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专利

( 谢寿椿最大的兴趣就是钻研车辆技术 )

诉讼

一辈子与车辆技术打交道的谢寿椿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晚年当了被告，而且“罪名”还是他所坚决不能接受的“剽窃”。2005年4月的一天，谢寿椿接到一份快递，由于退休后经常帮企业解决技术问题，他以为又是哪家企业寄来的技术材料，打开后却让他吓了一跳，“竟然是法院的传票和诉讼材料，我第一次成了被告”。

故事缘起于2003年的一场合作。据谢寿椿介绍，2003年上半年，美籍华人罗斌找到他，请他对一款当时在美国风行的电动代步车设计改进，并发来了图片。“早在5月份，罗斌就提到要申请专利，但我的意见是，做到满意以后才能申请。”谢寿椿甚至在自家的工作室里手工制作了样车寄到美国，但因反复几次修改后仍有缺陷，专利的事情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7月，浙江台州黄岩华阳电动车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跃岩找到谢寿椿，让他帮忙做技术指导，准备生产这款电动代步车，并许诺给他“20%的技术入股”。8月19日，谢寿椿来到华阳公司，继续改进产品设计，“主要是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修改外形”。10月，谢寿椿向李跃岩提出要申请专利，“当时我们俩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我能看到的资料他也能看到，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过异议”。直到后来的12月21日，谢寿椿“因为妻子高血压复发”离开公司，事情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李跃岩告诉记者，这天早晨谢寿椿在“不辞而别”之后的路上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的专利申请下来了，你们不能再生产了。”

接到电话的李跃岩说他“当时就懵了，专利不是双方共有的吗？怎么就成了他自己的？”根据李跃岩的表述，是他先向谢寿椿介绍了罗斌，提出改进这一款电动代步车，并向谢提供了相关材料。“如果没有我们提供的厂房、设备、资金支持，如果不是大家在设计过程中发挥集体智慧，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单凭他一人根本不可能完成。”遗憾的是，到底属于职务发明还是个人发明，这些后来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分歧，在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法律证据。

( 谢寿椿的妻子说，“他脑子里对什么都乱，就是车辆的数据一清二楚” )

华阳公司的代理律师刁玉生告诉记者，认定职务发明的证据有3个:有没有劳动合同？有没有工资凭据？有没有投资凭据？“要命的是，华阳公司一个都没有。”现在讲起这些，李跃岩仍显得很激动，叙述中不时会出现“对天发誓”这样的词句。“浙江的民营企业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一直以来大家之间的合作多以口头约定为主，一次性支付或者年底结算。谢工是我们请来的老师傅，身份是技术指导，不是正式职工，更没必要签合同。”李跃岩告诉记者，没想到当时的信任变成了后来的麻烦，“对于我所敬重的人，无论是用钱还是给钱，不可能好意思让他签字。”

始自2005年的诉讼，华阳公司刚开始是想争回专利权。由于缺乏法律证据，一败再败、步步后退，后来改为争取专利共享，再后来，变成申请将谢寿椿的专利宣布无效。“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争口气，二来也是为了保护自己，防止他反咬一口，回过头来告我们专利侵权。”李跃岩告诉记者，2003年9月至年底，华阳公司生产了一批电动代步车并已销往美国，但后来因为牵扯官司，并且产品本身设计也有不足，市场表现不好就停止了。“这款电动代步车刚开始的确带来了一些利润，但因为生产时间很短，后来生产线作为废铁处理掉，反而亏了钱，自始至终它都不是华阳的主力产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华阳公司不可能为了未来的市场来打这场官司。”

最新的进展是，华阳公司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正在等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虽然已经不再是被告，但作为第三方当事人，谢寿椿也参加了庭审，他说自己对判决结果有信心，“专利是我的，到哪里都废不掉”。

门槛

为什么要将诉讼进行到底？面对这样的疑问，李跃岩有几分无奈。“我不想解释，也根本顾不上这个官司，有人说是诉讼费降低引发的滥诉，但我连诉讼费降低这件事都不知道。老实说，即便是专利争过来了，对公司发展也没有实质性意义。”

6月14日，记者来到台州黄岩。要判断李跃岩的这一番表述，就不得不深入观察一下当地别具特色的经济模式。据李跃岩介绍，台州的家庭作坊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以简单机械制造为主，现今已成为继温州之后的浙江经济活力区，并出现了诸如吉利汽车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

早在1989年，李跃岩就开始进入摩托车制造业，成为当地最早一批投身机械制造业的商人，“那时候还没有吉利”。整个上世纪90年代是摩托车业大发展的年代，“到后来，要上一个生产目录得花四五百万元，遍地的小厂子没有办法，只好跟少数几个大厂联营，贴牌生产”。从那时候开始，买卖品牌成为当地私营企业之间的普遍现象，很多企业被戏称为“螺丝刀工厂”，“根本没有什么专利可言”。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范摩托车生产，并明令禁止异地生产。很多小型加工企业纷纷破产，但很快又重新崛起，因为电动自行车开始流行。据李跃岩介绍，摩托车生产在全国有3个重要板块——台州、重庆、广东，所用模具基本全部出自台州。现今的电动自行车也有3个板块——无锡、天津、台州，其中，又因台州有成熟的模具行业背景而最为发达。

台州黄岩素有“中国模具之乡”之称，这或许是构成其简单机械制造加工行业崛起的基础性因素。“本来电动自行车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就很低，买来任何一辆车，找人画出图纸，再找几个模具厂，不到两个月就能生产出模具，一模一样的车子马上就出来了。”李跃岩提醒记者，他所说的模具厂并不是什么大厂子，“随便从街边找一家小作坊都能完成”。

雨后的黄岩，群山环绕、雾气缭绕，表面的静谧稍稍掩饰了其内在的喧嚣。在李跃岩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一处泥泞的街区，密密麻麻的临街小屋里充斥着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一间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子就是一家家模具厂，一台钻机、一台机床、一个师傅、两个工人就足矣，甚至并不需要招牌，有的一间房子从中间隔开，就是两个厂子。李跃岩告诉记者，即便是大马路旁边竖着大招牌、几百平方米的大厂房，也大多是很多家小作坊的联合体，“只要花几十万元买台机器，放到厂子里找人干活就行，有的厂子有上百个老板”。

今年57岁的牟师傅就拥有这么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厂房，他告诉记者，从15岁起就在当时的国营厂里跟着师傅学做模具，到现在已经有42年了。上世纪90年代，国营厂纷纷倒闭，取而代之的是遍地开花的私营企业。“小的模具一周就能完成，大的也不过两个月。”边说，他拿出利用自己曾制作过的模具生产出来的产品给记者展示，小到保温杯，大到电冰箱和汽车散热面罩，五花八门。

模具行业的高度发达与协作关系的完善，无形中降低了当地制造业的技术门槛。“在这里，每个月都会出来五六款新电动车，最长久的电动车在市场上也不会超过半年，而申请一个专利一般会需要8个月，等到专利批下来，这个产品早就淘汰了。”李跃岩告诉记者，最让他头疼的事，不是如何通过专利来占领市场，而是行业竞争混乱所带来的快速和恶性竞争，“必须要快，才能有利可图。一旦有一款新车卖得发疯，注定在两个月后肯定完蛋，满大街全是这款车。所以，有时候出来一款新车，不得不把仓库存满后再一下子投向市场，能赚一把就不错了”。

专利，对这些运作灵活的私营企业来说还是个比较遥远的概念，“有功夫申请专利，还不如多出几款新车”。所谓新车，也大多是指外形和名字的变化而已。曾经一度，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牌子借用了世界上所有高级汽车的名称，法拉利、保时捷、悍马、奔驰……

即便有过出口产品在国外被诉专利侵权的事情，在当地也只是极个别现象，“电动自行车是中国特色产业，很少在国外被诉”。而在国内市场上，曾经尝试过用专利来保护市场的李跃岩也很快认识到，“打假花的钱和精力远远高于推出新产品的成本，而且几乎没用，永远也打不完”。

行业规范的混乱也为这种无序竞争提供了客观条件，国家相关部门在电动车行业上的标准摇摆不定，至今仍不明朗。“摩托车现在是全国统一标准，但电动车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标准，甚至同一个省的不同城市之间都不一样，城市的城区和郊区又不一样。”李跃岩介绍道，“家里边老婆孩子拿几把螺丝刀就可以组装，哪怕是一天生产一辆卖出去也比挣工资强，城市里卖不动就卖到郊区，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开发。”

命运

显然，对于这些市场运作，谢寿椿并不熟悉，也不感兴趣。这个清华大学机械系1958级毕业生，一辈子最大的兴趣就是钻研车辆技术。

“做事非常认真，但性格倔得很，有时候甚至是钻牛角尖，别人的话听不进去。”这是李跃岩对谢寿椿的印象，“他的图纸全部手画，绝对不允许更改，也不让用电脑画。”其实两人的结识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时，从甘肃省一所机械学校退下来的谢寿椿已经在海南新大洲摩托车厂“打了一年多工”，刚刚辗转来到台州，李跃岩尊称其为师傅。

谢寿椿形容自己是一辈子倒霉。在甘肃教书期间，技工正是那个年代的热门职业，但谢寿椿生性耿直、心直口快，“跟领导的关系总是不太好，跟下属和同事的关系却很好”。直到1995年退休，他虽共获得过18次省级以上嘉奖，但也只做到甘肃省汽车工业公司的技术处处长。

谢寿椿的父亲生前担任过北京铁路总医院的院长，后到清华大学任教。早在谢寿椿18岁那年，他就考取了驾照，后来读书期间还参加了清华大学摩托车队，并在多次比赛中获奖。用谢寿椿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生与车结缘”。退休后，谢寿椿跟同为机械专业老师的老伴儿开始了“打工”生活，先后在多家摩托车厂担任技术顾问，后来到黄岩还被聘为市政府专家顾问，“真正干起了自己想干的活儿”。

2003年底离开黄岩后，谢寿椿就在自家的房子里建起了一个简陋的工作间，天天埋头捣鼓各种电动车。但他并没有努力将这些创造转化为市场价值，反而主要用来“试验和送人了”。屋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轮胎和工具，一盏破旧的小台灯，构成了谢寿椿生活的全部。“每天早晨吃完早饭就下去，中午不打电话叫就不上来吃饭，天天忙活他的车，家里的事儿从来不管。”谢寿椿的老伴儿说起这些并无什么抱怨，“一辈子也习惯了，他脑子里对什么都乱，就是车辆的数据一清二楚。”

谢寿椿倔强甚至略显偏执的性格，被李跃岩认为是这一系列官司中的催化剂，对于这个连他自己也不否认。“我没什么别的特点，就是倔，可能是继承了留德多年的父亲的性格，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什么中间颜色。”靠着退休后四处打工赚来的钱，谢寿椿在上海郊区积攒下了4套小户型的房子，“买的时候不过三四十万元，现在已经涨到了200万元，这就是我现在全部的资产，就是卖房子也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我不能带着一个剽窃者的罪名离开”。

谢寿椿拿出一摞材料给记者看，全部都是3年多来打官司用的诉讼材料，足足有1尺多厚，光是往返北京、上海等地的火车票就有几十张。几十年来的积蓄差不多花光了，最初成为被告时的紧张也已消失，上法庭似乎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目前看来，仍不能判断诉讼的尽头在哪里，双方都把坚持的理由最后归结到“争一口气”上。

稍显意外的是，难缠的官司给双方都提了个醒——用专利来保护自己。2003年还不知道怎么申请专利的李跃岩现在已经知道要让员工签保密协议，外聘的研发老师领工资要通过银行汇款，华阳公司也成为当地申请专利最多的私营企业之一。而谢寿椿，如果算上上世纪90年代申请过的第一个专利，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拥有了10个中国专利、1个美国专利。■（文 / 魏一平） 李跃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