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 是否“太多太快”？ ——专访KPF建筑师事务所主席尤金·科恩

( 尤金·科恩 )

KPF公司主席尤金·科恩（A.Eugene Kohn）指引记者从位于新天地的KPF上海办公室向外看，夜空中远处那个闪耀着蓝光的尖顶，就是KPF耗费了14年心力设计的环球金融中心。为环球金融中心开启和KPF到上海15周年，科恩专程来到上海，“我们的设计14年前就开始了，过去的3年更是反反复复。建成的这一刻太令人激动了，就像是赋予一个孩童生命并看着他成长玩耍。我一直认为这栋建筑将是上海未来的地标”。

1976年，尤金·科恩和威廉·佩德森、谢尔登·福克斯一起成立了KPF（科恩·佩德森·福克斯）建筑师事务所。现在，KPF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层建筑事务所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KPF为何一直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建造摩天大楼？

科恩:并不是说所有建筑都应建得高些，博物馆、剧院、文化设施和医院没必要这样，但是像旅馆、公寓这样的建筑，高些为好。高层建筑重要的是勾勒天际线，吸引更多的注意。当你到纽约，会注意到帝国大厦;来上海，会注意到环球金融中心。我们也考虑到了城市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大多密集而巨大，而高层建筑占用较少的土地，就像香港、纽约那样，高层建筑将空间聚集，更高效、更节能。

当世贸大厦在“9·11”事件中倒塌，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只建10层高的建筑。但是，世贸双子塔只占用了2英亩的土地，如果建成10层高的建筑群，就要建成11座10层楼的建筑，占地11英亩。如果再算上其间的道路，那占地就将超过36英亩。在纽约，你大可只建10层楼高的建筑，没问题，但这将侵占公共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KPF1976年在纽约创立，上世纪90年代初来上海开展业务。请比较一下70年代的纽约和90年代的上海。

科恩:70年代末，纽约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许多的著名项目都是在那时设计的。但那是些“太多太快”的个案，繁荣之后，经济又重回低谷。纽约的房地产市场有许多高峰低谷，所以我们开始在全球拓展业务。我们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在亚洲开展业务，从东京到香港的途中我们结识了恒隆集团，正是他们在90年代把我们带到上海设计恒隆广场。

回想上海的那段时间，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巨大潜力。这些年来我看着上海不断地成长，曾疑惑于上海是不是又一个“太多太快”的个案，但是上海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适应能力，它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日趋强大。我坚信上海将会持续发展，所以在这里开设了KPF全球第3家办事处。

即使在持续发展的阶段，“太多太快”也会带来很多经济之外的不利因素。在纽约经济衰落的低潮中，我们作为建筑师和规划师，有机会观察在繁荣时期建造了什么，什么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所以当下一次繁荣期到来时，我们就对如何提升城市有了新想法。

但是在中国工作，一切都变化太快了。建筑和规划师必须时刻不停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上海强调建筑个体，它们是如此壮观，甚至可以和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相媲美，但是狂热追求摩天大楼的同时，却常常忽视街道和公共空间。高质量的城市在步行尺度的规模与建筑个体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致力于同时取得双向效益:在建造高质量的楼宇的同时保留下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将一栋建筑和它所在的街市结合，人和建筑充满活力地互动。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潮会在上世纪90年代转移到上海？

科恩:对于许多亚洲国家来说，高楼、天际线，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纽约是全球金融中心，高层建筑林立。当英国人离开，香港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后，那里建了两栋摩天大楼，因为它想成为超级金融势力。20世纪早期美国在纽约建了各种各样的高楼，以增加象征和力量，但那时因为土地很多，并没有认真考虑城市的密集度。如今纽约的问题是地已经用光了。现在纽约最大的项目，是我们在时代广场要建的，占地120万平方米，包括办公区、居住区和博物馆，因为没地了，建在废弃的铁轨及其附近的空地上。只有通过建高楼大厦，才能够创造公共空间。

90年代，上海想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政府意识到必须去吸引资本，所以必须建摩天楼。这是一种形象战术。这和迪拜是一样的，这是很现实的，资本对于高楼太重要了。在上海，你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大厦拔地而起，而纽约的速度要稍微慢一些，因为建筑师得找地方来建。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对摩天大厦充满热情。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设计环球金融中心的14年中，KPF在本土化方面有什么独特经验？

科恩:当文化和政治在设计中起作用，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并没有去迎合森大厦公司，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调查，认为中国的文化讲求天圆地方，圆形意味着一种和谐的感觉，所以将风洞设计为一个直径55米的圆圈。

我们团队融合了三种文化:日本、中国和美国，日本技术、中国施工、美国设计。日本文化讲求高科技、高品位，组织性和细密性强。森稔先生则是一个有文化感的人，注重与上海本土的融合。中国的承包商是另一种风格。这三种不同态度的人在一起合作14年了，彼此贡献各自的知识和文化，融入环球金融中心。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认为，摩天大楼从经济、环保、安全上来看是不合理的，你怎么看？

科恩:摩天大楼在55层以下是经济的，55层是一个临界点，再高的话，成本就高了。但建高层可以安置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要建一座完全由10层高的楼组成的城区，最终将花费更多金钱和精力。巴黎是我最喜欢的城市，那里有很多6到8层的楼房。但是即便在巴黎，也不得不为了商业考虑，在中心区外的拉德方斯建高层。伦敦，当它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后，就需要比之前更庞大的高楼来映衬了。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摩天大楼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科恩:摩天楼会越来越高，技术也越来越完善，我认为这一过程不会停止。在迪拜，正计划建300到500层的摩天大楼。技术上，建摩天楼不成问题。在亚洲，高楼的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比美洲快得多，有很多的新楼在上海和亚洲的其他城市以极快的速度生长。但这并不是一个竞赛，问题是高度是否有意义。

老实说，上海和纽约比起来，密度还不是很够。如果你在纽约街上走一趟，随处可见餐厅和路边的咖啡小店，而上海还没有这样生机勃勃的街景。所以，上海这座城市仍然在生长，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摩天大厦。我认为，高楼的意义不在于砖块堆积而成的有形高度，而在于提供更多公共空间，吸引大家相聚和互动，就像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陆家嘴的“明信片”式摩天楼做法？

科恩:陆家嘴因它的轮廓线和独特的建筑群而闻名。但问题是，建筑物间隔太远，街道很难跨越。陆家嘴的管理者很清楚这一问题，所以KPF联合了发展商森公司和官员，设计出人行天桥，把割裂的建筑物链接在一起。第一阶段施工已在进行中。

站在城市规划者的角度，陆家嘴优先考虑了在高层建筑中建设金融基础设施，以吸引国际银行。这一战略很有效，上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现在规划师和建筑师又专注于陆家嘴的第二阶段发展，即提升陆家嘴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商业和休闲空间、滨水空间、人行天桥，24小时城市的所有元素。当游览者看到浦东众多建筑群构成的天际线，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仅仅是浦东的第一阶段。更多的精彩在后头，KPF正在积极地参与到这些令人激动的项目和公共空间设计中去。■

（实习记者王诤对本文亦有贡献）（文 / 贾冬婷 实习记者◎蒲实） 是否建筑师科恩KPFkpf主席尤金太多太快高楼事务所建筑事务所专访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