象:他坐在床边，穿着睡衣，手放在膝盖上，然后他走到地板上。我相信这个形象是想告诉我什么，后来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自己在20年后，他不再记得任何事。那是我，同时又不是我，他就行走在现实和虚幻之间非常脆弱的分界线上，就像所有的小说的本质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布鲁克林荒唐事》和《月宫》的出版相距11年，但两本书的男主角都带着那种边缘的孤独的状态，这是不是跟你自己的状态有关？

奥斯特:我笔下的男主角经常是处在社会边缘，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即使被很多人包围，仍然改变不了孤独的本质。作为一个作家，必须站在社会之外，观察并试图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揭示关于政治、社会、人类行为等等问题，那就像是一个艺术家的职业病，他必须保持这个状态。我们所立足的这个世界并不足够，我们必须在创作中揭示另外一个世界。然而更多人感觉不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他们对生活在这个所谓的“真实的世界”心满意足。

三联生活周刊:你知道英国人把你的小说和《黑客帝国》、《搏击会》以及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列在一起，开玩笑说是“大学生必读作品”吗？

奥斯特:不知道。《月宫》是讲年轻人的，是本讲成长的书。（问:凯蒂有原型吗？）的确有一家叫做“月宫”的中餐馆，我年轻时和一个中日混血的跳舞的女孩交往过，不过她和凯蒂并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4月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讲1968年的文章，1968年对你意味着什么？

奥斯特:那是个火和血的年代，50万的美国士兵在越南打仗，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墨西哥奥运会发生血战。那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学生的时代，我们去参加抗议，但和越战无关，哥大要在一个公园里建体育馆，体育馆计划专门开一个给当地学生走的门，而当地学生大多数是黑人，这就演变成一个种族事件。我们朝它扔砖块，当晚700多人被捕，我也在其中。那不算什么事（注:这句话后来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中引起争议），我们的抗议改变不了政府什么，不过是个象征性的姿态而已。而法国学生不同，他们的学校是公立的，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教育部，所以整个改变了法国人后来的生活。我碰到过艾伦·金斯堡几次，但他不是我的精神领袖，我没什么精神领袖，一直依自己的感觉行事。

三联生活周刊:然后你去了巴黎？

奥斯特:那属于我给人生打基础的一段时期。1971年我去了巴黎，计划去1年，但后来待了4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需要给自己呼吸的空间，之前我在哥大的生活有点太狂热了，大家都在谈论60年代那些事，所有人都在狂热中。而离开祖国一段时间，我可以从远方另外的角度观察它。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想试试看我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我对什么都不确定。

三联生活周刊:你看过《戏梦巴黎》吗？男主角的情况似乎和你差不多。

奥斯特: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电影。那电影很迷人，太浪漫，里面的年轻人都太美了，但那不是我的生活。我在巴黎的时候，为了生存同时打好几份工，教英语，翻译书，给人当枪手，有一整个夏天当电话接线员。等电话的工夫，我就写诗，我写了很多诗，翻译诗。我总是没钱，不得不先解决生存问题，后来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照看法国南部乡下的一栋房子，我在那里写了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刻意去学习写作，但我会把我写的东西拿给我叔叔看，他是个诗人加翻译家，他对我很严厉，但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写诗、写小说、拍电影分别满足你怎样的表达需要？

奥斯特:我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小说，但我从来没觉得多好，也都没有拿去发表。但是我对我的诗还比较满意，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写诗好像摄影，写小说好像拍电影，写诗时，我只想表达我感受到的事物的精华，写小说则是处理我感觉到的矛盾。我对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我不是记录，而是发掘，我对内心世界和外界之间奇妙的平衡感兴趣。我20岁的时候写过一句诗——“世界在我心，我身在世界中”，后来一直贯穿我整个写作生涯。我喜欢看电影，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进入其中了。我最早认识的电影人是王颖，大约是在1991年，慢慢地我们开始一起拍电影，我帮他写了《烟》的剧本，后来自己当导演，我把《幻影书》中虚构的那个电影《马丁·弗洛斯特的内心生活》真的拍成了电影，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如果别人要把我的小说拍成电影，说实在我没什么兴趣，拍电影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小说和电影不一样的是，读小说是个一对一的过程，在最私密的地方，人类意识相遇，看电影你最多是从别人的故事看到自己，但读小说你可能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故事，从这一点来说，书籍永远不会死亡。

三联生活周刊:IMDB上说，你最近要拍的电影是《In the Country of the Last Things》，那是讲什么的？

奥斯特:那是我最早的一本书，我在1970年就开始动笔，老是不满意，到1985年才完成。后来有个记者把这本书拿给了萨拉热窝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在非常寒冷的冬天，在没有暖气、没有电的情况下，在烛光下一气读完。后来他说，这本书写的简直就是他眼下的境遇，他就指导他的剧团把这本小说带上了舞台，后来在巴黎的一家出版社的赞助下，他们在欧洲巡回演出。这种跳跃给我的感觉很离奇，这么些年，世界变了，人变了，但有人却在你的文字中找到了和他现在生活的联系，找到了他的问题的答案，我也会问自己，当初干吗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藏着掖着它？你永远无法预知你写的一本书它自己的命运。至于这个电影，导演是一位阿根廷人，据说是碰到资金问题，我估计能否开始拍摄都是个问题。■ 文学小说世界奥斯特三联生活周刊幻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