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彻尔先生的猜疑和命运

（文 / 李孟苏）

1860年盛夏的某个夜晚，英格兰威尔特郡罗德村，一座典雅的乔治风格的大宅子门窗紧闭，所有人都在熟睡。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分，院子里的狗叫了几声。第二天清晨，宅子里的人惊恐地发现，3岁男孩肯特从自己的卧室里失踪了，稍后有人在佣人厕所的抽水马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男孩的胸部被刺穿，喉咙被割断，惨不忍睹。从现场的情形看不出外人强行入室的痕迹，那么凶手就在当晚睡在宅子里的11个人中。地方警察局一筹莫展，请求苏格兰场援助，于是天才侦探乔纳森·威彻尔被派了过来。他在现场找到一块沾有血迹的女式法兰绒睡袍碎片，据此圈定了嫌疑人——被害人同父异母的16岁姐姐康斯坦丝。但媒体和公众不认可威彻尔的猜疑，威彻尔也没有更多确凿证据支持自己的猜疑，因为属于康斯坦丝的那件睡袍遍寻不着。在全社会的压力下，威彻尔被解职，前途辉煌的职业生涯就此完结，成为这个杀人案的第二个受害者。5年后，隐居在修道院的康斯坦丝突然公开承认她是凶手，特别指明她父亲无辜——之前，老肯特一直被媒体宣判有罪。警察和法官并未再做进一步调查，匆匆判她20年监禁，了结了此案。

140多年后，女作家凯特·萨莫斯克尔（Kate Summerscale）偶然在一本19世纪末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案件集中看到这件谋杀案。案件不必润饰就是精彩的推理小说，具备推理小说所有的经典情节——迷雾笼罩的乡间大宅，尸体，洞察力极强的侦探，屋里所有人都脱不掉嫌疑。体面的主人一家有最戏剧化的关系：男主人肯特先生脾气暴躁，前妻疯了多年终于死了，留下几个忌妒的青春期孩子；续弦原本是他家的家庭教师，性格严苛，和男主人有多年情人关系；此外，肯特还有几个老处女姐妹……

作为《每日电讯报》的文学编辑，萨莫斯克尔深知这桩震惊英国的血案是如何改变了英语文学史，又如何影响了英语国家人们的阅读方式。维多利亚时代恰逢铁路交通蓬勃发展，出门的人喜欢在车站书报摊上买本“耸人听闻的廉价小说”（Shilling Shockers），好打发火车上的时间，只是高质量的小说不多。肯特案适时地发案了，煽起人们的兴趣，也激发了威尔基·柯林斯、狄更斯等作家的创作灵感，纷纷把案情嵌入自己的作品。柯林斯在《月亮宝石》中刻意描写了康斯坦丝蹊跷失踪的睡袍，狄更斯也在《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中借用了康斯坦丝的童年经历。威彻尔成为后世推理小说的侦探模型，《月亮宝石》里的克夫探长、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巴吉特侦探，据说还有福尔摩斯，都看得出威彻尔的影子和破案风格。案件和柯林斯等作家直接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以乡间豪宅为凶案发生地、在场者都有嫌疑的推理小说，并在“二战”后衍生出著名的“妙探寻凶”一类推理游戏。

萨莫斯克尔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决定重新写一遍这个谋杀案。她辞掉工作，先用1年时间查找资料，对每一个细节进行细密的调查，又用1年时间写作，在今年初推出《威彻尔先生的猜疑》（The Suspicions of Mr. Whicher）。

上市后，书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伦敦图书评论》称它为今年最具娱乐性的纪实图书。7月15日晚，萨缪尔·约翰逊图书奖（Samuel Johnson prize）宣布，此书获该奖项2008年度奖。萨缪尔·约翰逊图书奖是英国最重要的非文学类图书奖项，创立于1999年，用以奖励英国境内出版的时事、历史、政治、科学、体育、旅行、传记、艺术、当代思潮等非文学类作品。任何国家的作者，其著作只要以英文撰写并在英国出版，均有评奖资格，因此每年该奖项的竞争者都有很强的实力，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就以《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参加了2005年的角逐。今年萨莫斯克尔和威彻尔侦探的对手之一是帕特里克·弗伦奇所著的奈保尔传记，后者一度得到学界的极高关注。虽然《威彻尔先生的猜疑》才是萨莫斯克尔的第二部作品，但她的实力也不弱，她的处女作《鲸鱼礁女王》（The Queen Of Whale Cay）荣获1998年度毛姆奖，并被重要的惠特笔（Whitbread）传记奖提名。

萨莫斯克尔坦诚借鉴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模式，设置了诸多悬念，“尽可能让此书贴近经典推理小说”，这让《威彻尔先生的猜疑》取得了极佳的商业成绩。仅把此书当侦探小说看，显然误读了它，作者其实想用这个案件来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相面术、阶级势利——它正是毁掉威彻尔后半生的元凶。

100多年来，案件已被讨论多次，康斯坦丝为父亲的开脱让不少人怀疑她是否是真凶。萨莫斯克尔不纠缠杀人者是谁，而是巧妙地把主角安排为破案的侦探。侦探是19世纪中期的新产物。第一个虚构的侦探是爱伦·坡于1841年发表的小说《莫格街谋杀案》中的奥古斯特·杜宾，第二年，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设置了英语国家的第一批职业侦探，共8人。作为其中一员，态度谦和、彬彬有礼的威彻尔享有极大的荣光。他22岁即进入大都会警察局，曾破获苏塞克斯伯爵家藏达·芬奇名画失窃案等轰动一时的大案。萨莫斯克尔写道：“维多利亚时代的侦探，也是先知和牧师在世俗社会的替代品。在不可预知的新世界里，他传授科学，判罪定罪，讲述故事……他将残忍的犯罪变成了智力难题。”

但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观念，警察仍属于劳动阶层，不能指控高于他本人阶层的人有罪，因为中上阶层的成员“不可能”犯罪。

肯特一家便是“不可能犯罪”的好人家。老肯特原是生意人，岳父为皇家文物学会的会员，替他谋了份地位“更上流阶层”的官职：企业审查官。这份职业让他全家过着体面的生活，雇了粗使佣人、客厅女仆、园丁。他的私生活可经不得近看，近看他体面的袍子下爬满了虱子。据老肯特自述，发妻5年内给他生了4个孩子后精神出现异常，但又没有异常到令他放弃夫妻同居权的程度。肯特夫人于1852年去世，之前家庭教师早就替代了她的位置，照管她的子女、家务乃至丈夫。闲言碎语使老肯特升迁无望，还要被迫一次次对官员监督部门做申辩。1853年，老肯特再婚，谣传此时他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家里快用不起仆人了。1860年小肯特被害那年，只剩3个仆人。儿子被杀直接影响了老肯特的收入，萨莫斯克尔调查发现他的年收入只有区区500英镑，远不足以支撑老肯特执著的大宅里的上流阶层生活。

那座大宅子，掩藏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秘密，它们与金钱、情欲、面子、害怕失去尊贵的社会地位、恐惧丑闻被曝光的心态，纠缠在一起。关于这点，乔治·奥威尔在随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中写道，“我国发生谋杀案的伟大时期，大约在1850年到1925年，凶手多为婚外情杀人，“犯谋杀罪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比起被察觉通奸来似乎不那么丢人，对他的事业不那么有害。有了这种背景，这桩罪行就可以有戏剧的甚至是悲剧的性质，使它令人难忘，并且使人对被害者和凶手都感到同情”。

担心的事措手不及地来了，小男孩的尸体撕破了一切伪装。作案动机有两种说法：一说老肯特取消了与前妻所生儿子的继承权，将所有家业交给小肯特继承，偏偏小肯特又百般任性骄纵，同父异母的姐姐遂起了杀心；一说老肯特和保姆发生性关系被半夜醒来的孩子看见，惊慌失措失手杀死了孩子。侦探迷狄更斯认同后一说法。

小肯特被害，催生了一大批“扶手椅侦探”，数百人热情地写信给报社、内政部、苏格兰场，宣称他们“破了案子”，在全英国范围内刺激出对案情的病态热情。这种在奥维尔看来是《世界新闻报》读者才有的“伪善”情绪挟持了媒体和办案机构。萨莫斯克尔认为，威彻尔侦探侵犯了中上阶级的家庭隐秘，揭开了体面背后的错乱、嫉妒、孤独和憎恶。这些霉斑曝于天光之下，既令旁观者刺激兴奋，又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不能容忍威彻尔对康斯坦丝的猜疑，不能容忍一个出身劳动阶层的侦探——本质上就是仆人，站在可以指控女孩为罪犯的位置，因为那女孩属于他们的阶级，甚至不能容忍老肯特被怀疑，整个社会不相信体面的主人会犯罪。但罪孽总要有人承担，于是仆人们被选中来承受道德与法律上的谴责、惩罚。旁观者希望威彻尔指出某仆人是嫌疑犯，威彻尔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猜疑。他触犯了政治不正确的禁区，只有被停职，康斯坦丝认罪后他也未能复职。

威彻尔接手案子那年45岁，侦探威彻尔被公众“赐死”于45岁。他猜疑的康斯坦丝，出狱后销声匿迹，有人说她跑到了澳大利亚。1929年，一位作家重新调查此案，收到一封来自悉尼的匿名信，写满继母虐待康斯坦丝姐弟的细节。她于1944年去世，活了整整100岁。■ 小说威彻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