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脑海中的世界

( 布洛德 )

圣人还是凡人

《纽约时报》8月17日的一篇文章说:“广受人们喜爱的作家经常会被新一代的读者重新解读。王尔德在他自己的时代以风趣著称，在当代则成了同性恋符号。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去世很久之后，要接受躁郁症诊断。吉卜林在大英帝国受到拥戴，帝国衰落时，有人批评他是帝国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海明威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令人喜爱、英勇无畏的人，后来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一名沙文主义者而失宠。现在轮到了卡夫卡。”

英国讲师、讽刺小说家詹姆斯·霍斯在《挖掘卡夫卡》一书中考察文学神话背后的卡夫卡。据他说，神话中说卡夫卡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失败者，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绝望、挣扎的人，一个圣洁的人。其实他活得很精神。他有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经常去妓院，小有名气，有一些风流韵事和敬仰者，也有一些污点。霍斯说，迄今无人披露过的是，卡夫卡的书柜里锁着一些配有淫秽插图的杂志。霍斯此举在学术界激起了一场争论，激怒了一些认为这件事无足轻重、被过分渲染的专家——因为那些插图依照今天的标准并不出格，里面还重印了歌德的作品。卡夫卡研究专家史莉瓦丝塔娃（Anjana Shrivastava）在德国《明镜》周刊网站上撰文说:“霍斯呈现出从锁眼里看到的脱下了裤子的卡夫卡……但是把他订阅的带插图的杂志称作色情刊物，就像把海涅的诗比作麦当劳的广告语。”另一位德国学者乌尔利希·魏因齐尔则对霍斯的书表示欢迎，他在《世界报》上撰文说:“这令我们心神不定、感到愤怒，但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高兴。这位文学修士终于从高柱上跌落下来了，表明他跟你我一样，也是一个罪人。”

路易斯·贝格利在他所著卡夫卡传记《我头脑中的广阔世界》中说，卡夫卡是一个身高超过1.8米、帅气、讲究穿着的人，一个很普通的学生，一个善于游泳的人，一个健身操爱好者，一个素食主义者，经常光顾电影院、夜总会、咖啡馆、文学聚会和妓院，在短短的一生中出版了7本书，订过3次婚（其中两次是跟同一位女性），很受雇主赏识、在工作中被提拔过。英国女作家扎迪·史密斯在《纽约书评》上评论该书说:“但这样的卡夫卡令人无法谨记在心，就像去杂货店购物和看棒球比赛的品钦，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老去、成家的塞林格。读者不可救药地希望将作家理想化，卡夫卡的情形则超出了文学的神秘性。他不只是一个神秘的人，他是形而上的。特别相信卡夫卡的无与伦比的读者无法接受卡夫卡是一个凡人的说法。”

扎迪说，贝格利成功地考察了卡夫卡凡人的一面，贝格利考察了卡夫卡写作时间的安排，由此发现了他的一个伎俩。在忠利保险公司，12个小时轮班制让卡夫卡没时间写作。两年后，升到意外保险机构的办公室主任之后，他的上班时间变成了一班制，从8点半至14点半。接着吃午餐吃到15点半，然后睡到19点半，再去锻炼，用晚餐。晚饭后他大概从23点开始写作（每天写信和写日记通常要花两个小时），“取决于我的体力、心情和运气，一直写到一两点或3点，甚至有一次曾写到凌晨6点”。接着想尽一切办法入睡，断断续续地睡到要去上班。这种作息安排让他总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当菲莉丝在信中说他可以更合理地安排时间时，卡夫卡说:“当前的安排是唯一可行的，如果这样令我无法忍受，别的只会更糟，我还是这样忍着吧。”

( 卡夫卡 )

布洛德认为，卡夫卡的父母应该给他一些钱，这样他就可以辞职，去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写作。对此贝格利不以为然，认为他没有看清真相。“卡夫卡没有试着去挣脱办公室和他在家中的房间的双重囚禁，可能是因为他选择了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几个小说家每天坐在桌前写上数个小时。卡夫卡若能有效地利用他的时间，他在保险公司的工作给他留下了足够的写作空闲。他自己知道，实际情况是时间被他浪费了。抱怨公司和在父母家的居住条件占用了大量时间，这成了卡夫卡的一个幌子，使他可以维护他的自尊心。”贝格利说，卡夫卡面临着来自布拉格不大的文学圈内其他作家的竞争，他会比较自己跟同辈人取得的成绩。1908年，卡夫卡只发表了8个短篇小说，而布洛德从20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密友鲍姆已经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比卡夫卡小7岁的弗朗茨·魏菲尔出版了一部颇受好评的诗集。1911年，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恨魏菲尔，不是因为我嫉妒他，但我也嫉妒他。他健康、年轻、有钱，拥有一切我没有的东西。我嫉妒鲍姆取得的成功。为此我感觉我体内有一个正在卷紧的毛线球，从我的身上抽取无尽的细线。”

逃脱权威之路

卡夫卡白天的工作也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使他得以揭露社会机构给人们造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及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限制。牛津大学德语教授里奇·罗伯逊说:“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因为身处组织、机构而形成相应的思维习惯，惯于日常事务使他们认识不到有别于他们的习惯性思维的事情。”可以从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提炼出一个现代职业人士的理想模型，他应该如工作要求的那样，有条不紊、精打细算。《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工作由火车时刻表控制着，他要赶8点的火车，就必须在7点15分前起床，而公司不到7点就开门了。卡夫卡对现代职业人士的表现，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很接近。现代人的工作，既抽象又等级森严。韦伯指出，在官僚制度中，每个官员的任务、职责有明确的分工，所有职责必须按照既定的规则执行，执行时不带个人情绪。这就出现了《在流放地》中军官用机器执行死刑时对犯人的无动于衷。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比梅尔在《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中说，人绝不是一个永远被给定的和固定的东西，相反，人乃是一个可能性的动物。而小说中的军官却由于他的局限性而把自己锁闭起来，在法律和正义的广泛领域，他只局限于刑罚的执行。他没有想到他的正义观中是否有某种可疑的东西，这种绝对的确信导致了他的局限性，他只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其他事物对他来说简直就不存在（比如犯人的痛苦）。军官说:“我的指导原则是，对犯罪无需加以怀疑。要是我先把这个人叫来审问，事情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他就会说谎，倘若我揭穿他的谎言，他就会撒更多的谎。”对一种局限性观点的绝对化就是狂热迷信的标志。他总以为他的观点是对的，完全为这种想法所支配。但狂热迷信者感到自己不可靠，所以他必须不断地确证他的力量，吹嘘自己的力量。为了证实他的力量，他需要大量的追随者。当他再也不能赢得支持者时，他就完蛋了。如果狂热迷信的魔力被打破，盲目的情绪不再被渲染，他就再也守不住了。

里奇说:“卡夫卡的小说探讨犯罪、绝望、审判、希望、救赎、爱情。它遵循想象的逻辑，生动而又抽象得古怪，费脑筋而又不至于引发枯燥的脑力劳动。卡夫卡笔下的世界图景也绝非一片惨淡，仿佛权力的恶果无处不在。”他也探讨了逃避机构的可能的方式。各种机构拥有其权威是因为其中的成员默许其权威，从理论上说，如果人们不再默许权威，他们就剥夺了机构的权威。卡夫卡曾有几句格言谈到希腊神话中用肩膀扛着世界的巨人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曾经想，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地球放下来，然后悄悄地溜走。但是，他也只能这么想想罢了”。有人真的做出了拒绝权威的行动:在《城堡》中，阿玛丽亚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城堡官员索尔蒂尼，目的是叫她去陪他睡觉。村里的绝大多数姑娘会觉得有权的男人如此恩赐是一种荣耀，可是阿玛丽亚不同，她拒绝了。但她反抗权威之后，由于她的家人的关系，仍身陷于权力结构中。她拒绝了官员的要求之后，她的家人就受到村民们的排斥，进而相信自己失宠于城堡了。他们在路边苦苦守候，希望能碰上哪个官员刚好路过，向他乞求饶恕。可是其实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城堡做过什么事情去伤害他们家，或者对阿玛丽亚的违抗有什么具体的不满。他们这么做只是出于对城堡的权威的迷信。■（文 / 薛巍） 文学小说世界脑海中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