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重大事件

( 2004年12月，玻利维亚冰河学家拉米雷兹在察看已融化的恰卡塔雅热带冰川 )

哲学与经验科学

哲学家们似乎一直在埋头思考那些亘古以来就被提出、但似乎永远都回答不了的抽象的理论问题，不是特别关注现实。于是英国的《哲学家》杂志问当今10位顶尖的思想家:哲学有没有对过去10年间的重大事件和争论做出充分的反应，比如气候变化和后“9·11”的世界？

对此有些哲学家表现得很冷静、很谦卑，美国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说:“对这类问题做出反应并不是哲学的责任，艺术史有没有对后‘9·11’世界做出充分的反应？为什么哲学就应该比别的学科特殊？”

麦金泰尔说:“对于做政治抉择这一任务，学院派的哲学家们大体上并不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和中产阶级们更高明。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很能胜任。问题在于:是谁在为气候变化、后‘9·11’的冲突和全球化买单？答案像平常一样，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的人。哲学家们，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充分关注这个问题，这说明马克思的观点仍然非常切题。”

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哲学对重大事件的反应也许不够充分，但我们这个职业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也不是很清楚。对于气候变化，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开始教授斯多葛派的伦理学。对于‘9·11’，我们应该重温克利福德（Clifford）关于信仰伦理的著名论文。”

( 海草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高过热带雨林 )

但他的药方不一定有效。布莱克本之所以认为斯多葛派的教导有助于我们对付气候变化，是因为斯多葛派倡导禁欲的道德，这样就可以减少人类对自然的欲求和破坏。斯多葛派认为，幸福不依赖外在的物质条件，幸福的唯一条件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外在条件不可能影响智慧而有德性的人的幸福，暴君可以把他关在监狱里，但他仍然可以坚持不渝地与自然相和谐而生活下去。每个人只要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就能获得完全的自由，所以斯多葛派倡导禁欲地面对外部世界，倡导通过教育增强内在的品格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斯多葛派又是一种很消极的人生观，他们认为世界上起初只有火，然后气、土、水等元素逐渐形成，但是迟早将有一场宇宙大火毁灭万物，在此之后世界重新开始。世界历史是循环的，万物都在重复自己，没有改善的可能，自然的过程是严格地被自然律决定的，人的任务就是学会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愉快地接受。这样的话，对气候变化也只能一味地忍受。

彼得·辛格显得有些歉疚和无奈:“早些时候，在它还没有登上报纸头条的时候，我们没有充分关注气候变化。有人那样做了——戴尔·贾米森（Dale Jamieson）上世纪80年代就写了这方面的论文，但它是当代如此关键的伦理学问题，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关于它，写的、说的都不够多。后‘9·11’世界降临得太突然，因此是另外一回事。哲学家们做出了反应，讨论战争伦理、虐囚，对恐怖主义做出了反应。我不知这些反应算不算充分，但很难说还能怎样。”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女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说:“我认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动物权利的问题上有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令人振奋的是理论上的选择日益增多，尤其是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不久前在泰纳（Tanner）讲座上的演说。至于环境问题，总体上说还需要更优秀的作品。全球正义的问题已经开始得到应有的注意，我们一直用于处理这个问题的以国家为基础的范式已经开始受到挑战，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有益的工作，需要广泛的经验知识，因此需要跟经济学、法学、历史等其他学科合作，哲学家并没有一直保持这种合作。但我相信哲学家们现在比以前更能接受经验性的知识了。我愿意看到更多一流学者关注全球正义问题，以便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哲学是通过辩论和论战得到推进的，我们需要各种更有说服力的理论。”

范畴混淆的错误

在大学课堂上，教授们告诉我们，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推敲、分析和制定范畴。范畴是人们据以把握客观世界、表达主观世界、协调主体间关系的基本概念、基本视野和角度。哲学不仅要搞清楚人们实际上已经具有的、已经在使用的各种范畴，还要发明新的范畴，做出新的范畴区分，以此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体、用这对范畴就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休谟区分了事实和价值、“是”与“应该”，以赛亚·柏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麦克卢汉区分了热媒介和冷媒介，康德在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天综合命题”这一新的范畴等等，每提出一对新的范畴都是人类认识的一次进步。

哲学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范畴混淆的错误，提高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能力。对于在当代重大现实问题上人们所犯的范畴混淆错误，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做了典范性的哲学分析:“气候变化和‘9·11’恐怖袭击这样的问题不是真正的特别有哲学性的问题，但是哲学性的思辨能力对这类问题像对其他严肃的理论问题一样有着重要影响，对此我将通过讨论反恐战争的一些问题来加以说明。美国和联军当前的做法犯了两个重大的哲学错误，其中一个有一些很实际的重要性。”

他指出，首先，“反恐战争”这一说法犯了一个范畴错误。根据字面意思来看，“反恐战争”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我们可以说跟德国人或日本人打仗，但是说我们在跟恐怖主义打仗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说跟交通打仗一样。也许有人会说:“好吧，我们是在跟所有的恐怖分子打仗。”但这并非实情，有很多种恐怖分子，但有些恐怖分子我们并不想跟他们打仗，像西班牙的巴斯克族分裂组织和北爱尔兰的恐怖分子。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了理解反恐战争，我们必须弄清“战争”一词的比喻意义。它对我们目前的形势来说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吗？这个说法犯了第二个错误，它是一种哲学家和普通人都经常会陷入的谬误，即以为重大事件肯定有着重大的起因。因为“9·11”恐怖袭击是重大事件，我们就以为它们有着重大的起因，但实际上，就我们所知，并非如此。“9·11”恐怖袭击发生的几年前，具有相同动机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曾发起过一起企图炸毁世贸中心的行动，那一次他们失败了。由于他们失败了，没人认真地看待那一次袭击行动，而他们本应该被认真对待的。几年后，受同样的启示的一伙人，一伙狂热分子，又一次对世贸中心和其他目标发动了袭击，这一次他们组织得更好，也更运气。但是发动第一次袭击的一伙人和发动第二次袭击的一伙人从没有超过几千名成员，也不是大规模的军队，只是因为第二次袭击是重大事件，就以为应该用国际性军事行动来对付它。“实际上，我们正在打击的人跟那些我们先前打击或未能打击的人一样混杂、一样狂热。可是一旦我们宣称我们在打一场反恐战争，我们就授予了他们一种他们先前不具有的地位和尊严，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招募人员的平台。就我所知，基地组织现在的成员远远多于‘9·11’之前。”

塞尔说，另外，从哲学上说，拥有数字概念很重要。“在那个9月11日，大约3000人遇难，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但在美国每天有大约1000人死于抽烟，自恐怖袭击以来应该有大约10万美国人因此遭到谋害。对此采取了一些适当措施，但并没有称之为‘反抽烟战争’或‘反谋杀战争’。我们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宣称要打一场反恐战争，而是应该发动一场系统的、仔细的消除特定的恐怖活动的行动。在阿富汗的打击行动在我看来是非常合法的，打击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因为伊拉克跟‘9·11’没有任何关联。”

齐泽克的回答也表现了哲学家们异于其他学科专家的工作方式:“哲学今天能做些什么？它能对受到生态、种族、宗教冲突等问题困扰的公众说些什么？它的任务不是提供答案，而是说明何以我们把握问题的方式会是问题的一部分，对问题加以神秘化，而不是让我们能够解决它。不仅有错误的答案，也有错误的提问。以这种简单的标准，我认为问题很复杂。不是说哲学没有回答所有的热门话题——它回答了，甚至回答得太多了、太直接了，没有去质疑问题被把握的方式。对宗教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不是一定就得要我们去保卫自由主义民主？严肃地处理生态问题是不是就一定要接受蒙昧主义的新形式？”■（文 / 薛巍） 重大事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