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震区踏访之一——四川甘孜丹巴县和甲居藏寨

从成都到丹巴有3条路，最近的是从都江堰经映秀镇、小金县西，这条路要翻越海拔4467米的巴郎山垭口，地震后至今不通;最远的一条是从泸定经康定，穿过风光如画的新都桥和塔公草原，翻过雅拉雪山，由于地质原因，这条路长期以来路况非常糟糕，还多绕出150公里。于是我只能选择走泸定姑咱镇的大渡河河谷，走瓦斯沟省道211线。

在这条只有100公里的瓦丹路上，黄金坪和猴子岩两个大渡河梯级电站正在修建，巨大的工程车辆在狭窄的河谷中穿梭，被开挖的山体和碎石完全淹没了许多路段。

本来甘孜一带的交通就因为横断山脉的切割而支离破碎，比如著名的川藏公路国道318线。人类与复杂的地貌斗争半个多世纪后，川藏公路最终决定还是“退油返泥”，原因就是巨大的成本和柏油路几乎只有半年的平均寿命。如今由于瓦丹路处于震后打通到汶川的唯一通道，无数车前贴着抗震救灾标语的大卡车白天在峡谷中川流不息（因为落石，峡谷夜间原则上禁止车辆通行），我的车开始时被顶在后面的大货车喇叭声逼得手忙脚乱，由于不断的余震和雨水，瓦丹路成为著名的“飞石路”。透过前挡风玻璃看着一路高悬头顶、裂痕遍布的巨大岩石，最后完全顾不得汽车的损耗，只能越来越频繁地加大油门。

100公里，3个半小时不间断行驶，令人紧张恐惧而精疲力竭。我一度在似乎永远走不到头的烂路上质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在这时来到这个要命的地方？仅仅因为和三姐妹家的一面之缘，或者因为我曾经到过那里？往返丹巴的6天过后开始理解到，这样的危险和不便，对我不过是路过，于当地人，则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个差别有可能是我们在灾后的悲悯和相助之外，难以真正了解他们困境和内心的最后一段距离。

推迟的还贷

( 6月4日， 晒麦子是甲居藏寨降措格西家清晨的主要工作，他家也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 )

清晨楼下尖锐的电锯声打破了甲居藏寨的宁静，阳光穿过藏式木窗照进描绘着彩色图案的房间，接待游客的二三层楼只有我一人。昨晚昏暗灯光下没有细看房间，地胶已经有点破损，被子床单雪白干净。

我是6月1日晚上从成都开车抵达丹巴。来的路上，小拉姆特别给我发了几个短信，叮嘱千万不要住在县城，她家在山坡的坝子上，相对比较安全。2006年来时，三姐妹贷款修建的新居刚刚建成，工人们正往楼上搬家具。小拉姆的外公曾老三坐在门口的台子上，和我聊甲居当年在土司时代的往事。

( 甲居藏寨虽然是丹巴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寨子里的老百姓们其实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农业生活，包括三姐妹在内。图为桂花（左）和大拉姆 )

丹巴和平解放前，甲居本是丹巴巴旺土司王若汉的领地。作为土司的属民，曾老三也随王若汉当了10年的解放军。随着藏民团解散，土司属民恢复农民本色，回家务农。村里人说，1999年之前，甲居还是一个不大有外人进来的封闭寨子，随着2000年后有人开始搞旅游接待，名气才逐步打开。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从寨子门口的收费站前往小拉姆家，短短1里山路，吉普车几乎是在泥塘里漂着，如今铺着柏油的通乡公路在十几天前刚完工，从小拉姆家新房门口一直延伸到几公里外的聂呷乡政府。大金川的夜色逐渐隐没了山村，物是人非。汶川地震没给这栋3层楼的漂亮藏式房子带来什么损坏，曾老三却已经老了。桂花说，外公这两年身体不太行，现在已经不大能说话。

地震给甲居带来的最大影响显而易见。村里过去从3月到10月都是旅游旺季，我到达时村中却是一片漆黑。在厨房灶台边吃晚饭，主菜是一盘很肥的腊肉。养猪虽是本地居民的主要副业，过去普通人家却一年也难得杀一头猪，往往是杀猪后腌制成腊肉，每星期才可能吃上一次。土豆、青笋和茄子则是自家地里种的，很新鲜。桂花靠在灶台边的冰箱上，一边玩手机，一边和我闲聊。作为村里最大的接待户，这个夜晚我却是她家，也是寨子里唯一的客人。

( 曾明富的“驴友之家”在国内颇有口碑 )

三姐妹家不是寨子里最早经营旅游接待的，但瓦丹公路边，丹巴县旅游广告牌上主推的就是甲居旅游，形象代言人正是广为人知的“三姐妹”民居。桂花说，今年先是3月份“藏独”分子闹事，游客一下就不来了，接着又发生了地震。

这个倒退在聂呷乡书记杨玉林那里是这样一组数字:去年，甲居最多一天接待了1320位游客，当天就连县城的宾馆都爆满。去年全年寨子里共接待了5万多游客，每张门票30元，光门票收入就达到170万元。对于拥有3个村，每村不过100多户的甲居，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对于三姐妹家，这个倒退直接意味着今年还完房屋贷款的计划告吹。2006年借来的40多万元贷款利息不高，不过年息5点多，“本来只剩18万元，准备今年就还完，这下完蛋了，只能等到明年再看”。

( 甲居虽然是丹巴县扶持的旅游示范重点，多数老百姓还得在地里“刨食” )

没有改变的农民角色

桂花投入地玩着手机，我都觉得她的语气似乎应该沉痛点才好。在旅游状况最好的去年，三姐妹家的接待收入毛利接近20万元，这可能是她们并不过分悲观的原因。不过在甲居，并不是所有村民都有这样的旅游收入。

( 6月4日，丹巴梭坡乡放学的孩子 )

甲居属于聂呷乡的12个村，从甲居靠近大金川河的山坡往上，依次分为三村、二村、一村。一村的三姐妹家即便在聂呷全乡12村都算经营最好，州里县里干部常来常往，很多都熟络得很。不过桂花说，一村154户人家中，全年经营旅游接待的包括她们家在内不过3户。80%的人家只是在旺季才兼营接待，多数还是大接待户无法容纳时介绍给乡邻的。甲居藏寨虽然是丹巴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寨子里的老百姓们其实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农业生活，包括三姐妹在内。

桂花的二妹大拉姆今年28岁，已是9岁孩子的母亲，也是三姐妹中性格最外向、最活泼的一个。次日早餐时我看到她秀气而晒得黝黑的脸上，鼻子上还有一块晒伤斑印，这些都是高原山地农村生活抹不掉的印记。我后来出门时谢绝了她递给我的棒球帽，因为希望自己晒得黑一点，但发现永远和村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肤色。大拉姆向我“炫耀”她的勤劳:早上起来后起粪浇地，然后帮邻居收割麦子，“一下子就把我的手拉开一道口子”。她伸出手，完全没有城里姑娘的白嫩，满是被土地打磨过的痕迹。用她自己的话说，旅游旺季要做导游，客人来了要唱歌跳舞，现在没人，于是变回农民。“我最喜欢唱歌，给你唱一个好不好？”她最喜欢端起青稞酒铜壶逗客人:“唱了你就要喝3杯。”两天后，我的同事就在她的歌声中被灌下9杯，因为她非要唱3首。闹归闹，完了还要去寨子门口轮班收门票。我回忆起去年寨子门口那些穿着民族服装、招呼着要给我做导游的姑娘，如今都在大门口消失。她们可能就分散在眼前种满麦子的坝子里，在那些弯腰收割麦子的妇女中。

换句话说，其实并不是每个村民都有能力完成这种角色转换。甲居虽然是丹巴县扶持的旅游示范重点，多数老百姓还得在地里“刨食”。二村的麦子已经在收割了，村民们在收割、松土，准备换种玉米，那是牲口的饲料。农耕无疑算是世界上最艰辛、也最缺乏效率的奋斗。有时候再看一眼河谷对面高山悬崖上那隐隐绰绰的小寨子，想象他们几乎还一成不变的生活，不由得感慨这世界有很多抱怨，也还有那么些人在忙于生存。

旅游背后的真实收入

地理决定论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作为甘孜州最东的一个县，丹巴虽然处于河谷中，耕地稀少，却已经是全州自然条件最好的一个县。甘孜大部分土地属高原牧区，海拔高且不适宜农耕。桂花的父亲甲呷泽郎说，国家实行“天保工程”后，他家已退耕还林5.1亩旱地，家里还有3.1亩水田，另外种了10亩苹果、核桃和3.4亩白杨林。这个条件在整个大金川河谷乡村也算不错，而他家最多可以住宿120人，黄金时段的游人有时多达一天400人，根本接待不了。

即便如此，已经60多岁的甲呷泽郎至今还每天给县林业局打工，具体就是看守附近革什扎河的一片人工林。因为做事认真负责，甲呷泽郎退休后被林业局返聘。女儿桂花却说这活现在看来划不来，“每天15块钱，我爸往返一趟，摩托车油钱就要5块。他每天要抽一包烟，买便宜的，中午再去县城吃2两面，又是3块。打这个工，基本上没赚钱”。

不过父亲拒绝了女儿让他回寨子看车的计划。理论上旺季时，一辆来寨子玩的自驾车可以收10元停车费，但每个月450元的看林收入毕竟不会受地震的影响。“国家多年来对我们很好，做人不能忘恩负义。”甲呷泽郎这么说。我曾猜想，作为农民，能拿工资算不算一种“身份”？毕竟村里能拿到国家工资的，不过是村长、书记（有时候兼任）和会计两三个人。虽然一年工资不过3120元（2007年前是1200元）。了解到甲居村民的年人均收入后，我开始猜想，这份城里人看起来少得不可思议的收入，可能也的确是一份从土地中难以轻易“刨出”的收入。

归根到底，现在中国多数地区的农业是靠天吃饭，何况甲居一村海拔2200米的河谷坡地。因为海拔高，一村的麦子和水果就比三村和大渡河谷梭坡一带晚熟一个月。“他们的樱桃卖8块钱一斤，我们的出来了就只能卖3块。”桂花说。好在村里的粮食基本够吃，不用买粮，但农民收入渠道就非常有限。除了打工，卖点水果，近年来就指望靠旅游接待上台阶了。不过近几年看似红火的旅游发展背后，村里人收入门槛之低，还是出乎我的常识。

找到甲居二村村支书曾明富时，他正和一群村民在修建村内的蓄水池。工人中有衣衫褴褛头发脏乱的小伙子，有戴着头帕满身灰尘的腼腆的中年妇女。一天劳务费是15元，看来是本地的标准价格。如果不是县水利局的人介绍，腰间别着个手机套、浑身脏兮兮的曾明富怎么也不像个“村官”，也要和别的老百姓一样务工。因为曾在最早开发丹巴旅游的周小林那里打过两年工，回家后曾明富学会了搞民居接待。受周小林影响，他主要接待对象是“驴友”和摄影发烧友，这些人通过口耳相传，有稳定的圈子。虽然没有三姐妹家那样的旅行社大团可以接待，曾明富的“驴友之家”在圈内也颇有口碑，有稳定的客源。20张床按每床40元计算，旺季时一天最多有800元毛收入。“有了网络，进入了圈子，客源就好办多了。”曾明富说。

甲居现在手机通信方便，唯一缺憾还是不能上网。不过网络带来了客源，也迫使他接受外面世界的规范:不能随便在黄金周涨价。“这个圈子的人对于舒适程度并不太在意，干净就行，对于价格却很在意。如果你涨价，在圈内口碑也就没有了。”圈子是曾明富和外面世界的重要联系，也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40元的费用包括一天的餐饮，虽然吃的未必如何，但毛利实在不多，更何况能住满的时候非常有限。曾明富说，自己一年从旅游上最多能赚到3万多元，远不如三姐妹家，比普通村民却好得太多。

曾明富和后来聂嘎乡的书记杨玉林提供的村民平均收入八九不离十。“我们乡甲居三个村，每年即使在黄金周内，都有20%的村民接待不上一个游客。从甲居一村到山下的三村，去年人均农业外的现金收入分别为3200元、2500元和2200元。”全乡人均收入是2080元。曾明富说：“老百姓吃饭当然可以自足，现在也有了农村医保，不过穿衣、买东西、读书等开销都要从这个钱里出。有的老百姓一件衣服要穿十几年，每一分钱都要省着用。”

投入驱动力

平心而论，6月清晨被薄雾笼罩的甲居也算得上是宁静的世外桃源，山顶浓云如海，村内绿树麦田。每一栋房子，无论内部贫富如何，都粉刷得特别好看。三姐妹家的新居可能是甲居村中最新的藏式房子，她家老宅就在新房下不远。说到这房子，桂花的父亲甲呷泽郎也只记得最后一次修葺是在1993年，至于房子的历史，他说差不多有200多年了。

农村人对于历史和时间的概念可能并不精确，不过大金川河谷一带，甲居的建筑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且不说丹巴那些动辄数百年历史，散布在大渡河、大小金川河谷坡地上的碉楼，就算一栋不起眼的民居，房内一个还在使用的独木梯，都可能有上百年历史。古老的文化因为过去的封闭得以很好保存，改变得最多的倒是村内的公共设施。通乡公路十几天前刚刚建好，沿着新修好不久、1米多宽的水泥便道从一村下去，满眼是美丽而干净的田园风光。所有这些情调，关键得宜于刚刚大为改善的村内交通，而对道路经费的分配也引起了各村小小的争议。

从大金川省道211线分岔通往甲居的盘山公路是几年前新修的。到达甲居的第二天上午，桂花家门口停了好几辆“陆地巡洋舰”和丰田“霸道”，县里集合乡、村干部在桂花家开会商量修路的事情。政府接待也是三姐妹家在游客稀少时的另一项主要收入，一般是年底去县里结账。据说是县交通局局长的干部，客气却坚决地把我拒之门外。据说去年中央台有个栏目报道了村内一些问题，于是所有记者下来采访，干部们都要求去县上登记。矛盾在村里存在，村干部们并不讳言，比如修路。最下面的甲居三村虽然最靠近211公路，毕竟衔接不上，而政府投资的乡村公路却正好穿过一村。在农村，哪个村有好的公路，就意味着更多的游客、生产和生活的便利。上下村干部们看着一村得到最多的投入自然眼馋。“上次我跟县长谈了好几次，他后来当场拍板给我们村把路一次修通，结果几个月后他调离，修路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一个村支书对我说。

毋庸讳言，一任领导一任政策的现象很多地方都客观存在。几个干部和村民谈到这个问题，就提到阿坝州政策延续性强的背景，是“因为阿坝州很多领导最后都到省里当领导了，离任后，以前定下的政策还能继续执行”。“我一年能跟县领导单独谈几次？”长相敦实的二村书记说，“我总要和他联络下感情，混熟了才能有机会反映我们的问题啊。”丹巴全县181个村的村长也许不少人会有类似的困难，哪个村不想多得到些政府的帮助？傍晚饭后，沿着桂花家旁边尚未铺柏油的破碎土路向上走，不过3分钟就是聂呷乡卡岬村。炊烟呛人的夜色中，这里的房屋颜色顿时暗淡许多，大部分房屋甚至还没有亮起灯光。一条道路，几分钟路程，呈现的便是分明的生活水平差异。

乡书记杨玉林解释，因为新修的公路要通往北面的乡政府，所以穿过一村是地理设计上的问题。乡级政府没有财政，拨款靠州县，而来自州县的投入数额令人吃惊。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对聂呷乡投入了800万元景区开发资金，另外国家投资700万元进行的通乡柏油路建设，已经完成11公里，此外还包括180万元投资用于改善村内供水和排水。交通局在桂花家开会，讨论的就是各村修路资金分配的问题。“昨天开会，决定卡恰二村投资30万元，三村投资20万元，一村因为是新农村建设重点，投资50万元。”

当地村民和干部常把“好”和“感谢”的字样挂在嘴上。过多表露的感情一般会让人怀疑，但在甲居，国家对于村里的投入的确看得见摸得着，力度甚至让人吃惊。过去旅游者对于乡村旅游最大的障碍就是村内的设施落后，这个问题同样影响到村民自身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为此政府近年一个重要投入就是对农村的“三改一建”——改厨房、改厕所和改猪圈，建设沼气池。桂花说，政府已给了1300多元进行“三改”，又给了几百元钱建了卫生间。还有一笔经费是1500元钱的沼气专款，可惜她家没有成功，不过钱已经发给各家各户了。这些投入直接让乡村生活的舒适程度大规模向城市接近，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城里游客来村里旅游，也让村里的生活更加接近现代文明。

人文和自然生态之变

6月3日上午，一村村委会主任拉瓦错秀英家，甘孜州负责旅游的副州长胡彬带着州县两级干部正与乡、村干部召开震后旅游现场工作会。按照胡彬的看法，甲居拥有的不过是旅游资源，还没拥有一个真正的旅游产品。每年到这里的游客最多不过数万人次，和同时开发的丽江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游客并没有在这里停留。他认为，这一切最终取决于甲居的基础设施。

政府的投入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改观了村内环境。三姐妹家的新居内安装了卫生和淋浴设备，不过打开水龙头，水微微有点发黄。甲居的水其实很干净，无论哪个村子行走，山上淙淙流下的清泉随处可见。在三姐妹家碰巧遇到丹巴县水利局两位基层干部，他们就是专门来实施那180万元供排水工程的。

胡文军和李永安都是丹巴本地人，他们说，甲居的水可以说是纯天然矿泉水。问题是，水从山上流下，上下村寨的水源天然存在不均衡问题，下面的寨子居民吃水问题还不大，但涉及灌溉就相对缺乏。“虽然丹巴河流很多，但坡地村民无论吃饭还是浇地都用不上河水。溪水虽然过去还算够用，但现在搞旅游开发后马上就不够用了。”胡文军说。

桂花家楼顶装了6个太阳能热水器，但一旦住满客人，淋浴喷头的压力就不够了。旅游激化的另一个问题是排污。拉瓦错秀英是桂花的嫂嫂，也是一村比较大的接待户。秀英说，旅游迫使接待户改造卫生间，排污量也迅速增加。过去排污多数在自家果园菜地，如今游客增加，排污点和垃圾存放都成了问题。过去长期以来上下村用水不均虽然有不平衡，村民还可以认为是地理天然造成，无话可说，如今搞旅游接待后，接待大户家里不但用水多，排污也多，矛盾开始从过去上下村之间的小利益，转移到大接待户和无接待户之间的新矛盾。

县水利局的解决办法是勘探出本地所有水源。胡文军和李永安这两年基本上跑遍了聂呷和格什扎两个乡所有的山地，几乎每一个大小泉眼，从口径到流速都详细记录在案。如今他们已经开始在各村修建蓄水池容纳山泉，再用管道引入各家各户。桂花家卫生间的水就来自政府的这项工程。胡彬说，政府希望发展社会共同富裕，但政府要做的是保证公平，这就体现在公共设施建设上。而公共设施建设的最终目的，还是有一天让老百姓获得自身“造血”的能力。

每一个进步往往跟随着一个新问题。两位工作人员说，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眼界和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没有做这些基础设施，老百姓也没说什么，如今政府投入越多，一些居民的要求也越多。”胡文军举例说，本来按规定供水的管道只引到居民院子，但有些村民非要再接到厨房。公共设施如果继续提供到私有财产层面，国家的投入便会陡然增加。但村民们难以理解国家为什么几公里的管子都给了，进屋这几米还那么小气，反而不满。两位工作人员说，政府投入和扶植需要关注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村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胡彬给出一串数字:甘孜州去年财政不过6.1亿元，却花掉了60亿元。甲居村1500万元的硬投入分配到400户左右的村民头上，几乎是巨额开销，而这1500万元不过是2008年一年的投入。“目前的确存在接待户和非接待户之间的矛盾，但政府只能解决公平问题。投入是为了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最终还是要以效率优先。居民不可能依靠国家直接投入而致富，政府并没有直接利益在内，也没有这个能力。”

富民工程的企业化基础

谈到如此大而密集的旅游投入理由，胡彬强调是震后更清晰看清了旅游是本地一带唯一可行的富民工程:“表面上看，丹巴去年6.1亿元的财政收入，70%～80%来自水电和采矿，但这部分产业主要贡献的是政府财政。旅游虽然这方面比重很小，却能真正把钱留在老百姓手中。”

在水利资源丰富的丹巴，水电显而易见已经是新的经济支柱。丹巴共有5条河流，干流由国家水电总公司开发，但税收县里得不到太多。类似革什扎河这样的支流则可以由地方企业开发，好处是电力便宜。杨玉林说，目前农村用电每度只要0.35元，下一步还要减到0.28元。“水电虽然不是造成这次地震的主要原因，但依旧存在不可知的影响，也涉及不到个人。”胡彬说，“至于工业，这次汶川漩口镇、什邡和绵竹的工业区被严重摧毁，就说明工业不适合我们这类地形。”

为了让好不容易从旅游中得到点信心的居民接待户不要因地震带来的暂时倒退失去信心，胡彬这次不但是来打气，重要的是试图沟通政府加强集团化管理的思路与居民户的个体户状态。政府已经集中投入和宣传，要把丹巴和甲居确定为旅游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但村民个体户的身份在融资和抗灾面前几乎一筹莫展。胡彬在会上最重要的想法，就是旅游的企业化，“我想把开发银行800万元投入（到甲居），但开发银行不会干。银行当然担心投钱给个体户后拿不回来”。胡彬设想，如果甲居能够变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不但资金贷款没有问题，村子变企业，农民也变成了职工。

胡彬的想法是充分调度一些积极的个体对集体的作用，这些个体已经在农村的上一轮开发发展中成为先进生产力，变成贫富差距中富的一方，比如三姐妹家。

意识决定着生产力，总有人会找到出路先走一步。三姐妹家在这个旅游淡季就没有等待，也并没有把多数精力用在肥田种地上。楼下那尖利的电锯声是从革什扎乡请来的木匠们在打家具、装修房子。桂花计划趁没有客人的时候把所有房间都铺上木地板，同时给每个房间都打一个藏式的柜子，为此她谢绝了刚刚从省里来的一个重要考察团的接待。20多立方米木头虽然是通过关系以800元/立方米的低价买到，也要花掉将近2万块，木匠们包吃包住，每天50块工钱。繁复的藏式装饰虽然费时费料，却是本地的特色。“根据我8年多的经验，家庭接待关键是要做精，硬件要好。政府这时候大力宣传甲居，我觉得地震之后会有更大的机会。”桂花说。

但桂花在平衡发展这个问题上却有自己的看法。在桂花看来，甲居154户其实也不可能在接待上发展平衡，她认为未来更高的附加值还在旅游产品，同时旅游也会带动其他服务和种植业，村民在一个统一的管理下有所分工才比较现实。均衡的发展不但会发展矛盾，也会影响过去和睦的乡邻关系。

如果将三姐妹作为一个典型观察，她们之所以能先富起来，可能主要还在于大姐桂花受到的教育和眼界。当初为了供她去成都读书，家里卖苹果凑了几千块钱，妹妹们也都在外打工支持她。小拉姆当时去九寨沟的歌舞团，在县里干部才拿几百块的时候就赚上千元。大学毕业后，全家支持读完书的桂花没有在成都找到工作，她先是去海螺沟打工，之后萌发了开发旅游接待的想法。知识和经历改变命运的故事里曾明富也算一个，同样是在旅游业打工的经历让他眼界开阔，收入先走一步。

胡彬由此才认为，既然教育与眼界决定了现在农村的贫富差距，还要靠先进生产力来扶植与提高落后生产力。他说，在旅游意识上，比如，“老百姓是宁可要今天的5块钱，也不要明天的10元钱”，由此，说服他们自己投入，装修好房子搞接待，对于大部分收入微薄的村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风险。但这部分钱又不能由国家投入，贫富于是才在农村富裕最快的年代拉开了差距。企业化是通过先进生产力来有效组织这些收入微薄的村民，以此走上集体富裕的道路。■ 桂花胡彬丹巴县甘孜甲居藏寨震区甲居藏旅游收入