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志愿者打开的天空

( 陶辛中学初一学生俞祖胜的绘画作品——《福娃进农村》 )

距离

奥运会距离农村到底有多远？陶辛中学初一年级3班的骆珍珍在《奥运与我》的征文中写道: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而言，奥运会只是大城市孩子们所能体会的盛大会议吧！虽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说不出多少，但是骆珍珍说，她2008年最大的愿望是去北京看奥运会，不过她自己也知道这个愿望只是奢望而已。

她的老师何有米间接地满足了骆珍珍的愿望。今年1月份，何有米被选为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奥运会期间将在工人体育馆的拳击赛场当坐席服务员。何有米说，自己很幸运，这个职位离拳击台很近，可以看到比赛。这是何有米与拳击台的距离，她希望也成为自己学生与奥运会的距离。

6月28日，何有米带记者参观陶辛中学，刚好遇到她的第一批学生来拿中考成绩。女孩们带了简陋的话筒围坐在草地上唱歌，几个男孩子在打篮球。她指着篮球场对记者说，“我刚来的时候学校只有一个篮板，最近才修了两块篮球场。今年学校组织了初三年级的篮球比赛，初一、初二年级羡慕得不行，就买了篮球队服套在衣服最外面，觉得自己很神气”。学生们这样的小细节总是能够触动在芜湖市读过大学的何有米，她会不由自主地比较城里孩子和自己学生的不同:“我们学校没有操场，学生都不做广播体操的，只做做眼保健操，跑道就是田边的那块空地，我刚来的时候还长着荒草。”问起她的学生为什么向往奥运会，何有米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小家伙们很单纯、很朴实的，汶川地震有学生一下捐了100块钱，他们还在两棵树上挂满了千纸鹤，他们的感情和城里的孩子是一样的。”体育活动的匮乏与对奥运的向往形成的鲜明反差，让何有米很有感触，她喜欢初一年级的俞祖胜画的《福娃进农村》:“你一定想不到画里的福娃在做什么？他们在锄地、打鱼，干农活。”作为老师和奥运会的志愿者，她总是找机会满足学生们对于奥运会的好奇和向往。

奥运火炬传递到芜湖那一天，似乎也是奥运会离陶辛中学最近的时刻。何有米找来两张当日的《芜湖日报》——那天的《芜湖日报》卷起来就是火炬，她的男朋友贡献了一面奥运会会旗，然后在课堂上，何老师带着学生做了好多面小国旗，学生们分别扮演旗手、火炬手和观众，模拟火炬传递的场面。“小家伙就喊，老师给我照一张，给我照一张。那天照了好多相，玩得蛮爽。”除了这样的游戏，何有米志愿者培训之后会给学生们讲遇到的新鲜事，她还设想请其他的志愿者来学校给学生们讲座，“他们都好厉害，有从外国回来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在何有米看来，那些志愿者代表着另外的一种生活，而她想把这样的生活呈现给信息封闭的学生们。她觉得自己做奥运会志愿者的一个责任就是让这些很少与外界接触的农村学生开阔眼界，既包括奥运会也包括其他的知识。她答应学生参加完奥运会之后，会从北京给他们带礼物。她的学生董小慧想了一想，也不知道该向老师要什么样的特色礼物。

( 何有米 )

奥运会的志愿者需要层层选拔。“你们北京可能很多，可是我们这个小地方，选上了不得了。”何有米的同事董宏明说。整个芜湖农村只选上了何有米一个，当地人对何有米的认识已经不停留在志愿者的层面，学校在喇叭里广播了这一消息，当地的教育电视台也对她进行了访问。她的名字从一个镇传到了另一个镇，成了优秀和人才的标志，这让何有米觉得很“糗”，“又不是救个人”。她更愿意把奥运会志愿者的经历看做是“见世面”，而“见世面”之后，“当然是回来教书了”。

差别

( 何有米把奥运会志愿者的经历看做是“见世面” )

2006年，何有米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一开始她的求职意向是去广州当老师。“我到了广州之后，发现马路好宽，比合肥都好，当时想就是宁可在那儿卖花也不回来了。”事实并不如人所愿，何有米在广州并不顺利，临近毕业的时候，她参加了芜湖县的教师招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陶辛中学录取。

何有米所住的清水镇离芜湖市中心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富裕繁华。何有米对农村的印象就来自于自家的小镇，“我跟我同学说农村好快活，不像电视里演的一样”。当父亲把她送到陶辛镇时，她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我去租房子，不是没有水冲厕所就是没有自来水，妇女在小河里洗痰盂、洗拖把、洗菜，走了一圈之后我就说，爸，我们回家吧”。

生活上的不便还只是刚刚开始，如果不亲自到陶辛中学，没有人能理解学校简介上“地域开阔”四个字的真正含义。陶辛中学在小镇南北路的尽头，只有北面一堵墙，那是这个学期为了迎接教学评估修建的。正面的大门连起南北相对的两栋教学楼，其余的两面就与稻田相连了，一眼望去绿色与天相接，这些稻子“春夏秋冬，总能用多种颜色为校园装扮”。何有米的办公室在1楼，出了门就是稻田，“每天不上课的时候，我就望着这些稻田，我也分不清楚是稻子还是麦子，就看它们一茬一茬变绿，一茬一茬变黄，风吹过时还真的有麦浪”。

每天18点以后，小镇上就没什么人行走了，何有米说，“没有电视看，全镇只有2000户有线电视，当天的报纸也看不到”。寂寞的时候她甚至会盯着外来的车辆研究，“我看它的牌照，看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领导的车”。何有米有时候会陶醉于自己就像书上说的那样扎根农村、奉献青春，可是旋即就会被拉回现实，“我实在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原来觉得过不了这样生活的人都好坏，现在我理解他们了”。

她害怕自己平庸。她不再住陶辛镇，宁可每天花一个半小时转4次车上下班，“回家可以上网，可以看到报纸”。何有米一个月的工资是1007元，而每天往返的车费就是10块钱。她在没课的时候跑去母校旁听日语，“很有兴趣，已经可以读了”。还考各种各样的证书，从心理咨询师到驾驶证能考的就考。

吸引何有米的男孩子是同样在基层“磨”的裴捷鸣，“他兴趣广泛、爱学习，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何有米津津乐道男朋友收集地图的爱好，“最大的乐趣在于比较同一城市的不同版地图，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变化”。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令两个年轻人很有共同语言，他们从去年开始给欧洲各足球俱乐部写信，裴捷鸣提供地址和内容，何有米翻译。记者看到欧洲著名俱乐部和球星的签名和回信已经集到了4本相册，这让两人很有成就感。

何有米当然寻找机会离开，可去年8月份一份志在必得的工作的意外落选令她改变了想法。“不能看低自己，但是自己也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何有米开始尝试接受自己平凡的人生并且学着宽容，“你总是抱怨别人听着也不快乐”。她与学校的董宏明老师成为好朋友，“董老师好渊博，我经常去他办公室听他讲典故”。她开始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我原来会收邻居的旧衣服送给班上的贫困生，后来发现我不带那个班之后他们才开始穿，其实孩子们的自尊心很强”。甚至她体验到了这个职业带来的尊严，“我跟小裴的妈妈在镇上走，有人过来喊何老师，我觉得很骄傲”。

志愿者

奥运志愿者报名之时，何有米还没有从换工作的打击中完全走出来，“那时我正迷茫”。问起何有米报名的目的，她突然不好意思了，“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假，但我真是想做大事，现在如果打仗我就去当兵，和平年代，当志愿者也就是做大事了”。

何有米至今也说不清楚自己那份不经意的表格是如何从1.4万多份报名表中脱颖而出的——她进入了复选。最先反对的是何有米的妈妈，“我妈说，你留点钱结婚吧”。何有米自己也有些犹豫是否要继续参赛，她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最后还是男朋友陪她去了合肥。裴捷鸣说到了复选现场，他就觉得何有米有希望，“进入复选最多的是学生，何有米的工作经验是优势，而且她有亲和力，让人容易接近”。裴捷鸣告诉何有米，要想当上志愿者就得跟别人不一样，这个策略在决选时派上了大用场。“前面很多选手都是老师，讲到自己的优势就是口语好，暑假有时间，可以把经历讲给自己的学生，我一听跟我想的一样。”有一点何有米与其他老师不同，她来自农村。“评委们全抬头看我，我就说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农村不是那么穷，没有你们想象的悲惨。”何有米告诉评委，现在农村的物质条件提高了，可是精神生活没有同步跟上，学生们对奥运会的了解就是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她想告诉学生奥运会离农村并不遥远，不是照片上的，也不是电视上讲的，而是真实的奥运会。说完这些话，何有米预感到自己能够当选，“那个外国评委对我说Good Luck”。

何有米说她告诉学生自己当上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时，学生的眼里都是欣喜，觉得自己的老师很了不起，这让何有米很“心虚”。“我原来的心思不在学生上面，其实他们对我很好，我觉得自己名不符实，对不起他们。”何有米的妈妈也不再反对，“我妈找镇上最八卦的老头讲我要去北京，结果越传越离谱，什么见大领导、见大世面”。

不久之后开始的培训令何有米眼界大开，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志愿者被编成小团队共同学习。“我们这队基本是老师和未来的老师，表演节目很老土，国外回来的人不一样，很活跃。”她给记者介绍每个伙伴的基本情况，哪个大学毕业的、在什么样的大公司工作、在哪里留学、人如何如何好。能看得出同这些人一起工作令何有米很开心。他们也以小团队讨论的形式上课，“一开始桌子都是一排一排的，后来老师让我们把桌子并起来大家围着坐便于讨论”。何有米把这种授课方法搬回了自己的课堂，激发学生们的积极性。

培训也给何有米带来了烦恼，在经济上她不像其他志愿者那么宽裕。“因为是志愿者，费用都是自理的，去合肥的路费就要49元，住宿一夜要100元，挺多的。”何有米说她不能向单位申请报销，“为了照顾我的培训时间，学校已经把我从讲英语调到了讲副课，有的时候还要其他老师代课。我们就是一个农村中学，报销提都不好意思提。”■（文 / 杨璐） 志愿者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